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笔写此文时，我扫了一下各大网站的新闻，发现在山东非法疫苗案牵动全国人心的时刻，依然是习近平在占据着头条：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统、讲如何落实十三五规划……
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责任部门站出来承认自己监管失职，没有任何一个官员站出来道歉并引咎辞职。看得出来，包括卫生部长在内的大小官员们都在装睡或者装死。
这样人命关天的质量事故放在日本，责任人不会是装死，而会是自杀以谢天下。在2008年沸沸扬扬的日本“毒大米”事件中，作为“问题大米”中间商而被曝光的奈良县广陵町米谷销售公司的社长不堪重负，在家中二楼卧室利用吸尘机电线上吊自杀身亡。该社长曾将从三笠公司购买的中国产“问题大米”伪装成奈良国产，然后贩卖给当地的点心生产厂家。
“毒大米”事件2008年9月5日被曝光，随后启动的调查好似一股强劲的旋风。半个月后（9月19日），日本农水省事务次官白须敏朗和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太田诚一相继引咎辞职。
其实，所谓的“毒大米”是日本作为工业原料从中国购入的，这些大米中含有超标的黄曲霉毒素及杀虫剂甲胺磷。当初农水省与三笠公司签订合同，规定这些大米仅限于工业用途。但该公司为谋取暴利将这批“毒大米”伪装成食用米卖给酒厂、学校、医院等单位。
要知道，这批“毒大米”虽然流失到民间，但并未造成一人中毒和死亡。因此事件曝光后，农林水产大臣太田诚一曾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问题大米）并不是什么值得惊慌的大问题”。然而他的这番话招来尖锐的批评：“真不象话，难道要等死了人才算大问题吗？”
不过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让日本人胆战心惊的“毒大米”，却是普通国人天天吃的优质大米。因为，中国的优质大米的甲胺磷含量限定为0.1ppm，而日本的“毒大米”的甲胺磷含量为0.02ppm-0.06ppm。两者甲胺磷含量相差数十倍之巨！
日本“毒大米”事件爆发后，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完全是在看笑话，没有趁机查验中国市场上潜在的大量毒米、毒酒以及毒奶粉，给中国普通消费者一个可靠的交代。结果同年（2008年），中国爆发“三鹿毒奶粉事件”，数万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结果是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辞职，石家庄市一干官员被撤职。当然，这些被撤职的官员稍后都被重新启用。其中李长江获任全国“打黄扫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距他因“三鹿毒奶粉”事件辞职仅一年时间。
我在《李长江们的“复出”逻辑》一文中对此予以嘲讽：我当初认为，李长江再无翻身之日了，恐怕只能在良心的折磨中度过余生了。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政府竟然这么快就启用李长江，而李长江竟然也接受了。这两个“料不到”，实在突破了我对政府信用底线以及人的良心底线的预设。颇具讽刺的是，李长江新职是领导全国“打黄扫非”，让我不仅要揣测政府的用心：难道是要让李长江将功补过，管好民众精神消费品，去抵补对于民众生活消费品的监管不力么？
我本人从去年底赴日交流访问3个月期间，和日本人聊起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说自己在国内如果不是实在万不得已不会去餐馆吃饭，因为确切地知道那些蔬菜会有农药超标、那些油极可能是地沟油。我自己讲时很不好意思，日本友人听后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日本任何一个餐馆吃饭，是不用担心这些问题的。
这些年，中国人已经成功地将造假遍布了整个社会，从吃的、用的到药品，都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因此有人称中国社会为“互害社会”。其中生产商道德的堕落、底线的沦丧，是不争的事实。但更关键的是政府部门的监管失职，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重大质量事故，已经让这些监管部门彻底失去了公信力。
比较中日两国官员在质量事故之后的命运走向，就知道问题根源所在：在民主社会里，不管因为何种原因致使公众利益遭受侵害的官员，唯一的选择就是道歉辞职，离开政治，另辟人生道路。他知道，在汹汹民意面前，恋栈不可能，日后复出也基本无望。那里是选票至上，政客们匍匐于民意脚下，而在这里，一切唯权力马首是瞻，权力最强势，它总是公然漠视和强奸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