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0月，波恩知名的糖果公司哈里波（haribo）都要举办儿童节日。孩子们可以捡板栗和橡子换糖，还可以玩各种游戏。其中一个游戏是在一个小纸片上画画，然后让工作人员制成胸牌。女儿先给自己做了一个，然后为她的朋友们做。我先做了一个唐诗配画，然后做了几个求助牌——写上“SOS”及地址电话，打算制成胸牌后让女儿随身带着，以备急时之需。
我环视一圈，发现全场的大人小孩，只有我在做这两种牌子。这是因为我来自中国，总是想着“寓教于乐”，也总是担心孩子的安全——尤其是近日从微博及微信中看到孩子失踪被害的新闻，我和大多中国家长一样揪心疼痛，也由人及己，誓要尽心保护孩子。
用心良苦不等于行事正确，更不等于孩子就应该接受。我花了不少功夫做完这些牌子，尽管女儿也帮我拿去制作，但她明显没有兴趣多看一眼。回家以后，她把自己做的胸牌或别在衣服上，或送给朋友，我做的就一直躺在抽屉里。我甚至猜想，如果我没有做这些，女儿会更加高兴。毕竟她知道那是爸爸特意为她做的，她可以视而不见，但也略微有些尴尬。
其实女儿挺喜欢背唐诗，也接受过不少安全教育。明年她就要上小学了，幼儿园把她和同龄的孩子集中起来进行学前教育。我还以为学前班就是教写字和数数，问了女儿才知道，首先是让孩子们认识街道和学校，教他们如何过马路，如何安全乘车。而且，这都已经是重复学习了，老师已经多次带他们外出。幼儿园没有园车，外出都是乘坐公共交通。第一次上车之前，先进行模拟训练，学习如何上下车才不摔跤。
每一次听到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的声音，女儿都很留意区分它们的声音，询问相关的细节。有一段时间，她还让爸爸妈妈陪她玩电话求救游戏，变换各种角色和场景，乐此不疲。
有一次在街上看见警察，我对女儿说，万一你走丢了，可以向警察叔叔求助。女儿说，也可以找警察阿姨啊。我听了很高兴，因为这不仅纠正了成人语言中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而且证明她在思考。
扬州一个7岁女孩被陌生人带走杀害之后，网络上疯传帖子《这十个问题，一定要考考孩子！》。帖子写得很用心，把孩子可能遇到的危险分为十类，每一类又设想四五种情形，分别给出指示，让孩子们一一记牢。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些答案大多正确，但是我看了之后，第一个感觉是，这么多标准答案，孩子们背不下来。其次，就算背下来了，也不一定能应用。有些情形不能吱声，有些情形要大喊救命，有些情形还要假装爸爸妈妈在旁边，用正常声音对空气说话。虽然孩子的理性思维也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他们主要还是在情景中学习，而且需要反复练习。女儿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儿歌《小白兔乖乖》和自家屋门上的猫眼联系起来。
花上足够的时间反复排练，我相信大多孩子都能够把这些答案记住。但是，就像我女儿对SOS胸牌的兴趣远远小于随手涂鸦一样，孩子们未必喜欢认真扮演这些角色。而且，这些危险、阴暗、凶残的情景，也不应该让孩子们长时间反复面对。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既要学习避开危险和黑暗，更要感受安全和光明。
孩子们必须学习避免危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危险都要他们来处理。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生存空间，是成人社会的基本责任。奇怪的是，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一谈到孩子自保自救，家长们趋之若鹜；话题转移到促进社会承担责任，大家就无言以对，甚至表示反感，宣称不要什么都怪社会，甚至谴责把育儿问题政治化。
首先，既然大家都认为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很重要，那么就不存在“什么”都怪社会的问题。其次，政治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秘怪物，政治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让生活更安全、更舒适、更自由，就是人类组成社会、国家的全部理由。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让孩子安全而快乐地成长，就是最大的政治。即便是安全教育，也绝对不是家长考孩子十个问题那么简单，而是需要从教育政策层面着手的社会系统工程。
对于孩子来说，十个问题太多了。对于成人社会来说，保护孩子的安全，一百个问题都还不够。我们不能搞反了，将无数个问题抛给孩子们，却对社会管理不置一词。如果有人写一个帖子《这十个问题，一定要考考官员！》，也在网络疯传，而且也真能问到，那么孩子只需要记住一小半答案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