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23日，停泊在但泽港内作为医疗船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
“泰坦尼克”号的知名主要因为它是当时世界最大船舶，它的沉没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也对航运安全敲响警钟。其实在和平时期民船事故中，它按死亡人员排也只居第7位（最高的是1987年菲律宾渡轮“多纳帕兹”号的4341人）。如果换成战时，最高的沉船死亡人数高达9343 人，这发生在被苏联潜艇击沉的德国客轮“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上。它的沉没背后的伦理悲剧远甚于“泰坦尼克”。
仇恨进军
二战中的欧洲，土地的争夺频繁而戏剧。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支柱——容克贵族发源地的东普鲁士1939年随波兰西部一起被德军占领后，德国人大增，然而到1944年8月末，英国连续两晚向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投下1000吨炸弹，将其化为火海，1945年1月，对当面德军拥有11：1兵力优势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挥师150万，杀入东普鲁士。
突然被围的东普鲁士指挥官撤离平民的请求被希特勒拒绝，柯尼斯堡地方长官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直到苏军已近，仍只许该省东部的人撤离，却为自己的逃跑安排妥当。
这场战役，德国人是否打算保卫家园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面临的是一支在德军近4年的残暴侵苏中蓄满深仇大恨的虎狼之师，大规模的摧毁、抢掠和强奸发生了，但多年不被提及。
到4月的柯尼斯堡之战，德国人已根本无力抵挡苏军的大锤，6天狂轰滥炸后，苏军只用3天就从战斗转入抢掠。
对此，多数德国官员非常清楚，从1月23日起直到战争结束，一场称为“汉尼拔行动”的大撤退将被围在东普鲁士的平民、军人、纳粹官员从格但尼亚撤至德国和仍在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共有672艘民船和409艘军舰参加，共撤走80~90万平民和35万部队（这个规模是敦克尔刻大撤退的3倍。另一说共约250万人），直到4月26日撤退依赖的桥头堡彼劳港（Pillau）失守，仍有其它地方继续，当月共撤出265000人。5月前8天还有15万人从Hela海滩撤走。欧洲战事的最后一天5月8日，大小92艘船从拉脱维亚还撤回18000人。直到德国投降条款禁止此类行动。
乱世方舟
1945年1月30日中午12：20，4艘拖船拖着“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缓缓驶出格但尼亚港。这艘长208米、宽23米，排水量2.4万吨的客轮在1937年下水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这艘核定载客量1865人的船上，登记在册的乘客就有173名船员（海上武装部队辅助人员）、第2潜艇训练师的918名海军官兵、373名海军女护士、162名伤兵、4424名难民，共计6050人，加上根本来不及登记的4000多难民，竟达10582人，平民中估计有4000名儿童。
鉴于63岁的弗里德里克·彼德森（Friedrich Petersen）船长已多年不航行，为确保在危机四伏的波罗的海上的安全，该船还配备了两名海军军官和一名撤退行动指挥，相当于4个船长。同时，还安排它与客轮“汉莎”（Hansa）号和两艘鱼雷艇一起离港。不巧的是，“汉莎”号和一艘鱼雷艇因机械故障很快返航，只留下一艘鱼雷艇（“吕韦”号，Löwe）陪伴上万逃命者。
有文章称：出航前的深夜，彼德森船长收到德军波罗的海潜艇舰队司令部电报，称波罗的海中部和西部海域活动的3艘苏联潜艇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上述海域未发现其他敌舰。其实从当时德国海军的潜艇活动来看，这纯属自欺欺人。
果然，船上4位指挥员很快对躲避潜艇的航线选择发生分歧，虽有来自潜艇部队的威廉·扎恩（Wilhelm Zahn）少校建议应沿海岸浅水闭灯航行，级别更高的文职船长彼德森仍决意进入深水。
冰海屠宰场
18时左右，彼德森船长接到电报，称一队德军小型扫雷艇正朝它驶来，请注意规避。由于这片海域仍处于德军控制，彼德森不假思索地下令打开舷侧的红绿导航灯。这则电报的真伪无从考证，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舰队驶来。
更不幸的是，这片海域的水下已经不属于德军，苏军波罗的海舰队的S-13号潜艇正由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Alexander Marinesko)少校指挥，在水下单艇游猎。
该潜艇因为舰长醉酒，导致出发时间晚了一天，舰长亚历山大·马林涅斯科少校还差点因此被枪毙。没想到就因为出发延迟，不但躲过了德国间谍的眼睛，也超出了德国海军指挥官的预计，这是一艘被忽视的潜艇。
对马林涅斯科在夜间不良能见度下，从潜望镜中究竟能否分辨这艘航速不高、旁边还有一艘鱼雷艇的大船是德国重型巡洋舰还是客轮，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即使他看到乘客名单，也全无仇恨和立功意愿，也可以指出：该船虽是民船，但载有敌军部队和防空火炮，有军舰护航，根本不是专职的医院船。
19：30分，S-13号潜艇加速驶入“古斯特洛夫”号左舷与海岸之间，避开了鱼雷艇的视线。21时左右，S-13号加速后掉头，与缓缓驶来的“古斯特洛夫”号形成90度夹角，取得了理想的攻击阵位。
马利涅斯科一声令下，4条鱼雷以两秒的间隔，接连冲出发射管，雷体上被艇员们分别写着“为了祖国”、“为了苏联人民”、“为了列宁格勒”和“为了斯大林”。900米外的“古斯特洛夫”号在劫难逃，首条鱼雷命中左舷船首，第二枚命中中部前方，钻入船内的游泳池爆炸，第三枚钻入烟囱下方机舱，只有“为了斯大林”因故障未射出。
伴着剧烈的爆炸，“古斯特洛夫”号开始向左倾斜，人群一片恐慌，但德国人的素质值得钦佩，持枪官兵只允许妇女和儿童上救生艇，一些企图强行登艇的男人被无情地推下大海。无力回天。
不到40分钟，“古斯特洛夫”号船艏向下，沉入距海岸30公里、44米深的海底。
海面上到处是漂浮的人头，当时的海水水温约4°C，但当天气温只有-18～10°C，水面漂着浮冰。
距该船只有15分钟距离的“吕韦”号鱼雷艇立即投入救援，但它实在太小，只捞起472人。“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巡洋舰也载着1500名难民，海因斯特舰长接到了望哨报告有鱼雷攻击后，未敢停船（另一说它救起564人后匆忙离开）。
附近的德国舰船纷纷赶来，无奈都是些小船。T-36鱼雷艇救起564人，M387扫雷艇98人，M375号43人，M341号37人，汽轮“哥廷根”号28人，TF19捞雷船7人，货轮“戈特兰”号2人，V1703号巡逻艇只救起一个婴儿。
海难生还者之一、现年82岁的斯克恩当年在船上负责培训新水手。他回忆了那场灾难：“当时鱼雷击中了客轮，我试图通过舷梯爬到上层甲板。就在下面，我看到了令我永生不能忘记的一幕：许多成年人在水里挣扎；海面上漂浮着数以千计的儿童的腿，他们全部头朝下、脚朝向溺死！原来儿童头部比脚重，而客轮没有特别准备为儿童设计的救生衣，这些儿童全部溺水而亡。”
斯克恩还看到一名纳粹军官掏出手枪先把妻子和孩子打死，随后饮弹自尽。后来，包括斯克恩在内的约1000人幸运地被护卫“古斯特洛夫号”的两艘鱼雷艇救起。1984年，幸存者重新相聚，那时仅剩55人健在。
由于该船实际载客量无法准确统计，战后对其死亡人数一直不明。最初，研究者埃尔文·卡佩斯在《航海经典》杂志上发表“船上超过6千人，死亡5348人”的结论，这一结论显然很不准确，直到海茵兹·肖恩（Heinz Schön）经过多年详尽研究，才得出死亡约9343人的结论。美国“探索”频道的“未解历史”（Unsolved History）节目还用EXODUS逃生软件进行了计算机模拟，考虑目击者报告的乘客密度、逃生路线和沉船时间内的存活可能性，估计10600人中有9400人必死无疑。
不大光彩的是，4名指挥员都活下来，而且居然只对提出正确意见的扎恩进行了正式的海军调查，只是因为纳粹的垮台，他的责任一直未确定。
现在，在波兰海图上标为“第73号物”的“古斯特洛夫”号已被划为一处战争公墓，坐标是55.0729°N 17.4213°E。为保护船上的财产和死者尊严，波兰格但尼亚海事局禁止在距残骸半径500米以内潜水。
不止于此
如果我们只以死亡人数最高才关注这一事故，显然是不人道的。事实上，就在同一海域，悲剧也不止一起。
1945 年2月10日，苏联潜艇S-13再次击沉14660吨的德国豪华客轮“冯·斯陶本”（SS General von Steuben）号。该船也是1939年还只充当德国海军宿营船，1944年被征用为武装运输船，将德军运到波罗的海东部港口，将伤兵运回基尔。“汉尼拔”行动开始后，该船2月9日从彼劳启航时，装载了2800名伤兵、800名难民、100名士兵、270名海军医务人员（医生、护士和辅助人员）、12名地方护士、64名防空炮手、61名海军人员（无线电员、信号兵、机枪手和指挥人员）、160名商船船员，共4267人。
当天午夜后，被S-13号的两条鱼雷击中，20分钟内就告沉没，死亡3000～4000人，只有约300人被T-196鱼雷艇救起。
4 月16日，5230吨的德国货轮“戈雅”号（MV Goya）也载着第25战车团的200名军人和6100名旅客（只是登记数量），驶回德国西部。在但泽湾出口经过黑尔半岛时，被苏联布雷潜艇L-3发现。虽然“戈雅”号比潜艇快，但船队因其它舰船发动机故障停下修理时，L-3艇长弗拉基米尔·科诺瓦洛夫（Vladimir Konovalov）于23：52下令开火。由于没有客轮的安全措施，“戈雅”号7分钟内就沉入约76米的海底，估计船上约7000人中只有183人幸存。
当然，灾难并非单方面的。早在1941年11月7日，苏联建造的首批黑海客轮之一、后改为医院船的“亚美尼亚”号（Armenia）就在从克里米亚半岛的几所医院撤运难民、伤兵和物资时被一架德军He 111轰炸机用鱼雷击沉，估计有5000~7000人死亡，其中2000人是未登记的平民，只有8名幸存者被一艘护航船救起。该船两侧都涂有红十字。
道义困境
由于事关纳粹德国，战后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的评说，各方可谓五味杂陈。
一些德国人认为，由于死难者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苏联人当时犯下了滥杀无辜的罪行。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原为纳粹工会组织德国劳工阵线旅游船的“古斯特洛夫”号1939年9月1日的确曾被德国海军征用，作为“医院船D”（Lazarettschiff D）。1940年11月20日，由于英国封锁德国海岸，该船又被德军买下，拆除医疗设备，停泊在格但尼亚，作为德国第2潜艇训练师近1000名学员的浮动营房，外观也从带绿条的白色喷涂成标准的海军灰。
因此，在被击沉时，该船装有防空高炮，没有医院船标志，也没有通报过它正执行医院船功能，而且船上的确载有作战部队，是否应受战争法保护，显然只能靠对方的仁慈。何况，希特勒1944年11月11日已宣布波罗的海为战区，命令德国战舰可对海面上任何敌国目标开火。再考虑到纳粹垂死挣扎时，将大量德国男子编入“人民冲锋队”，进行无谓的抵抗，在本已被仇恨占据的苏军眼中，哪里还有“难民”的概念。而且在当时，为避免国内民众陷入恐慌，所有幸存者均被要求严禁透露消息，德国报纸、广播对此只字未提。直到2002年，随着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以该事件为背景的小说《蟹行》（Crabwalk）广为流传，这次大海难才浮出水面。
即使是格拉斯，2003年4月8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表示：“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之一是反驳极右的观点，他们说这起惨剧是战争罪行。它不是，它很可怕，但它是战争的结果，战争可怕的结果。”
当然，二战中双方都击沉过载有平民的船只，这的确是战争本身的罪恶。对“古斯特洛夫”号灾难，美国知道后也并未借题发挥，因为他们也不希望留下“德国人也是受害者”的印象。
但是，随着时光流逝，欧洲人已经能够坦率面对二战的仇恨时，随着苏军二战末期在德国疯狂报复行为（也包括进入中国东北后的军纪败坏）被逐步揭露，对这一系列灾难也应有另一面的评说。S-13获得红旗勋章，其艇长和L-3的艇长都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古斯特洛夫”号上的德国海军女护士也被歪曲为“集中营的党卫军”。
其实，只要看看东普鲁士，包括围绕它的波兰所在的这块领土，在欧洲近代史上的命运，哪怕仅仅是每个地名被改来改去，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民族仇争史。直到今天，这块地区才总算在欧洲一体化框架下恩仇渐消。
苏联著名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也是1945年1月进入东普鲁士的红军上尉，后来在他的《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中写道：“我们都深知只要是德国姑娘，就会被强奸后杀掉，这几乎成了一种作战荣誉”。在他的诗《普鲁士之夜》（Prussian Nights）中，描写了在东普鲁士城市莱登堡一所住房内目睹的景象：半死的母亲面前横陈着女儿被凌辱后的尸首，乞求“大兵，杀了我吧”。
二战当然有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这是大是大非，但战争本身的残酷绝对超出人类控制。虽然没有被拍成电影，但希望“古斯特洛夫”号在你眼中，绝不仅仅因为是史上死亡最多的海难而好奇。正如“泰坦尼克”号一样，在灾难面前，一切荣耀和卑微都是浮云，只有人性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