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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校长高锟

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多好。你看那些学生,毕业典礼总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说还以为是幼稚园结业呢。至于老师,不是不好,只不过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论文为主,书店很难见得着,不像大陆学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看他们的作品一字排开摆在书店,威风得不得了。校园气氛就更不要提了,许多大牌学人来演讲,也都只有小猫几只去捧场;学术沙龙?那是什么东西呀?没听过!

直到近几年在大陆跑多了,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听过不少著名‌‌“大师‌‌”的笑话,了解到整个高等教育界的运作方式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

你看,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大学排行榜,香港有3家进了前50呢。可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刚拿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但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地,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之前,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里有一句‌‌“八年校长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当时高锟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举动激怒了,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于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面(好像是毕业典礼),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则憨憨地笑,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他们觉得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其实是种无可救药的集体主义,很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上个月,我们中大人戏称为‌‌“殖民地大学‌‌”的香港大学也出了条新闻,他们把名誉院士的荣衔颁给了宿舍‌‌“大学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苏妹,因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这位连字都不识的82岁的老太太,不只把学生们的肚皮照顾得无微不至,还不时要充当他们的爱情顾问,在他们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自己的岁月浇灌他们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学堂三宝‌‌”之一的称号。那一天,‌‌“三嫂‌‌”戴着神气的院士圆帽,穿上红黑相间的学袍,是一众重量级学者之间最灿烂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来大声呐喊,掌声雷动;不管他们的头发是黑是白,不管他们现在是高官议员还是富商名流,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锟可就从来没这么亲近过了。八年里头,我只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话。那一天我们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他走在前面,马上揉搓成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他一回头,我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以往,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我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前一阵子,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讲‌‌“领导的艺术‌‌”,居然大谈什么‌‌“包容是领导最重要的美德‌‌”,我听了忍不住摇头轻叹:‌‌“你来我们这里讲包容?‌‌”去年开始,高锟得了老年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他和夫人一起拖着手在校园内散步的岁月,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时的衷诚敬意。

(注:本文写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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