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中，我最喜欢孟子。孟子虽然被冠之继孔子之后的“儒家”第二人，但孟子显然在政治主张方面和孔子有很大的不同。孔子主张“德治”和“礼治”，广受历代统治者之喜爱，孟子则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仁政学说不受当时的诸侯们待见，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
如果放到当下，孔子大概相当于体制内的学术权威，而孟子更像著名的公知大V，前者为帝王统治献计献策的同时也想规制帝王，后者则更独立地发声和批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跟位高权重的人说话，要藐视他，不要把他的显赫地位和权势放在眼里。千载悠悠，孟子的这句名言一直在给中国的书生们打气鼓劲，譬如我吧，每次看到这句话都会浑身激动起来。
然而遗憾的是，“说大人，则藐之”的书生毕竟罕见，2000多年来也没见到几个。历史上所谓的“忠臣”都够不上孟子的这个标准，他们虽然敢于直谏、甚至不惜以命死谏，但毕竟还是要向皇帝老儿跪着“上折子”。他们是不敢“藐皇上”的。
这，并不难理解。2000多年的历史中，除了秦朝一统天下之前的春秋战国、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的三国演义以及清末至民国之间的那段岁月，其余的大一统局面下，人口流动是被禁止的，书生东奔西走于诸侯之间的自由时光不复存在。
也就是说2000多年的多数时间里，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机会是不多的。首先面临的就是饭碗问题，这是人生存于世间的头等大事。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时候，“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说得倒是挺好听，但另一种更真实的说法是“吃谁的饭，听谁的话”。不听话不得食，那不仅是自己会饿死，妻子儿女也会成为饿死鬼。
没有选择之下，自然就会催生投机取巧、拍马溜须之徒。说大人，则夸之颂之舔之……“大人”一开心，可以多赏点肉汤甚至肉骨头吃。于是，一大帮奴才和太监就随之而生了……
我有时不免去想，假如孟子迟生一些年、生在秦国统一中国之后，他还敢“说大人，则藐之”么？要知道那样做的风险极高，不但是没饭吃的问题，而且是要被砍头的。例如那么敢言的鲁迅先生幸亏没活到1957年，否则他也将面临重大选择。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有这么一段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1949年中共的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在国共两党争斗之间享受较大自由空间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自由一点一点地被挤压殆尽，每个人像螺丝钉一样被固定在一个单位里，不允许自由流动和“跳槽”，“吃党的饭，听党的话”成为一个必须牢牢记住的诫令。那些在1957年上了毛泽东的当跳出来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全都倒了大霉，一个个被打成“右派”，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
之后又是文革、89……总之，知识分子的骨头被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基本打断了，很少有还挺直不弯的了。犬儒遍地，奴性深深地渗入中国人的血液里、基因里……后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赋予每个人更多选择机会，人的自由和尊严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提升。互联网的普及更是进一步启蒙并强化了民众的权利意识。“说大人，则藐之”又多了起来。一切都在好转趋势中，令人对未来有更多的乐观期待。
然而最近两年形势急转直下，在21世纪的今天，在可以凭自己能力吃自己的饭、不用“吃党饭”的今天，却看到一支支颂歌横空出世传唱网络上下、一些人大代表（其中两位是律师）讲述自己见到最高领导人时的紧张万分、激动不已和语无伦次，我只有苦笑并感到悲哀。当一个律师都表现出这般奴性来，你还能对建设一个公平、法治的民主国家感到乐观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