中国1949年建立的制度原则上遵循了斯大林主义，包括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全面控制，排他性意识形态，对媒体的垄断与操控，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红色中国也是左翼极权主义的延伸。但真正成为中国共产极权经典形态的并不是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主义，而是毛泽东独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领、以“继续革命”为特征、在文革中得到全面展现的动员式极权主义和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结合。
有两样东西，毛泽东式极权主义和纳粹极权主义相当吻合，那就是领袖崇拜和洗脑术。说起来，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比希特勒有资本得多。希特勒只是一个来自底层的青年，借助战后的混乱迅速崛起，而毛是一个在革命斗争中打拼了几十年的枭雄，他的威望有战争年代血与火的经历作为基础。毛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此即“天地君亲师”的中国传统，在这个传统下，毛既被视为红朝的开国皇帝，又被尊为红朝新道统的创立者和唯一的阐释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即便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套说辞也是成问题的，不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但这样的颂歌竟成为文革时代人人会唱、人人必唱的东西，不用说任何大会开幕必唱《东方红》，就是小学生开学，上课前也先要手捧“红宝书”、高唱《东方红》，这成了那个年代最最普遍化的仪式。
当然，这已经是在洗脑。红色中国的洗脑术一点不亚于纳粹和斯大林，而且有很多“中国特色”。中国不但有成熟的新闻控制系统、党化教育系统、群团工作系统，甚至中国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基层组织（工厂车间、农村党支部、街道居委会）都是洗脑生产线的一部分。中国式洗脑还有一个重要武器，就是“革命文艺”。电影、戏剧、音乐、绘画都要传达“党的声音”，都要“歌颂工农兵”，都要贯彻“阶级斗争”原则并给出“正确”图解。阶级偶像化（对工农兵）和阶级妖魔化（对四类分子）是这些艺术作品的共同特点，而其多年的洗脑效果可谓深入人心。再偏僻的农村也可以看到《秘密图纸》、《夺印》、《白毛女》和《冰山上的来客》，人们对“阶级敌人”的想象就是从这些“艺术作品”中获得灵感的。这就不难理解，文革中的杀人者何以真的相信自己制造的恐怖的真实性。用杨继绳的话说，这是“政治愚民杀政治贱民”。[38]可谓一语中的。同样可以理解，为什么被屠杀者会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因为阶级妖魔化发挥了邪恶而可怕的作用，它让被迫害者自惭形秽，丧失了任何反抗意识。
领袖崇拜和洗脑术的极权主义功能已如上述。但是，从组织形态上讲（特别是从屠杀何以可能发生的角度看），毛泽东的动员式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乃至斯大林主义却有很大不同。
毛本人并不十分看重秘密警察，而更看重“群众运动”。这和毛革命年代的经历与经验有关，也和建政后毛对官僚化、等级化、“革命意志衰退”不满而要寻求一条继续革命的“新路”有关。文革之初，毛泽东的目标本来是摧毁旧的国家权力机构，把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拉下马，方式是动员群众起来“造反”、“夺权”。如此形式的“大民主”可谓开了极权主义运动史的先河。经过一年多的混乱，毛开始收拾残局，建立由军代表、“表现好”的干部及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这个过程跌宕起伏，充满了冲突。而文革中的屠杀大部分发生在这个时间段。有研究者认为，这恰恰证明了如下一点，即屠杀现象的不断发生，乃是国家控制力减弱的表现。苏阳就指出：“文革的本质是摧毁地方政府，然后予以重建，这一点使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遭到重创，公检法系统一度陷入瘫痪。”由此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阻塞了上传下达的信息渠道，这使得基层出事时上级部门即使知道了也为时已晚”。“北京的中央政府大唱阶级斗争高调，这是它当时解决眼前的问题——如何建立地方政府，解散群众运动——时喜欢采用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集体屠杀的倡导者，至少它对集体屠杀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正如政策语言所示，中央也认为地方的极端暴力现象是局势混乱的标志。就此而言，集体屠杀的发生又表明文革时期中央政府无力左右地方官员的行为。”“所以，假如不把国家视为统一的整体，而是视为一个各级行动者的组合体，那么集体屠杀就不单是国家的鼓励或国家权力的失灵造成的，而是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文革中期集体屠杀的悲剧，其根源即在于这种国家鼓励和国家权力失灵形成的悖论。”[39]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有见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正是文革屠杀发生期间国家地方政权的非常态性质，不但进一步凸显了文革乃是意识形态杀人这一本质，也连带解释了毛泽东动员式极权主义所导致的一系列独特后果，这些后果，在纳粹和斯大林主义那里反倒是看不到的。比如，毛鼓励“造反”和“大民主”，试图替代变质的斯大林主义的“人民民主”，结果却空忙一场，不但导致整个社会空前的“无法无天”（非法治、无政府状态），且在许多地方演化出五花八门的“群众专政”。道县就有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道县屠杀中的一些被害者就是经此类“法院”判决而被残杀的。[40]
屠杀可以解释希特勒纳粹的根本和历史，文革的整体逻辑却非屠杀所能概括，虽然文革屠杀照样罪孽深重。
如何面对历史的罪恶
屠杀是一种罪恶。然而，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如何面对历史的罪恶”仍是中国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德国。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的“华沙之跪”非常著名，那是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来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者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在凛冽的寒风中，他突然双膝跪下，向灵魂祷告，为当年纳粹的罪行向所有受难者表示忏悔、谢罪。用勃兰特自己的话说“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面对百万受害者，我只做了在语言力不能及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做的事”。[41]因为这一跪，勃兰特赢得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也为德国人重新赢得了尊严。
当然，德国人自我反省的历史并不平坦。虽然战后纽伦堡审判影响深远，但并没有解决与大屠杀有关的深层认知问题（纽伦堡审判毕竟是由占领军主持进行的，当时亦不具备条件做这种认知清理）。东西德的分裂也延迟了对纳粹屠杀的反省。特别是在东德，共产党领导人竟然宣称纳粹是资本家的帝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是压制工人阶级的阴谋，言外之意就是东德的共产党政府同前纳粹没有任何瓜葛。承担了第三帝国全部责任的是战后阿登纳领导的西德政府。然而，即便是在西德，学界和教育界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回避纳粹屠杀问题，生于慕尼黑、在联邦德国接受中等教育的费舍尔就回忆说：“我自己的中学历史书中对1933年到1939年的‘疯狂的犹太仇恨’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在述及国家社会主义对欧洲的控制一章中，关于‘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只有三句话，上面写道‘在这些年中，希特勒做出了对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数百万犹太人惨死在集中营里，这些残酷的谋杀都是在最严格的保密状态下执行的’。不用说，课堂上更不会考虑去讨论这一问题”。[42]难怪像阿道尔诺这样的德国思想家都对此种情况表示不满。1959年阿道尔诺写过一篇评论，标题是“完成过去的工作意义何在”，他要问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人如何和自己的过去真正达成妥协？这位思想家自问自答曰“过去只有当其诱因在现今被完全克服时，才可能被征服”。显然，德国人远没有完成这项任务。[43]
今天的德国，在反省纳粹历史罪行、拒绝历史重演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步。1985年，联邦德国议会甚至通过法律，规定对同情纳粹、煽动政治仇恨的言行进行制裁。漫步今日的柏林街头，随处可见各种标志，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这样的标志，既包括刻意保留的柏林墙片段，也包括纳粹时代的监狱遗址。而在柏林的德国现代历史博物馆，勃兰特华沙之跪的大幅图片被放置在大厅十分显眼的位置。也许，奥斯维辛是德意志民族永远要背负的十字架，但只要这个民族敢于面对它，就总有自我救赎的可能。
那么中国呢？文革屠杀当然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痛，但令人遗憾且焦虑的是，中共执政者至今拒绝对此作出反省，甚至害怕让国民知道真相。本文反复引证的道县、大兴等屠杀材料，都不是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提供的。大兴屠杀真相的保存，是一位叫遇罗文的中国公民个人努力的结果，而遇罗文的哥哥，就是文革初期写了著名的《出身论》而于1970年被枪杀的遇罗克。为调查大兴惨案的真相，遇罗文曾去了刚刚开放的北京档案馆，结果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我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44]无奈之下，遇罗文只得多次到当年的屠杀地实地考察、采访，才算留下了一份历史记录。道县屠杀材料之所以相对丰富、完整，则完全是一个偶然机遇促成的。1984年5月，在改革开放、相对宽松的背景下，湖南零陵地区成立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抽调1300余名干部，对当年道县及其周围10个县市的杀人事件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这些调查材料是不对外公开的。好在湖南文学刊物《芙蓉》要把道县屠杀调查作为“拨乱反正”的典型，才有了青年作家谭合成1986年写出的10万字纪实文学手稿。然而，后边的事情可以想象，这部手稿根本没有可能发表。等到谭合成的书《血的神话》终于在香港问世时，已经是25年之后的2010年了！谭合成自己解释为什么要把10万字发不出来的手稿变成50万字的一本厚书——
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甚至40年也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集体意义的忏悔和真正意义的精神复活。很多应当对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负有更多责任的人在铁的事实和血的启示面前，坚决地闭上了眼睛！
知情者和幸存者正在一天比一天少地消失着。我们该怎么办？
那些不愿意回忆的人，希望时间能把所有痕迹消灭殆尽。我们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对别人灾难的旁观者，我，那样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所做的一切，那样恐怖，那样血腥，那样骇人听闻，那样丧失人性，几乎到了我们智力难以理解的程度！我不由自主地扪心自问：如果置身于当时当地，会是杀人者还是被杀者？这确实令我不寒而栗！既然命运让我窥视了这一切，我就无权保持沉默！除了把真相说给这个世界听之外，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不能让后代人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文过饰非的、是善于遗忘的、是麻木不仁的、是庸碌无能的、是沉默寡言的、是愚蠢的、没有灵魂和尊严的！[45]
谭合成的担当精神令人击节。
那么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拒绝反思呢？难道他们不知这是惊天动地的民族之痛？
多少年来，当政者集团对待历史问题，向来采取“过去的就算了”，美其名曰“历史宜粗不宜细”，而主张“一切向前看”，这在邓小平年代曾经是拒绝历史反思的柔性招牌。后来“特色论”兴起，且在江、胡时代越演越盛，对文革的解读居然变成了伟大祖国“在曲折中前进”。再后来就是遮天蔽日的“中国梦”，干脆讲“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所有这些说辞不过是为了掩饰一点，那就是当政集团其实明白，曾经发生的历史罪恶是不能公开向国民认账的，这种认账会危及自己的统治。
这正是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的区别。
然而，无论如何，出于维护权力的私心而阻止历史真相的挖掘和讨论，是可耻的。
为了维护一党江山而让整个民族在犬儒式无知中沉沦，是可怖的。
历史记忆或失忆，均有特定的节奏。2008年我到访德国，深感那个国家治理的高水准和普通民众的友善。事实上，文明的景观可以在几代人之间发生改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曾经群星璀璨，辉煌无比，那是一个产生了哥德、席勒、贝多芬、黑格尔的时代，那时的人们大概想不到100年后纳粹的猖獗。而今在民主的、发达的、有教养的德国，你又很难想象就在这个国家，70年前纳粹冲锋队曾经在街头横冲直闯、向着路边行人和咖啡馆内的顾客横扫……。为了让中国也从罪恶的历史中走出，必须让我们的年青一代知道过去。我本人近年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每当看到学生热烈的求知渴望、而他们对文革的了解竟如此之少时，一种责任感总是油然而生。当然，说到底，极权主义是造成所有这些灾难的根源。结束这种灾难，最根本的是要改变灾难产生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体制性条件。
（2016年1月11日完稿于新泽西）
【注释】
[1]当政的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一直对文革中的屠杀现象讳莫如深，也不允许对该问题进行公开的研究和讨论。鉴于这种情况，关于文革屠杀的有限资料，几乎都是在香港或海外其他地方出版的。据我所知，文革专家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出版社2002年版）是直接以大屠杀命名的研究文革屠杀现象的首部中文著作。该书收集了文革期间发生的湖南道县屠杀、内蒙古内人党血案、广西四二二剿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广西宾阳惨案、北京大兴惨案、云南沙甸事件等多宗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在单项事件的揭露、研究方面，谭合成的《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版）、启之的《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是非常优秀、难得的著作。
[2]拥有对抗能力的个人或群体间发生的相互杀戮，不叫屠杀。
[3]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中文版，页1399。
[4]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页561。
[5]“四类分子”的提法在文革中还有许多变化，比如“黑五类”、“黑七类”、“11种人”等等，通常是地富反坏再加上右派、资本家、反动军官之类，各地叫法、政策有细微区别。
[6]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页344。
[7]这个定义参考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学者苏阳的提法，他按照Valentino的观点，把集体屠杀（Mass Killing）界定为“故意成批杀害任何一个非战斗团体的成员（施害人所认定的团体及其人员）”。见苏阳《“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感谢宋永毅教授提供相关文稿。
[8]以上材料转引自宋永毅《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读苏阳的“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感谢宋永毅教授馈赠文稿。
[9]见克劳斯·费舍尔的另一部著作《德国反犹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页355~359。
[10]同上，页425~427。
[11]引自苏阳《“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
[12]见启之《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页380。
[13]这个批评是通过中共中央1969年5月22日批示传达的，见同上书，页390。
[14]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页89。
[15]同上，页92。
[16]同上，页95、118。
[17]引自遇罗文《文革中的北京：大兴县骇人听闻的屠杀调查》，博讯网http://www.boxun.com/forum/201001/qingshui/46250.shtml
[18]见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页49。
[19]见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页61、74。
[20]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页433。
[21]同上，页437。
[22]同上，页438。
[23]同上，页444。
[24]同上，页446。
[25]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页66。
[26]苏阳《“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
[27]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页63。
[28]同上。
[29]费舍尔的书对此亦有详细记载和讨论，见《德国反犹史》，页438~442。
[30]见遇罗文《文革中的北京：大兴县骇人听闻的屠杀调查》。
[31]这两个试验在西方很著名，米尔格玛还专门就此写过书（Stanley Milgram，Obedience to Authority，New York，Harper &Row Publisher，1974）。费舍尔的书也对此做了详细引证和讨论，见《德国反犹史》，页447~449。
[32]引自E·佛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页32、34、547、548等。
[33]人性恶问题还有更广泛、深刻的内涵，其哲学人类学含义也不仅限于攻击性所揭示的“死亡本能”之类。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有着复杂的历史生成、互构和演进关系，并影响到人类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和社会整合行为。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本文从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拙著《经济行为与人》或《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中的有关论述。
[34]比如，阿伦特不适当地强调极权主义的非功利性、作为运动的永恒性，她也不理解一党体制对极权主义重要的结构意义。见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
[35]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页361。
[36]同上，页371。
[37]同上，页336。
[38]见杨继绳为谭合成道县屠杀著作写的序言《鲜血使人猛醒》。
[39]苏阳《“文革”中的集体屠杀：三省研究》。
[40]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页30。
[41]见互动百科词条“华沙之跪”。
[42]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页500~501。
[43]转引自同上书，页505。
[44]遇罗文《文革中的北京：大兴县骇人听闻的屠杀调查》。
[45]见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页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