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上小学时正赶上文革停课闹革命的乱哄哄年代。中学生参加红卫兵，革命造反，破四旧，打砸抢抄无恶不作，犹如德国30年代国家社会党的冲锋队。那时妹妹读小学，每天无所事事，跟在大哥哥大姐姐们后面看热闹。每天回来都向父母汇报所见所闻，比如今天看到游斗谁、谁家被抄，都要绘声绘色地向父母描述。她心中就盼着自己快快长大，也去“革命”。
后来复课闹革命，小学生也成立了红小兵组织。那时，小学生加入红小兵，都是由老师和班干部决定。然后在一张大红纸上写上光荣榜三字，再在下面写上一串名字贴在墙上，就算加入了组织。
凡是加入了红小兵的人，每人都会发一个标志为印有“红小兵”字样、红底黄字的袖标。如果将红袖标戴在胳膊上，就会感到非常的神气、自豪和光荣。就有资格参加一些社会上的“革命”活动，比如在马路上设卡，挡住行人，要对方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放行。
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崇敬、忠诚、追随，红小兵的自谦词是：“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那时，能够加入红小兵组织，应该是一个小学生最神圣而崇高的奋斗目标。因此，妹妹也非常渴望也能加入红小兵，也佩戴红小兵袖标与标志牌。每次公布前她总是期盼着红榜快点贴出来，但每次红榜上都没有她的名字，她总是希望而来，失望而去。
后来，老师终于告诉了她实情：“有个别班干部，反对你加入红小兵，说你爸爸当过伪职员，政治上通不过。”
妹妹加入红小兵组织的希望彻底破灭。女孩子不和她玩，男孩子总欺负她，连放学回家没人和她相跟，她数次为此号啕大哭。
妹妹直到小学快毕业时才参加了红小兵，组织上终于认为她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天，她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文革时，各地语文课本每一课的开头都是“最高指示”，封面大多为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占了课本的大部分内容。课文内容充满了阶级斗争，例如《阶级斗争永不忘》：
爷爷七岁去讨饭，
爸爸七岁去逃荒。
今年我也七岁了，
高高兴兴把学上。
毛主席教导牢牢记，
阶级斗争永不忘。
这是那时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册中的第一课：《阶级斗争永不忘》。那时的孩子都是七岁上一年级，当时课文中最共鸣的是那句“今年我也七岁了”。但是，有的孩子从小没见过爷爷；也未听说过家里有谁曾要过饭；也并未听说谁去逃过荒。所以，感悟不深。而伟大领袖，大家都是信仰的，所以背诵时都很虔诚。
记得还有一篇课文是《贫农大爷来上课》：
红小兵，
地头坐，
贫农大爷来上课。
资本家，
狗地主，
害咱穷人代代苦。
干革命，
把枪拿，
毛主席领导打天下。
红小兵，
心里亮，
阶级斗争永不忘。
不知道那些家庭出身地主富农的孩子背诵时是什么感觉？那种精神压抑一定会摧毁他们弱小的自尊。
还有一篇小学课文《日本小朋友无限热爱毛主席》，更增强了孩子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
………
这位十二岁的小朋友在日本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常常告诉她：“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日本人民要解放就要读毛泽东的书，走毛泽东指引的路。”她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无限热爱毛主席的红色种子。
一天深夜，爸爸和妈妈正在认真领会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教导，突然，几个便衣特务闯进来，伸手就抢《毛泽东选集》。这时，他们的共同心愿是：“命可以不要，毛泽东的著作不能丢。”爸爸、妈妈和特务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被打昏了。这位小朋友趁机把《毛泽东选集》藏了起来。爸爸和妈妈刚一苏醒过来，就问：“毛泽东著作被抢走了吗？”当女儿把红光闪闪的革命宝书捧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把孩子紧紧地抱在胸前，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
记得妹妹曾经问我：“哥哥，日本鬼子是怎么知道他们家有毛主席著作的？”我说：“也许是邻居举报的吧！”“日本鬼子真可恨！”妹妹说。
文革时的小学算术课，满篇是阶级斗争和大好形势。例如：贫农王大爷借了地主周扒皮多少斤粮食，利滚利，一年后要还多少？红旗公社粮食亩产10000斤，明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问有多少斤？
妹妹的算术不好，有一次竟然算反了。贫农李大爷借了一百斤，两年后才要还60斤；反修大队粮食去年亩产2000斤，今年成了700斤，老师让她好一通反省。她痛哭流涕说是自己阶级斗争觉悟低，后来父母也去学校检讨才算过关。
那时的作文，常见的题目是“我的家史”，这时学生都要回家问家长。几乎所有家长都是胡编的，因为结局都相同。凡是解放前去世的老人，都是因穷“揭不开锅”饿死，或“被地主资本家逼死”的。
妹妹曾问爸爸是什么成分，爸爸想了一会说“就算城市贫民吧！”，因为我们家在抗战期间即已破产，爸爸童年是孤儿，生活也很悲惨。妹妹眼泪汪汪地问：“爸爸，你一定是生活不好才到我们家来的吧？”
家史，每个人要到讲台去念。一次，老师问一个同学；“你的作文呢？”同学怯生生地说：“没写，不知道咋写。”老师故意大声说；“你可以写你爷爷是怎么给帝国主义当走狗，奴役人民的。”全班哄堂大笑，那位同学趴在桌子上一直哭到下课。
轮到“三猴”念家史，他大声说他爷爷抗美援朝时和美国鬼子搏斗，被打伤两根肋条，击毙多名美国鬼子。一个同学听了哈哈大笑，老师问他笑什么，他说，我们大院都知道，他爷爷是被美军俘虏后，通过交换战俘才回来的。老师立即训斥“三猴”：“你怎么可以隐瞒历史，胡编乱造？什么感情？什么立场？”
这还不算夸张，可笑的是一个叫“黑头”的小子，他说：“我爷爷带领解放军进攻归化城，是从城南面攻入的！”又有同学们大声反驳：“我听父亲说，归化城解放时根本没有战斗，国军早就和平起义了。”老师说：“你闭嘴，这里要的是觉悟，而不是真实。”
那时，小学也开始学习英语了。老师说，我们都肩负国际主义义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我们要解放他们。
英语课是由俄语老师代授，那个老师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一天，老师进行主语替换练习，说的是谁谁谁有什么东西，又用“红缨枪”“大刀”“长矛”这些词，来提问同学们。有个同学怯生生地回答：“我有长矛，你有长矛，我们都有长矛。”呼市口音“矛”和“毛”是一样的三声，女孩子懂事早，大多推说：老师我不会！
老师把“干头”叫起，他大声地回答“我有毛，你有毛，我们都有毛。”全班哄堂大笑，老师笑的趴在讲台上。
文革时期，拼音填汉字是语文课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拼音填汉字时，出过许多笑话和悲剧，这里举两个实例：
1、将汉语拼音tababashigemangren译成汉字。有人译成：他爸爸是盲人；有人译成：他爸爸是忙人。老师也不知对还是错，只好打了个大大的“？”
2、将汉语拼音guangchangshangsongliyizuomaozhuxidiaoxiang译成汉字。应译成是：广场上耸立一座毛主席雕像。有一同学将“雕”字写成了“刁”。结果地主成分的爸爸替他背黑锅，扫了好几个月大街。
那时，小学的体育课改为“刺杀课”。每人一支木头红缨枪，前面有两个稻草人，都是大鼻子，歪嘴斜眼。一个帽子上画着美国国旗，另外一个画着苏联国旗。学生们手持红缨枪，老师大喊一声“对准美帝国主义——”学生们就大喊一声“杀——”；老师又喊“对准苏联修正主义——”学生们又是一片奶声奶气的“杀——”。
妹妹的红缨枪是我给做的，做法很简单。先用锯，把30厘米长的木棍锯出形状，用电工刀进一步削出坡度，然后在下端用烧红的火柱烫个窟窿，找一根细木棍插进去，钉上钉子就行了。有的家长不会手工活，就给孩子找根棍子练刺杀，孩子很自卑。
为了给妹妹做红缨枪，我把家里铁锨把锯下30厘米，然后照猫画虎做了一个红缨枪头。做好后，把她高兴的一天不离红缨枪，上刺杀课时喊得“杀”声音比原来大多了。后来，爸爸发现家里的铁锨把被锯短了，恨不得要打我。
文革泛政治化的“接班人教育”，塑造了一代青少年共同的政治价值观、群体人格和社会心理基础：景仰革命和造反，崇尚斗争哲学，期待使命降临，期待“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狂热地崇拜领袖，不惜牺牲自我，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路线”。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下，教育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展到“阶级斗争应当成为学校的一门主课”，最后发展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反修防变”而强烈地灌输阶级仇恨，使一代人因喝“狼奶”而变的冷血。
我们虽然离开了那个疯狂的时代，但那个可怕的幽灵依然笼罩在我们的头顶，而且随时都有僵尸还魂的可能。我的多灾多难的祖国，我仍为你深深地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