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
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够坐把国事蹉跎？
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
——日知会《学生军军歌》
“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
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个不过十七八岁的湖南少年，初到武昌城，面对眼前的江山形胜，禁不住心潮澎湃，慷慨陈词。谁能料到，十一年后，200余年的满清王朝乃至2000余年的帝制统治，果然就在武昌义军的“枪炮声中”轰然倒塌？
种豆得瓜张之洞
1911年10月28日，武昌首义爆发后第18天，昔日那位意气风发的少年，重临旧地，而如今他已成为名满天下的职业革命家，他就是宋教仁。当时清廷大军压境，武汉三镇势危，宋教仁与湖南同乡黄兴联袂驰援，一文一武，俱为当世革命英豪，首义军民信心一时为之大振。
黄宋二人，其实早年都是从武昌城走出来的精英，且均为清末治鄂18年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手培养出来的反清急先锋。
1902年，20岁的宋教仁再赴武昌，旋即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自强学堂改建而成，湖北第一所完全中学），后参与发起创建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1904年因密谋发动长沙起义反抗清廷，事泄，被迫远走日本，并支持孙中山组建同盟会。
宋教仁来到武昌之时，28岁的黄兴已完成武昌两湖书院的三年学业，获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课余钻研军事，练习骑马、射击，曾回国内组建华兴会，策动两湖反清革命，事败后潜赴日本，与宋教仁一样，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中坚。
而文普通学堂和两湖书院，都是洋务派主将张之洞“湖北新政”中兴学育人方针结出的果实。张之洞曾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因此他也获赞誉为清末“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张之洞治鄂后期（1903—1907年），推行新学制，在原有两湖书院、自强学堂等基础上，改建或兴办一系列近代化学校，教授新编课程，如今的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皆发端于斯。风气所及，湖北各地也多设新式学堂，如中学、师范、高小等，日后湖北新军士兵不少为高小学生，有一定文化基础，易于接受革命思想，盖由于此。
张之洞在其名作《劝学篇》中还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洋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他极力支持派遣海外留学生，因此清末东渡日本的中国学生，以湖南湖北籍最多，革命志士，也多由此出。
张之洞招募训练的湖北新军，第一条要求即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适值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民间士子通过读书考试晋身官场的传统路径被切断，两湖地区许多有文化的人遂投入新军以谋出路。
1898年，张之洞委派姚锡光、张彪、吴殿英、黎元洪等，组成中国第一批赴日军事考察团，出访日本长达半年。湖北新军的将领，也多选拔武备学堂学生和“海归”军校生，如最早发起武昌花园山聚会（1905年）鼓吹革命排满的吴禄贞，便是张之洞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骑兵的，期间加入兴中会，曾秘密串连国内起义，1902年毕业归国后才华获张赏识，成为湖北新军总教官。
与此适成对比的是，袁世凯麾下的北洋新军，招募士兵多选不识字者，因其老实易于管束，且袁忌惮革命思潮渗透，坚决不用留日归来的军官。日后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在辛亥革命中为何势同水火，表现大相径庭，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之洞又在武汉三镇大举兴办实业，建立中国及亚洲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建设清末民初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先进的陆军兵工厂湖北枪炮厂（“汉阳造”步枪即出于此），开设纱麻丝布四局，使武汉成为清末民初仅次于上海的纺织业基地，创立最高日产银元400万枚（1905年统计）的武昌造币局。
经张之洞近20年惨淡经营，清末武汉地区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新式制造业约20多家，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南北并立，互相抗衡。
后来，张之洞的“门生”张继煦（两湖书院出身，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曾在日主办宣传革命的刊物《湖北学生界》）在其所著《张文襄公治鄂记》中说：“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曾经入张之洞幕府20余年的清末民初怪杰辜鸿铭曾调侃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张之洞之号）的合作。而孙中山本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也公开表示：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也”。
文华中学出英才
2011年10月2日，地处武昌城蛇山以北粮道街上的文华中学，迎来了成立140年的校庆日。
武昌文华中学创办于1871年，前身为文华书院，是美国圣公会所办，也是国内最早兴办且延续至今的少数教会学校之一，1893年增设大学部，辗转衍生出日后的华中师范大学。
文华与武昌首义渊源甚深，它出了一位革命“完人”刘静庵，积极传播革命的校长余日章，还唱响了一首激昂嘹亮的《学生军军歌》。
1902年，27岁的刘静庵担任黎元洪的秘书（黎时任湖北新军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后因组织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事败被迫离营，转入圣公会属下日知会图书阅览室，同时任文华中学教师（刘为基督教徒），数年之间，利用革命书刊，吸引志同道合者，将原本只是宗教、文化机构的日知会，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刘自任总干事。日知会还在黄冈秘密设立印刷点，大量翻印《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小册子分发到革命军人和学生手中。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也都通过日知会转发，每期三五千份不等。
后来其影响范围不仅限于武汉及湖北一省，南京、安徽、奉天（辽宁）乃至日本东京，都有其会员活动，核心会员一二百人，受其思想鼓动者数以万计。武昌首义前夕殉难的三烈士中的刘复基、彭楚藩，武昌首义重要人物孙武、王宪章、蔡济民、吴兆麟、熊秉坤等均为日知会会员，吴禄贞、蓝天蔚等外省响应革命的志士，也与日知会有联系。
由于同一时期的反清革命团体，如华兴会已败散，光复会重点在海外，故连孙中山也闻其名，委托革命友人法国武官欧几罗于1906年9月到武昌与刘静庵等接触。欧几罗在对会众的演讲中称赞“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
可是树大招风，日知会活动引起清廷警觉，同年10月孙中山组织的湖南萍乡、醴陵起义失败后，计划与之呼应的日知会也遭湖广总督张之洞镇压，1907年1月，刘静庵等九位日知会人士被捕，史称“丙午之狱”（时为农历丙午年）。狱中同志后来回忆称他“革命最力，信教最笃……在狱五年，未尝一日废学”。至辛亥首义前三个月，刘静庵病死狱中，因其传播革命思想、聚集革命人才有大功，在狱中又一直坚贞不屈，革命党人称之为“完人”。
武昌首义爆发前担任文华中学校长的余日章，也是日知会核心会员。他是文华书院学生，190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随即回到文华任教，期间宣传革命甚力。日知会案发后，余日章列入清廷第二批搜捕名单，得圣公会湘鄂赣皖区主教吴德施营救，才得幸免。吴主教欣赏余的才华，不久送他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10年底，余日章获哈佛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第二年初即出任文华中学校长。
余日章注重西式现代教育，在学校组织笛鼓军乐队和铜管乐队，订制服、制军旗、编军歌。由他于1906年作曲，日知会同志张纯一填词的《学生军军歌》唱道：
“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够坐把国事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
当时军队中尚没有谱写军歌的传统，此军歌经后来入伍的文华毕业生传唱，在湖北新军中流行一时。武昌首义爆发之际，很多起事官兵就是唱着这首军歌，群情激昂地杀向敌营的。
武昌起义源流辨
近百年来，无论是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时期，还是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时期，对辛亥武昌首义的缘起及成功的原因，主流话语都是归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领导下”。
但武汉民间一些长期关注辛亥革命史迹的人士，其中不乏武昌首义志士的后裔，都认为很多年来，武昌首义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被矮化、弱化和淡化。
他们认为，从“大辛亥”的原则上讲，这样的评价固然是不错的，以孙黄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清末十数年间，以思想宣传加上实际行动，前仆后继，发动不下十次起义，最终动摇了清廷统治的根基，武昌起义是一次总爆发。但具体到“小辛亥”，即武昌首义本身，其地理环境、物质基础、思想源流和组织形式，无一不具有自身的特点，不是一句笼统的“某某某领导之下”可以解释的。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冯天瑜在他的专著《辛亥首义史》中分析说，孙中山等早期发动的反清暴动模式大略相同：由党人在华侨社会及外国友人处筹集资金、武器，编组敢死队，对两广及云南等边境地区清方军政机关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突击；内地的赣湘皖起事则多依靠会党及少数新军势力。但历次武装暴动，虽然慷慨壮烈，起义者却与当地社会联系甚少，势单力薄，星星之火很快遭到清廷扑灭，此所谓“屡起屡踬”。而武昌首义一夜之间演成燎原之势，绝非偶然。
宋教仁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创始人，也是最早主张在湖北、湖南举义，以达到一呼天下应目标者之一。
武昌起义后数天（10月15日），当前线激战而各省震动之际，他在上海《民立报》公开撰文声援：
“昔者朱元璋克武昌，遂因以荡平荆湖，混一区宇；洪秀全屡得之而不能守，终使曾、胡诸人遂成竖子之名，武昌之为天下重，顾不甚欤？吾故曰：今日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也。”
这是从武昌（包括三镇）作为近代中国交通及军事重镇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出发的明智之论。
而张之洞治鄂期间，虽然镇压革命党毫不手软，但是建工厂、启民智、练新军，客观上为后来的起义创造了条件，这样天然的革命环境，武汉及两湖以外，中国其他地区当时显然并不具备。
从1903年5月起，湖北新军革命党人吴禄贞为首，在武昌举行花园山聚会，确立所谓“抬营主义”，对日后首义成功的影响也甚为深远。
吴禄贞参加过1900年立宪派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痛感依赖清廷官吏的危险性和会党的散漫不可靠，认为此后的革命运动“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工夫”，“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不与文武官吏为伍”。经过反复磋商，他们定下方针：
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可联络，令其为我所用，不致为彼用。
因吴禄贞颇得张之洞器重，出任湖北新军总教官，他便积极介绍推荐，不断输送革命志士青年进入新军，刘静庵能当上黎元洪的秘书，就是吴举荐的，熊十力、张难先、胡瑛等后来知名的革命党人，也是由他推荐入伍，成为党人“运动新军”的先驱。
有民间研究者觉得，仅就策动军队成建制起义及夺取中心大城市号召全国这一点而言，湖北革命党人的战略眼光和实施能力，就高出长年活动于海外或中国边境地区的孙中山等人一筹。
据历史学家唐德刚考证，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本人仍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家餐馆洗盘子，数日后偶尔从报纸上得知消息，才连忙启程赶回。此虽为一历史小插曲，无损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精神领袖地位，但也反映出，以两湖革命党人为首发动的武昌起义，自有组织体系和源流。
2011-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