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在学校调皮，老师家访表示不能原谅。家长趁孩子进屋的时候，给老师包了红包，老师推托再三后收下了。继续交谈，宾主尽欢。临走时，老师把学生叫到面前说：“这次老师就原谅你了。如果下次再调皮，你说怎么办？”八岁的孩子撇着嘴说：“又送钱呗！”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这是近二十年前的故事，那个孩子的父亲是我曾经的同事。后来听说他去了国外留学，再后来听说找了个不错的工作。想必那个尴尬的红包并没有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腐蚀掉他幼小的心灵。很有可能，看在钱的份上，遭鄙视的老师仍然给了他足够的照顾。
这就是治理红包问题的困难之处。尽管人人都讨厌它，甚至觉得它已经成为整个民族脸上的污点，但是它也实实在在地在发挥效力，至少没有坏处。似乎唯一可以阻止它的，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正是在这点上，当代中国人很难过关。
不久前，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哲学教授史蒂芬·T.阿斯马(Stephen T.Asma)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红包问题体现了中美两国彻底的文化分歧。午餐桌上，美国人认为，给孩子的医生送红包是不道德的贿赂，因为这是在寻求医生偏袒自己。中国人回答说：“当然会让医生偏袒。这就是目的啊。”当一名美国人试图居中调和，建议中国人可以等手术成功后再送红包，而不是事前送，中国人惊呆了——当然必须得事前送。
中国人强调说，“我们此刻正在努力保护自己的孩子。”阿斯马教授写道，“在中国人看来，像抽象的原则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永远不能跟孩子的幸福相提并论。”
阿斯马教授最终讨论的是外交问题，认为中国实用主义甚于美国，这里且按下不表。之所以想起他的文章来，是因为教师节前后发生了两起叫人跌破眼镜的事。扬州一个幼儿园老师在微博里晒家长送的大闸蟹，表示“我更喜欢人民币”。黑龙江一个小学老师没有收到礼物，竟然用了一堂课的时间训斥学生“没人性”，要求重新选一个“懂事”的班长。
这些“奇葩”言行引来群情激愤，随后两个老师都受到学校的处分。不过老实说，她们受处分不是因为收受礼物，而是因为跟礼物有关的不当言行。在这些故事的背后，是教师、医生和记者普遍的收礼现象。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腐败行为。但是，和官员动辄上万甚至数十上百万礼金相比，这些行业的礼物或礼金大多在千元以内，追究起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还让人觉得不公平。
在总统涉嫌受贿700欧元即被告上法庭（法庭最终判决受贿罪不成立）的德国，教师收礼的确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非常讲究礼节的社会，朋友聚会带一瓶酒或一束花是常事儿。每年圣诞节前，我们都会考虑买点小礼物，向孩子的老师表达心意。跟大多中国家长一样，这种感激是真心诚意的。但是我们被告知，值钱的礼物老师不会收，所以常通就是花一两块钱买一小块巧克力。
但是有些来自中国的家长不买这种“虚伪的道德”的账，他们的理由是人同此心，只要做到足够的保密和信任，德国老师也会收礼，收礼之后也会对你的孩子特别照顾。有人给我举了一些“成功”送礼的例子，劝说我不要相信德国人那些鬼话，而要为孩子的未来考虑——当时女儿刚上幼儿园，因为语言不好遇到诸多困难。
此外，大多德国幼儿园按照上一年的家庭收入来收费。因为我来德国第一年是访问学者，没有收入，幼儿园免收学费，我也很想有机会补上。
正好有一位德国朋友是小学教师，我特地向她请教。她回答说，最好连巧克力都不要送。就她的经验来说，收礼只会增加老师的负担。如果无法拒绝收下家长的礼物，为了表示没有因此而对学生有所偏袒，老师在和这个学生接触时会特别谨慎，甚至故意疏远来保持清白。
我发现幼儿园欢迎家长捐赠钱物，又发现那里的童书比想象中少。于是，我打算给幼儿园捐几本童书来表达心意。为了不和已有的童书重复，我叫上女儿一起去逛书店。当我将用礼品纸包装好的十本书交给园长的时候，她一边感谢一边说太多了。
那些都是女儿喜爱但还没有机会看的书，她期待和小伙伴们一起看。然而她失望了。据她说，我们送的书一直被搁置在屋角的一个柜子上面，连包装纸都没有拆开。
我猜想并非老师不欢迎捐书，而是要避免因此制造任何差别对待。如果女儿因为和小伙伴们一起看爸爸送的书而感到骄傲，那么这就对别的小朋友不公平。为了达到平衡，就有可能形成家长捐书比赛。我希望女儿上小学之后，新来的小朋友可以看到那些书。
我并不认为德国的老师都是天使下凡，而且相信“人同此心”的说法。至少从那些进入中国或者跟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企业看，外国人在行贿官员方面并不比中国人更有道德。因此我非常担心，这种依靠“虚伪的道德”维系的公平原则，终有一天会被实用主义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