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他们和邓小平的共同点既在于结束阶级斗争，致力国民经济，又在于共同维护党天下的政治体制。他们的思维方式很难突破共产党人的局限，更不消说还带有毛时代留下的历史阴影。党内民主派的致命弱点在于：其一，他们要的只是党内民主，并非是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其二，他们头脑中的民主只是抽象的理念，或者说类似于平等、博爱那样的理性精神，而不是可以诉诸操作的政治程序；其三，他们对于商业文明虽然并不反对，却又茫然无知，就像他们对于西方的价值体系，只认同马克思主义，不知道还有更加广阔的人文世界和更加深邃的人文传统。非常有意思的是，党内民主派的这种弱点，同样是党外知识精英所短。无论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拔了头筹的郭罗基，还是声称民主不能指望恩赐、只能靠自己争取的方励之，其人文根底几乎都没有超过青年马克思的人文框架，就像周扬、王若水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里谈论人道主义。党内民主派和知识精英对于民主这种极其粗浅的共识，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发生的“六四”学生运动，致使整个学潮把民主只当作口号，茫然于民主是一种什么样的操作程序，茫然于民主的操作程序理当如何实现。
民主与其说是一种理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操作的程序。就民主政治的历史而言，民主大都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实现，很少经由暴力革命达成。因此，说民主是要争取的，犯了两个常识性的错误。其一、民主不是像共产主义乌托邦那样，是一个通过奋斗去获得的什么成果，而是一个经由各方政治势力折中协商、自然而然妥协成的政治运作程序；其二、争取民主的说法，由于把民主当作一种理念，很容易流于毫无操作性可言的空洞无物，还不如为自己争取一张选票来得切实。当所有的民众都要求一张属于自己的选票时，那么即便不提民主一词，民主也已经在其中了。要求一张选票的诉求，不是把民主当作理念，而是让民主成为可以操作的程序。政治游戏的奥妙，不在于理念的如何美好，而在于游戏规则的切实改变。倘若1989年的中国人知道民主其实是政治操作的程序、而不只是一种理念，知道民主的程序在历史上通常是经由改革而“恩赐”的，而不是通过造反有理争取到的，那么那年的历史进程就会很不一样。
假设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最高权力构架没有跟邓小平发生冲突，更没有被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号称中顾委的元老权贵集团给灭掉，演进到后来，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党内民主派和商业文明派的互相冲突和彼此制衡。党内民主派的优势在于道德标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标高有成为商业文明批判者的趋势；在诸如平等、博爱、如何关注弱势群体、如何关注失业人群之类的问题上，与商业文明派分道扬镳。党内民主派的这种政治走向，既有类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又跟同治中兴时的清廷清流势力相近。同样可以对照的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商业文明派，会越来越接近同治中兴时代的曾国藩、李鸿章们。务实者治国也同时致富，务虚者忧国忧民之际，以两袖清风的道德优势，成为指手划脚的批评者。彼此互相制约，形成一种实做和言说的平衡。倘若没有邓小平的存在，赵紫阳和胡耀邦、商业文明派和党内民主派，很可能会发展出如此一派有类于同治中兴式的政治局势。可叹的是，中国人连这样的中兴气象都没能享受到。其中的戏剧性，又可归结为：成也小平，败也小平。
应该承认的是，邓小平虽然具有独裁品性，但并非毛泽东专制百分之百的继承者。邓小平至少从三个方面，试图走出毛式专制的历史阴影。其一、不让子女和家人染指政治权力；其二、倡导退休制度，废除终身制；其三、强调集体领导，终止家长制从而杜绝“家天下”的可能。邓小平与党内民主派尤其胡耀邦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从来不从理念上思考问题，而是擅长于从程序上着手操作。当邓小平告诉胡耀邦他所设想的退休计划时，绝对不是在像毛泽东那样演戏，而是坦诚，而是信任。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只是忘了同时告诉胡耀邦，这样的政治设想只能诉诸只做不说。比起深谙政治操作之道的邓小平，胡耀邦天真得几近孩童。
渴望党内民主、并且行事也有民主作风的胡耀邦，由于缺乏民主乃是程序自然生成的政治常识，由于不懂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通常只能做不能说的奥妙，手舞足蹈地把邓小平的退休设想四处传播。同时，在接受一个跟他一样天真的境外记者的采访当口，又稀里糊涂地透露自己和元老集团某公的南辕北辙。倘若是两个性情中人私底下的谈天说地，这场采访无疑相当生动，并且童趣横生。无奈这番无心快语传到元老集团诸权贵的耳朵里，却成了听者有意，不仅成为胡耀帮犯上的把柄，而且给胡耀邦的政治生涯连同邓小平的退休计划，双双造成致命的后果。仅就新闻而言，无疑极具爆炸性；但政治人物的任何不慎，都会酿成难以挽回的意外事故。邓小平退休计划首先要触犯的就是元老集团的权势，胡耀邦只消有点政治斗争常识，就会避之惟恐不及。在媒体跟前的如此口无遮拦，与其说是泄露了不该泄露的机密，不如说是暴露了自己是个政治上的糊涂虫。在中国这么个具有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任何动静，全都敏感得有如政治地震，并且还会造成牵一发动全身的不测后果。能做不能说的事情一旦诉诸言说，那么设计得再周到，也不得不放弃从而不得不流产。仅就个人的人格而言，胡耀邦无疑是个人情味十足的政治领袖。但问题在于，历史不是由人格创造的。
邓小平设想的退休计划，用民主政治的标准衡量可以说平淡无奇；但置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置于毛泽东帝王式终身专制的前车之鉴，置于如何启动党内民主的操作程序，无疑是个举足重轻的政治举措，再从现实的政治利益上考量，这个退休计划显然会触动一大群党内官僚尤其是元老集团的切身利益。基于观念的争执，最后都可以找出理由存疑；但来自利益的纷争，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调和的。民主，倘若仅仅是一个理念，人人都可以高歌入云。但民主一旦触动当权者利益，谁也不肯相让。即便是很高兴邓小平退休的胡耀邦，一旦面对共产党要不要退休的尖锐课题，也很难像接受邓小平退休那样乐意。毛泽东的“家天下”被否定之后，共产党的“党天下”已然成为党内各派、各个利益集团的共识：无论请谁退休，也不能请共产党退休。
赵紫阳也同样不愿让共产党退休。80年代后期，知识界和半官方的智囊们曾大力宣扬新权威主义。不管这个主义是否把最后的目标定为实现民主，也不管这个主义的现实针对性是否在于请老权威邓小平退休、让新权威赵紫阳登基，其用意也在于继续维护“党天下”。在“六四”20周年纪念前夕出版的赵紫阳秘密谈话录音中，赵紫阳为自己、为“六四”学生运动所作的最大辩护是：没有人想推翻共产党。学生没有这个意思，知识分子也没有这个意思，他赵紫阳本人当然更不存有这个念头。赵紫阳没有说错。举国上下，整个学生运动连同卷入的知识分子乃至平民百姓，都把这场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学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认同“党天下”的共识底下。这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喜剧。
虽说邓小平的政治人格接近蒋介石，其政治能力却有如袁世凯。邓小平与毛泽东、孙中山等造反有理之徒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喜欢依靠群众运动推动历史前进。邓小平取缔大鸣大放大字报，可以说是害怕群众运动，也可以说是对自己充满信心。邓小平理解的党内民主无非是：退休制度，集体领导，轮流上台。这可能是邓小平重建“党天下”的基本构想。邓小平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步。这一步无论就党内民主而言，还是就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而言，都应该算是稳妥的、踏实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因为不要说普通民众，即便是自以为最精英的知识分子，都还不曾弄明白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要说80年代的中国民众和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到了2001年，中国人依然茫然于民主到底是什么。他们对美国乘客面临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时投票表决是否反抗，大为惊讶：民主，原来是这么回事！平心而论，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低劣的人文基础，邓小平以“党天下”为前提所跨出的这一步，似乎并不算太小。
问题在于，历史的脉膊从来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且不说太多的偶然因素，就以汹涌不已的人文思潮而言，“党天下”的历史合理性也正默默地遭受着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因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依然算是开创，但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早已成为世界潮流。许多共产党国家，都在不约而同地被这股潮流推向民主政体。
1984年10月的国庆游行队伍里，学生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邓小平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遗憾的是，邓小平只看到对他赞许的民意，没看到这声招呼背后的潜台词：赶快管管学校里那些不学无术的领导，改改陈腐的教育体制吧！8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之中：一方面是社会的天之骄子，一方面是校园里的低等贱民；一方面接受着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解放冲击，一方面忍受着从衣食住行到知识习得再到思想自由的重重压抑。其时的大学党委书记，基本上沿袭毛时代的人事方针和治校模式，清一色的大老粗，党委领导一切。难得轮到个把知识分子当权，只消稍有改进，便成为改革开放的明星，匡亚明、方励之等名流，就是这样斩露头角的。至于学校机构，更是臃肿不堪。不要说学生怨声载道，就连80年代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都被校园里的生存环境（比如筒子楼）和陈腐制度（比如职称评定）压迫得怒气冲天。80年代的莘莘学子，因此成了最具革命性的一个族群，致使80年代的中国高等学府，不知不觉地变成引发社会震荡的火药桶。
及至学生运动爆发，高高在上的邓小平却只知道使劲压下去，根本不明白，根子并不在于学生要跟他邓小平过不去，而是被学校压得受不了。解压的关键，与其说在于权力最高层是否实施政治改革，不如说在于学校当局能否平息学生的怨恨和怒气。受了沉重压抑的学生，没头没脑地把气撒向街头，撒到广场上，不管找到什么借口，都会兴冲冲地拉起游行队伍。因为只有走向社会，才能恢复他们天之骄子的尊严；被堵在学校里，只能永远感受没完没了的屈辱。1919年的“五四”学运，起因于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失败。80年代的学生运动却是缘自学生在学校里过于压抑，哪怕没有借口，也要找出借口上街游行。1986年的上海学运，起因不过是学生和纠察在公众场合发生了冲突。这样的冲突，在校园里曾经发生过无数次；这样的冲突，引发出学生在校园里遭受种种屈辱的记忆。学生运动的这种起因，邓小平不知道，学生也不会说。学生需要在政治上文化上提升自己游行动机的品位，不愿降低到不过是因为自己在校园里受气。邓小平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把历次学生运动，全都等同于当年的红卫兵运动，从而动辄站到学生的对立面，成为凶神恶煞。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和学生运动的过节，其实是一场无焦点冲突。学生和邓小平在要不要民主问题上发生冲突的说法，乃是事后的追加。事实上，彼此谁都说不清楚什么才是民主。一个只做不说，一个只说不做。邓小平永远也说不清楚，他的努力其实就是在迈向民主，只是以他的方式，以他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方式。学生只知道民主是个叫起来十分响亮的口号，并不懂得民主程序应当如何操作。学生更不知道，民主不啻是政治制度，同时也是生活方式。上街争取民主，远不如在日常生活中习得民主更加意味深长：哪怕一起反抗歹徒，也需要投票表决通过。
倘若学生运动和邓小平之间，纯粹是彼此间的误解和误读，那么并非是个无解的历史死结。问题在于在两者之间尚有各种冲突，各种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地搅作一团。其中，尤以元老权贵集团与邓小平、与胡耀邦、与赵紫阳之间的你死我活，最为醒目。
以中顾委名义凌驾于最高权力形式之上的元老权贵集团，既代表各自的家族利益，又代表邓小平时代的党内既得利益官僚。这类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每次都代表了最腐败最反动最凶残的一方。邓小平在放手让儿女致富之际，还得考虑考虑对国家应负的责任；这些元老权贵基于纵容自己家人谋取权力、掠夺财富的考量，在权争中全然聚焦于自身的利益得失，根本不在乎有无道德操守，有无党纪国法。他们本能地痛恨以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民主派。因为这些人物过于清廉，从而对照出元老权贵们的形象太不堪。他们可以容忍赵紫阳的致富经济，但前提是首先让他们的子女富起来。他们施压于邓小平，不让他以退休名义，把整个元老权贵集团一古脑地拖下政治舞台。就此而言，胡耀邦的失言，实在是既大意又轻率。胡耀邦或许以为，大家都是革命同志、革命战友，并且全都受过毛泽东专制的迫害，没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胡耀邦倘若抱有如此天真的善意，那么真是大错特错。且不说他人，即便是当初被他从囚笼里平反出来的山西革命老醋，一旦事关切身利益，根本不念旧恩旧情，照样落井下石，无情打击。
权贵集团的重拳出击胡耀邦，在邓小平应该是挥泪斩马谡。不管怎么说，被泄露的退休计划触犯了全体权贵的利益，那也是一种众怒难犯。邓小平不得不做一下一百八十度转身的政治体操。这在毛泽东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可以做得天衣无缝，诸如打高岗、反右派，但在邓小平却做得笨手笨脚，竟然找了个纵容学生运动的借口，罢免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胡耀邦对学生运动的温和姿态，不过是重复了当年北洋政府善待“五四”学运的方式，并且同样诉诸爱国的名义，邓小平却硬是将胡耀邦与学生运动捆绑到一起。让胡耀邦与学生运动共进退，邓小平由此埋下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伏笔。
不管事后如何申辩，赵紫阳面对胡耀邦的下台，心情复杂微妙。赵紫阳的经世之道，有类于晚清的洋务大臣李鸿章：报效国家的同时，并不拒绝香车宝马，那根高尔夫球杆挥得比谁都来劲。因此赵家公子随着邓家儿女有样学样地步入官商行列，对于赵紫阳来说，并不突兀，只是与胡耀邦的自甘清贫对照起来，有些难堪而已。再说，胡耀邦在政治上的天真，正好又是赵紫阳的有所不为。其实，不要说在朝的当权者和肉食者，即便是按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天真的胡耀邦在共产党这个诡异透顶的官场是否胜任也确实成问题。但这对赵紫阳来说，却无法如此旁观。道理非常简单：唇亡齿寒。而且殷鉴不远，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接着又被他人驱逐出局。长于以商业文明头脑治国的赵紫阳，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显然不像是个行家。当年曾国藩面对左宗棠咄咄逼人的挑战，远甚于赵紫阳捉襟于胡耀邦的对照，却能够如如不动，始终不与左氏计较。倘若曾国藩处在赵紫阳面临胡耀邦被罢免的境地，很可能会在邓小平面前长跪不起：您老人家把我也一起拿下吧。这在政治上叫做同进共退，在攻略上叫做以柔克刚。遗憾的是，赵紫阳于此所作所为，正好相反。早在1984年，赵紫阳就背着胡耀邦给邓小平以及元老集团写信，对胡耀邦有所微词，更不用说及至胡耀邦落难之际，赵紫阳惟有跟着落井下石。赵紫阳不仅不懂得什么叫做唇亡齿寒，而且也不懂得什么叫做以柔克刚。邓小平的政治人格一向以至刚著称，偏偏朝中没有一个至柔可加克之。赵紫阳做不到，胡耀邦就更不用说了。
元老集团的还击，不止在于除去胡耀邦，同时又放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李鹏，顶入赵紫阳转任总书记之后留下的总理空缺。去胡入李，不只是胡耀邦的悲剧，也对赵紫阳构成极大威胁，更是邓小平权力布局的滑铁卢。李鹏者，周恩来夫妇的养子也。这厮继承了周恩来什么都不是的品性，却丝毫没有周恩来什么都是的本事。李鹏入阁，重启共产党白痴治国的祸患；而赵紫阳的转任总书记，则有如狗逮耗子、猫看门一般的错位。赵紫阳是个长于治国的重臣，并非是个具有力挽狂澜气魄和雄才大略心胸的政治伟人。在“八九”学运所激起的权力角逐中，赵紫阳的作为仅仅是守住了道德底线，无论于改变政治格局，还是于创造划时代的历史篇章，全都乏善可陈。至于赵紫阳手下的幕僚，可谓鱼龙混杂：既有“六四”后身陷囹圄、矢志不移的铁骨铮铮之士，又有在海外坑蒙拐骗、吃喝嫖赌的鸡鸣狗盗之徒。手下跟班的良莠不齐，多多少少折射出赵紫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复杂性。
20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