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北满。火车站停留期间，国军士兵在军列上，端着食品的当地小贩在叫卖。
一、抗战时期的计谋
共党的最高政治机构，起先叫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中央政治局，分全国为六区，即西北、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华南等六个政治局，底下有分区或边区，他的措施完全是全国性的，而且是以党统政，以党领军，党权高于一切。自双十二事变以后，他们自己知道，以他们的力量不足与政府抗衡，于是改变了原有的关门政策，开始容纳各方人士，组织联合阵线，以博得一般人的同情和支持，培养实力以伺机再颠覆我政府，所以在二十六年八月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参加抗日，借着抗日名义，以发展及壮大其本身的实力。民国二十九年第二次参谋长会议在重庆召开的时候，我以参谋处长身份代表天水行营参谋长出席会议，在会议上我首先揭发共党藉抗日之名以袭击国军的事实，自此，共党便尽其全力攻击我。
二、胜利后的政策
抗战胜利后，他们原来所用的口号不能通用了，于是改为：“和平民主统一战线”，其基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以及“反帝、反封建”，所谓“反帝”即反美，“反封建”之对象即我政府，所谓“和平”即反对“反动者的内战阴谋”。我们的剿匪，他们认为是内战，我们所代表的就是“反动势力”。共党最侮辱我们的是，当李宗仁主持和谈时，称南京国民政府为“南京反动政府”，所谓“民主”，他们所提出的口号是：“打击反动派一党专政的独裁”。所谓“团结”，他们的说法是：“打击反动派的分裂企图”。他们对每一个口号都有一个解释，而且都是根据毛泽东所写的。
三、通俗易行的口号
毛泽东从不出席开会，也不轻易讲话，毛每天下午二时才起床，四、五时开始办公，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四、五时，完全是夜猫生活，数十年来如此。他善于将他的主张变成极通俗简单的口号，使下层极易于了解和实行，他所喊出来的口号都是很俗的东西，这也是他成功的地方。共党的组织的确严密，小组讨论实实在在的有事实有内容，而且都能付诸实施。今天我们地方的党部的小组开会不知情形如何，像我们的“老朽”小组，开起会来，都在开玩笑，而中央所出的讨论题纲也不合实际，题目常常是张冠李戴，总统传见我时我也当面和他讲过，我说这完全是形式主义，完全在敷衍，尤其是我们这些老朽，都几十几了，出了一个极不相干的题目要我们讨论，谁会有兴趣？！
四、军事追步党务腐化
我于民国十四年在北大时加入国民党，至今党龄有四十三年，在北京入堂一时，的的确确想有一番作为，那时才十几岁，血气方刚，有心参加实际工作，自动自发，想法子打击和消灭旧军阀。党在慢慢地腐化的过程中我是亲眼看到的，从没有一点改革和进步。另方面却看见军队在进步，十九年来无论装备、训练、武器等等都在进步。过去我们的军队相当的落伍，早期我们虽都是蒋校长的学生，受过革命的洗礼，但当我们初毕业当排连长时期，我们还是眼见营长在向老百姓抽税，如当初驻军在湖南、湖北交界处，商人每一通过，鸡蛋茶叶等等按斤计两都要抽税，简直是无法无天，直到我们当师长时就感到权利已不如当初的营连长了，这是进步，这是关于军纪。至于武器，我当连长时，连里有九十枝步枪，其中有俄国的、日本的和中国的，子弹是彼此无法替代的，因为口径不合，今天武器已全部划一了。那时一个团只有四挺重机枪，没有轻机枪，因此遇到敌人有轻机关枪时牺牲就太厉害了。一直到十九年，二十年左右慢慢才有轻机枪和自动步枪。我当学生时就用过三种枪，汉阳工厂造的七九，又长又重的俄国枪，和日本的三八式。重机枪也用过三种，一种是汉阳兵工厂造的叫三十节机枪，意思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制造，一种是日本三八式，很长的单枪管枪身。今天军队的装备比当初进步的太多了，以前军服是乱穿的，有用夏布做的、绸做的、布做的，颜色也是除了红色之外应有尽有，有灰衣黄裤，有黄衣绿裤的，形形色色，中央军都如此，何况其他。今天在此地眼看着军队在进步，党务在腐化，今天的党务比当初我们入党时，那差得太远了。反观共党他们的小组检讨会，是能举出切乎实际的事在实行，而我们则完全在敷衍塞责。共党完全是以党统军统政，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他的政委即相当于我们的政治部主任，权力非常大的。我们也有政治部主任，从民国三十一、二年每个师都有两个副师长，一个是军事上的副师长，一个是政治的副师长，即相当于后来的政治部主任，政治副师长完全是因人设事，无事可做。
五、九条行动纲领
从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共党决定在政治上采取和平方式，从各方面拉拢人，在党方面则积极采取斗争方略，绝不让步，也绝不容许他人参与。在西北区，共党为实现其策略，于三十五年五月颁布一项“现阶段行动纲领”，共有九条。
第一，积极扩大全国秘密工作，争取广大群众。
第二，大量吸收党员，尤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
第三，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实施战后教育、文化、经济政策，以培植新干部，以应建设之需要，并发行流通货币，防止法币流入，组织贸易机构，以充实经费。
共党到处印纸币，纸质甚劣，虽粗制滥造，但币值很高，以后我们的币值大贬的时候，他们纸质粗糙的纸币比我们的有价值。前几年一元人民币还值二元港币。当初他们就不任意发票子，但是法币他们也要，他们尽力在套取我们的物资和硬币。
第四、争取战略上的据点，使各地能取得密切的连系。
第五、争取国民党军队，获取统治区的政权，由一人、一户、一村做起，从下层着手。
左舜生曾到延安去，归途到西安来时我招待他，他告诉我，毛泽东和他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说：“现在中国能够完全指挥五十万人部队的，除我毛泽东外没有第二人，我一个命令可以完全贯彻到五十万的士兵”，这时抗战仍在进行中，左舜生当时回答他：我们政府底下领五十万人军队的更多，尤其我们统帅有几百万大军，毛说：“他那种部队我可以指挥的！”毛的第二句话说：“蒋认为天无二日，我要出出两个日头看看。”这是左舜生从延安回来说的。毛泽东可谓狂妄到极点。
共党对我们军队的分化不遗余力，三十八年最后在成都时，很多部队都被他分化了。共党在刘伯承的劝降书里连我和胡先生都有，他们也不放过劝我投降，虽然那是根本无效的，他也要造作一下。我们在成都就有很多兵团都叛变了，如第七兵团斐昌会、十五兵团罗广文、十六兵团陈克非、十八兵团李振、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等都过去了，他们都在成都附近叛变的。最后剩下的是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和我突围出来，六分之四是叛变了。三十八年六月我攻下安康之后，兼任安康警备司令，曾接到两封共党那里来的信，在信封上，发信人是“内详”，拆开一看，原来是劝降书。第一封信是当我外出散步回来时发现的，我立刻追查信的来源，一问卫兵，说是刚才有一个人送来的，满纸都是挑拨离间的话，我看完立刻打电话给胡先生，我说：“我接到一封很荒唐的信，现在我派专车叫参谋拿去给你看，我想这封信不仅这里有，恐怕别人那里也有，你注意这封信是用写的，不是印的。”那信最后的署名是“布尔雪维克敬启”。隔一两星期又接到一封，一看是同样的信，我原件没拆就寄给胡先生看。我那时指挥三个军，共党极力想策动我。我撤退时九八军长刘劲持（陈辞修的部属）叛变了，这原是很忠厚的人，他和我在军校和陆大都是同学，是一个很驯良的人，但最后还是叛变了，我想他的叛变并不是早有预谋，他到西北去时情形不熟，完全依赖我帮助他，要求让我指挥。后来我被调到四川增援时，他就很不安了，记得我在半夜里离开防地，他带着团长以上的军官在路上送我，抓着我的手痛哭流涕，他说：“你走后我怎么办？”我说：“我还是想办法把你调到四川来好了！”这人很老实，他的家眷还到过成都找我，说要到台湾来，我送他飞机票，但后来却找不到他，也连络不上，以后知道是叛变了。共党的方法很多，他连胡先生和我都想试试。他对国军军官中每个人的出身历史都查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因此才胆敢说我们的军队他都可以指挥。
第六，国民党人一向因循瞻顾，缺乏组织观念，我们应循这个弱点，用感情引诱他，拉拢他，惑乱他的政治警觉，昏迷他的政治意识。
这一点他们是做到了，警觉和意识都受到共党种种宣传的迷惑而丧失了。
第七，广泛地启发民主运动，反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心，运用民众的力量严禁任何国民党书籍之流入。
在陕北，共党撤退之后，我们发现在共区找不到任何一本我们的书，我们的书籍很不容易进去，今天我们对大陆的工作还是很难展开的，如甲村到乙村都要有路条。每一家有几口人就有几口粮，都固定的，招待了一个外来的人，连自己的粮食都得牺牲，而且，一乡一村的动静共党都很清楚，根本无法行动，最近的困难是否克服了我不晓得。我问过情报局长，他也说情报工作是在积极的做，但是困难特别的多，几乎无法在大陆生存立足。有很多情报工作者在香港对岸九龙附近用一条船就在海上带个电台发报说：“我在大陆某处……”，实际上就是在九龙附近。过去我们也曾空投过几次，听说都被消灭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可能较容易工作，但情形如何？不可得知。
第八，现阶段所指示的任务，绝不因任何客观环境而改变。
毛泽东所指示的任务不因客观环境变更的，必须贯彻到底。
第九、选拔优秀党员，完成十万干部运动，充实扩大民兵，充实武器。
共党十万干部运动所面临到最大阻力就是胡宗南先生．胡先生为了截留投共青年，成立了七分校、战干团、劳动营、西北训练团等等，总共收容了十万以上的青年，胡先生对党国是有重大贡献的。他不独派人到沦陷区去争取青年，而且在西北不断地鼓动青年来投奔。最近总统为他做了一个铜像，因为他在台湾没负过责任，放在台湾不妥，而在澎湖以澎湖百姓的名义为他塑一个铜像，他当过澎防部司令。胡先生最难得的是以他的身份地位被派到澎防部都无半句怨言，总统非常怀念他。他去当澎防部司令是彭孟缉当参谋总长时叫他去的，这简直是“孙子当老子”，但胡先生仍毫无反对意见。胡先生当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时彭孟缉才当炮兵中校。彭孟缉也很聪明，他对澎防部的命令一律不提胡宗南三字。在军事系统上，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原是可以毫不客气地提名道姓的，胡先生当澎防司令时上级的命令格式却变了，只提澎防司令部。总统在澎湖替胡先生塑铜像，报纸曾透露有些澎湖百姓不了解为什么，因为过去有那么多澎防司令都没有塑过像，当然他们是不了解胡先生过去的功绩。为造这个塑像曾叫罗列去看了两次，选择地点，蒋部长（国防部长蒋经国）也去看过，还特地选用金门的石头做桌子。胡先生和共匪是真正够得上说是“斗争”的，他一日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时间外，都在刻苦自励，尽全力地忠于党国；抗战时期，共党在陕西所以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胡先生功不可没，在西北，相信谁在那里都会腐化，惟独胡先生是始终无法腐化的一个人，他的生活刻苦，他的脑海中只有政府和领袖，除此之外一无其他，任何因素都无法动摇他的忠贞，这是他值得被纪念的地方。所以最近我听到塑他像的消息后，作为他的旧部，是相当安慰的一件事。在大陆时诸将领中，胡先生的贡献绝不亚于陈辞修，但到此地来并没叫他负任何责任，所以很多人以为他没没无闻，并不了解他过去的一切。
六、共党内部的特务组织
共党活动的情形完全根据毛泽东现阶段的行动纲领活动的，他的特工活动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共党的特工称为保卫工作，原来的名称叫除奸工作，其最高的组织是中央政治局属下的保卫局，到三十四年冬，为表示取销特务组织起见，把保卫局改为社会部，在陕甘宁边区政府设保安处，各分区设保安分处，县设公安局，区乡以下设保安委员会，其领导的方式完全采单线式，是纵的关系，而没有横的联系，这是为便于保持机密。共党在军区政治部中设保卫部，旅设保卫科，团设保卫部，营设保卫委员，连以下十人一小组，这是军事编制外的政治组织，每十人组成的保卫小组，其组织严密，不易使外人插足其中，这是共党对内的特务组织。
七、对外的特务渗透
对外，共党以延安为基地，经常选择忠贞党员加以训练，由康生主持，到三十五年时已训练三千多人，分别化装成商人、小贩、车夫、和尚、尼姑、相士、女学生、高级仕女、歌女、娼妓、乞丐、缝衣女人（这是北方特有的行业，以补靴补衣为生。南方则没有。）以及其他各种不同身份的公务员，派到我方内部潜伏活动。戡乱期间，我方将领被俘的特别多，双方一开战，往往立刻把总司令、师长、团旅长等俘去，这就是我们在平时就受到共党各种方式的渗透而不自知。我们还有一个最大不良的习惯，就是任意补充兵员，由于兵常逃亡，兵员一不够就补充，共党于是化装成平民补充进来，潜伏在部队里，等到双方一作战，这些人立刻将师长逮捕，摧毁司令部，经常是未战而全军覆亡，就是这个原因。我曾特别注意这点，不准部队随意补充兵员。补充部队的兵员是国军的毛病，任何部队只要有人来补一律欢迎，从不详加考核。我当军长时，假如发现有部队敢随便补充兵员，立即严格予以处分。因而我敢自信从没吃过匪谍内变的亏，这也是我还能出来的原因。共党无法渗透进我的部队，假如有共党在我的部队里，我可能也像他们的部队一样，双方一交战，军长便被俘而去，未交战指挥所先瓦解，那么我可能也出不来了。
八、摆样子的卫兵没用
此外，我们重形式的警卫也无济于事。卫兵是没用的，站在门口装装门面则可，尤其是部队在作战时更不宜有穿制服的卫兵，在有敌意的地方驻防更不容许有形的卫兵装门面。我驻扎的地方从来不设形式化的卫兵，通常我用小贩开小店，如果在一个地方住三两个月，我在附近一定开有小店，卖香烟、卖花生等等，这比警卫靠得住，敌人来一定要经过这些地方，容易发现具有敌意者。我的门口绝对不需要装饰性的卫兵，便衣人员担任安全防务，共党很不容易渗透进来。在西北时敌人曾数次计划行刺我都没成功，有两次我逮捕了带手榴弹的凶手，有一次凶手急得想不出办法硬是冲进来，我的卫士还是将他捕获。我一向不住高楼大厦，我把大厦当司令部，自己住在清静的地方，利用清闲时间看书写字，敌人也不容易发现我的足迹。将来假如反攻大陆，部队长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只注意形式。当要求实际有效，不必讲究形式。我作战甚久，从没受到威胁，指挥所一直没被敌人渗透，就是把握这项要诀。
九、共党成功并非偶然
今天我想就在此结束，共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一味否认敌人的长处是一种自我陶醉的想法，他们有严密的组织，他们讲求实际有效的方法，其成功并非侥幸。
《共党的政治措施》，是以中华民国七十八年初版之《盛文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盛文口述）同名一章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盛文先生（1906-1971），字国辉，湖南省长沙人。十八岁入北京大学，十九岁参加国民党。后投笔从戎，黄埔六期及陆大十期毕业。曾任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1940年）、第八战区剿共前敌总指挥（1942年）、西安警备司令（1943年）、郑州绥靖公署参谋长（1946年）等高级军职。抗战胜利后，亦曾当选国民大会代表。戡乱军事失利后，历经艰辛，于民国三十九年辗转赴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