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袋能把国家给灭亡了，简直难以置信。可是这事的确不假，就发生在南宋。
事情要从朱熹和唐仲友说起。朱唐二人不和，老朱逮着机会就写信告他。唐仲友也确实不争气，总让人抓住小尾巴。在台州做官的时候，因为催缴税收力度比较大，给的时间又很紧，以至于“急于星火，民不聊生”。对此，朱熹一纸诉状《按唐仲友第一状》告到了宋孝宗那里。
唐仲友还动用公款印书，包括《荀子》、《扬子》、《韩文》等等，印书本来不是坏事，但老唐把书印好，不是送到学校当教材，也不是给领导干部发放学习材料，而是以私人名义广送各路达官显贵，借助文脉搭上人脉，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网。
这些都被朱熹当做证据丰富到告状信里，但是皇帝始终不为所动，以至于告到最后，老朱连唐仲友生活作风有问题的理由都用上了。可是唐宋士大夫举办宴会，邀请官妓前来斟酒乃至歌舞助兴，虽然不怎么光彩，但“风会所趋，贤者不免”，“不以为嫌”。不论庸官昏官还是清官能吏，都免不了遇到这样的应酬，以此作为指控官员有罪的证据，只能让人难堪，却没法判罪。
越是心急，越吃不上热豆腐。朱熹一碗接着一碗的热豆腐端的太快，搞得皇帝刚从怀疑过渡到相信，却又一步跨越到烦透了，本来还想找个机会收拾唐仲友一下，以儆效尤，但被朱熹的热豆腐烫得恼火，特别是有些所谓的证据实在“不足深诘”，纯属“秀才争闲气”，遂不予理会。
要说老唐运气实在是好，虽然浑身是病，却得以脱逃。甚至，史书上还赞美他“兴利除弊，政声赫然”。其实，除了朱熹揭发他的问题，唐仲友在担任监督武器制造一职时双手也不干净。
他吃着国家俸禄，坐着国家配车，到了单位除了让职工制造武器，还命人干私活，为自己打造“汤瓶”，汤瓶就是古代的热水袋，用金属打造，冬天搁在被窝里暖脚，高档货很受市场追捧，动辄卖出天价。老唐用着免费的“铁炭工力”——公家的铁、炭火和劳力，挣足了外快。
“戎器为战守要务”，军工单位承担国家下达的军事装备、产品研制、生产计划任务，关乎国家安全，政府“于武备尤切留意”，给予高度重视。本来管理上密不透风，容不得人钻空子。
宋代的军工企业种类繁多。北宋时，单单首都就有东西作坊、广备攻城作、万全作坊、弓弩院、斩马刀所、御前生活所，南宋除了这些，还有器甲所、御前军器所等。大批能工巧匠被选调到这些核心单位，如记载所言“上等人匠，并差在御前生活所”。南宋时万全作坊的工匠达到上千人规模，有时甚至超过四千人。
人多不是吃白食，而是精细分工的结果，作坊里“人各占一能”，造火药的，缝皮革的，打刀具的，各显神通。监工也很职业，选拔的都是“勤干之官，谙知制作兵甲利钝巧拙者”，人人都是行家里手，既懂管理又通晓技术，以此“监辖工匠精心制造”，监督工匠们踏踏实实干活。
按说管理者精明强干，制造者技艺超群，武器装备肯定蒸蒸日上。话确实不错，宋代是军工手工业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军工企业的规模、制造技术和产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
但是质量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实乃像唐仲友一样的干部置国家和集体利益于不顾，一心公器私用为自己和家庭谋福利。
宋高宗时，监官“多是贵戚势要子弟为之”，靠着职业化的爹通过非正当途径进入企业就业，却丝毫不掌握专业化的知识，做事偷工减料不说，态度上还慵懒散软，既无职业技能，更无职业精神。依靠他们开展管理，不乱套才怪。
工匠们更是一肚子苦水。面对损公肥私型的领导，正经工作干着不说，还要应对加派的私活，每日劳苦不堪。而家乡传来的消息更让人心里发痒——在战争形势下，那些平时依靠打制农具卫生的普通铁匠，已经在家就地转行生产刀枪剑戟和铠甲，由此发家致富。反观自己，因手艺超群被国家选拔征用，却被军事编制关在体制内打造热水袋。
无论在物质生活方面遭受的侵害，还是精神信仰方面遇到的打击，这两手都是又狠又硬。因此，这些一等一的技术高手“往往厌倦工役，将身逃走”，逃不走的干脆消极怠工。
人才流失，资源流失，武器装备的质量自然滑坡。北宋时，欧阳修曾评论，武器“数不少矣，然而铁刃不钢，筋胶不固，长短大小多不中度”，“精好堪用之器，十无一二”。宋神宗生性比较仔细，到基层调研时不满足听汇报看材料，非要到一线亲眼瞧瞧，到了库房不理陪同人员的介绍，自己伸手随机抽取三张弓测试，结果令众人目瞪口呆，因为“苦良相远”，质量很差。这些问题到了南宋，仍没有解决，反而日甚一日，愈演愈烈。
一只马蹄毁掉一个国家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虽然有些夸张，可是世上的事，大多环环相扣。一只马蹄铁也许还不可怕，一个唐仲友也不可怕。怕的是，世上不只一个唐仲友。张仲友，王仲友，李仲友，赵仲友，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你打造热水袋，我冒领工资，他私分军粮。
众人拆台兴致高。活生生把一个帝国的肌肉啃得千疮百孔，终于失血过多，仆地而亡。
2014-0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