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失独母亲
“生育政策，实际操作中有余地”
口述人：苗霞
50后，女性，1988年开始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历任甘肃省计生委副主任、国家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中国计生协会秘书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巡视员等职务
1988年，我调任甘肃省计生委工作。1990年，我到农村检查工作的时候碰到一件事。一个乡党委书记把他的弟媳妇送去节育了，他母亲想不通生气，后因为心血管病突发去世了。全村人都骂他，说他为了当官把家里人害了，他特别委屈，一见到我们就发火：“都是因为你们！”
我了解了情况之后，赶紧召开了群众大会，自己上去讲话，我说：“计划生育是国家定的政策，不是他的错，要是说执行中有啥问题，你们找我反映，不要跟他过不去。”乡党委书记当着我们的面流泪了。
三十年前计划生育政策收紧，上面有很多很严的要求，基层干部要一家一户做工作，很难的。我们到基层去，听到许多抱怨，“上面政策时紧时松，弄得下面不好做事”。
老百姓的生育愿望和上面的要求总是有距离的。上边的政策是原则的，而基层的工作是很具体的，服务是多方面的，计生专干都是本村人，他们怎么可能六亲不认呢？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这两个中间找到平衡，互相来做一些让步。比方说生育政策，实际操作中有好多余地。
各省的计划生育政策都规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农村有计划地安排二孩(一个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一个男孩的有若干特殊情况可以安排二胎），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生多孩。这样每对夫妇平均生育1.8个，加上自然不孕等因素的结果，就是农村普遍生二孩。实际上普遍生二孩，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那时候农村传统文化很浓，女人不生男孩子，是没有地位的。我们就要求，对“双女户”家庭节育后一定要敲锣打鼓地去看那个女性，人家把东西扔出来，你就再去送，送到她收下为止。就是想造成一种声势——“不是她不能生，是我们不让她生了”。
2002年，我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工作，看到国务院送阅件上介绍浙江省修改计划生育条例时，针对独生子女夭折后父母的帮扶工作简报，组织了六个省的调研，得出一个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开始出现，而且是增加的趋势；我们的计生条例上有明确规定：“独生子女死亡且父母未再育未抱养的，国家给予帮助。”这个帮助还不具体还需落实。
那时候我们走访这些家庭，被他们的状况震撼。他们还都在失去孩子的悲痛中，对生活失去信心。当问他们需要什么时，回答说：“孩子！”他们哭，我们也跟着哭。我们完成了100个案例的调查，并向有关方面报告了工作，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2009年出台计划生育特扶政策，2013年包括国家卫计委在内的五部委发出的通知，充分表达了国家的重视，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参与。
我现在退休了，别的事我都没兴趣，一说失独这事我就来精神。我非常热爱计划生育事业，但我也深深知道，我们这工作里有很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对老百姓要求太多了，给老百姓太少了，我们应该还老百姓一些，让老百姓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刚开始不知道怕，后来越做越怕”
口述人：江红（化名）
60后，女性，1979年开始做计生工作，第一代计生专干，西南某省某县级市街道办退休干部。
1979年我高中毕业，刚好我们市要成立计划生育部门，一听说招国家行政干部，我就去了。领导问我为什么想搞计生，我说，“也就是找份工作自己养活自己。”问到什么是计划生育，我也答不上来。
我是从乡镇计生专干做起的。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我一个人负责一个公社，翻山越岭要个把小时才到，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
这个工作就是盯人。村里面有计生组，每个组还有小组长，他们都会举报，哪里有举报，就白天黑夜地追，不吃饭都要追。那时国家经济还没搞活，农民没人出去打工，想多生孩子的人，白天就去山上躲，夜里才回来，所以晚上黑灯瞎火的我也去。我回去也睡不好，一想到“大肚子”的工作还没做，大清早四五点，天还没有亮，坐着拖拉机又进村去。
下乡时，“人走生了，狗走熟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去得多了，狗看到你会摇尾巴，但是人看到你就恨死你了。几代单传的农民真的想生个儿子，他不理解你。做民政的人到村里可以吃农家饭，搞计生的没有饭吃。
磨嘴皮子宣传政策多了，小娃娃都会了。我们一下乡，那些小娃娃看到我们就会开始念计生宣传口号，像唱歌一样，念几遍就跑。
说实话，我也是为了完成工作。计生指标卡在那，超生多了，你的工作、领导进步都要受影响。最严的时候，各单位都下了指标，计划生育率、政策外生育率没达到要求，领导就要“下马”。那时有个讲法是“进笼子”，年底计划生育考核最末的，要去市委书记、市长那里上课。
现在的计生专干，日子比我们好过多了。我刚开始不知道怕，后来越做越怕，都怕得想哭，好多人干着干着就不干了，条件好点的都想办法走。我走不成，那时候工作机会少，国家干部已经很不错了。
1988年，我调到了城里街道办事处做计生，我孩子那时候也两岁了。城里政策跟农村不太一样，只有夫妻双方是少数民族才能生第二个孩子。当时我们是两个人管理四万多户籍人口的计划生育，街道办下面有居委会，居委会里面有楼长、院落长，他们和热心群众都会举报超生，一举报我们就去。每年还要一栋楼一栋楼地去查、去蹲点，就是怕漏报。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
2000年以后提倡“依法行政”，群众法律意识也提高了，我们不像以前那样搞。另外，“只准生一个”也变得家喻户晓了，好多人也不想多生了，想多生的人就跑出去躲着生，回来交罚款就行。我们不敢报啊！怕年终考核完不成指标。
我虽然搞计生，但我一直觉得生两个孩子是最好的。一个娃娃哪里行？我一样是想生不敢生。还实行“双独”的时候我就告诉我孩子，一定要找个独生子女，生两个孩子。
“激烈的事少了”
口述人：秦全（化名）
70后，2004年参加计生工作，湖南某乡镇计生工作站人员。
我刚工作的时候，计生工作内容就是防止超生、进行节育措施、控制人口、征收社会抚养费。会把超生户叫过来“学习政策”，让他们在饭店里学习几天。那时计生干部是很“风光”的，也感觉有“后盾”。
计生是“一票否决”，一个乡镇被查出有两例多胎的，就得挂“黄牌”。党委书记和县长完不成计生任务要掉帽子。我们计生干部年初交的计生工作保证金，也不会退回来，津贴也没有了。
后来“依法行政”提得越来越多，激烈的事少了，也慢慢不讲“计划生育很紧迫”了。
以前最难的工作是收社会抚养费。为这个我被人打过；我有同事坐在人家门口，被村民砍了十多刀，现在虽然恢复了，夏天身上还可以看见一条条刀疤。现在社会抚养费交给法院强制征收，我们不那么害怕了。
我们乡两百多万的社会抚养费，超生一个孩子的罚款是一万多元。现在农村条件也好起来了，“要想富，多生儿子多种树”的观念在乡镇还是很普遍。
这里农村的情况是，罚钱也要生，没钱也要生。没钱的人去外地把孩子一生再回来，你也拿他们没办法。
所以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放开“二孩”后欢呼的那种场景——可能对城里人来说很开心。我们这80%以上的家庭都是“二孩”，有的家庭是“三孩”甚至“四孩”。这些人得过两年才能上户，如果对比今天和两年后的今天的数据，你绝对会发现人口的数字增大了。
政策放开，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工作压力，新的政策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才实行。有些人会说以后计生的人没饭吃了，我不觉得。我们是事业编制的人，工资是财政拨款。
现在农村还是需要优生优育的服务，农民抱着“生多点总有一个有出息”的想法。年轻时去了大城市相信“优生优育”的人，一旦回农村，过几年就会又回到多子多福的状态。农村不问你多少钱，只问你生了几个崽。他们也不太重视子女教育，在学校考鸭蛋也没所谓，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一群卫生系统的人中间，感觉很尴尬”
口述人：唐海（化名）
80后，男，2007年开始做计生工作，西北某省乡镇计生服务站医疗技术人员
我是医专护理专业毕业的，我来这个计生服务站的时候，计划生育工作已经比较温和了，乡镇也普遍都是二孩。最近几年，计生技术服务人员的工作很明显减少了。
我的时间基本上都在行政上，当了5年的“包村干部”。乡镇的计生干部大部分都包过村——农村党建、帮扶、畜牧、农业、林业等等，都被一个计生干部包了，没有额外工资的。到村里了解民情或者走访的时候，你得什么都懂。群众也会跟你反映养老保险之类的问题，要是你只懂计生，他们会觉得“这个干部不愿意跟我交心”。
卫生和计生的合并对我们这样的技术人员有挺大的影响。2013年大部制改革，计生委和卫生部合并了，而我们这里计生和卫生的合并是去年年底才开始的。先是县计生局撤销了，然后跟县卫生局合并，我所在的乡镇计生服务中心也跟乡镇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站合并，成了乡镇卫生院。
改革时，领导找我们技术服务人员都谈过话，说可以转到医院去做临床。可是我这七八年技术上比较荒废，临床经验也不足，我还是想回到镇政府，或者去公用事务服务站做事。不过后来只有十几个站长去了服务站，其他人全部进了卫生院。
那十几个站长的前途会好很多，他们到公用事务服务站就属于事业单位副科级，有机会被提拔为副镇长或副书记，过渡到公务员身份了，之前有先例的。
而我们县这批从计生服务站去卫生院的人，只有3个人拥有技术职称——我也没有技术职称，之前实在荒废太久了。再加上没有管理岗位，按照县里文件规定，把工资关系转到卫生院的话，就得拿最初一级的工资——从以前的事业单位9级又退回到13级了。
现在我在一群卫生系统的人中间，感觉很尴尬，我之前积累的都是群众经验，跟医疗专业知识和经验是两码事。我现在很担心，也很失落，我打算着重新捡起医学知识，去考个技术职称，进了卫生院，注定要以技术吃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