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的装甲巡逻车“武戏”虽说过瘾，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戏能“文唱”还是“文唱”好。当年在九分区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起1940年他组织运粮时的经历，写道：夜深，冷月高挂，繁星眨眼。这时，鸡不叫，狗不咬，只有寒风吹的电线嗡嗡作响。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行动的命令了。
我抬头观察前面，路基像一堵墙挡在前面，左右两边立着的炮楼枪眼里闪出点点灯光，像狡黠的眼睛在窥视着我们。正看着，忽然从北面传来隆隆的响声，一个老乡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听，巡逻车来了。”
果然，一个黑家伙顺着铁路爬过来，震得地皮直呼扇。车上架着探照灯，刺眼的白光不停地在扫射，其实这是吓人，敌人什么也没有发现，轰隆轰隆地过去了。
“团长命令，开始动作，一定要在下趟巡逻车开来之前过完。”通讯员跑来向我传达命令。我刚要叫老乡扒护路沟，忽听有人怪里怪气地唱道：“提起那张老三，两口子抽大烟……”
狗东西，炮楼里的几个伪军出来查路了。难道他们过去再动手？不行，每秒钟都像金子一样宝贵，如果不在两小时之内过完，下趟巡逻车开来就麻烦了。这时，只见王老汉迎上去，说：“老总，大黑天，又这样冷，出来干啥呀？”
“咳，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管什么冷不冷，你干什么，看路？”一个伪军吊儿郎当地问。“可不。老总，太冷了，我这有酒，咱找个避风的地方喝一盅，暖和暖和。”王老汉真的掏出一瓶酒来，递给了伪军。“有酒，那太好了。不过路也要看呀。这样吧，我们先回去喝，一会来看你，兄弟们，回炮楼喝酒去。”那小子带着人往回走，嘴里还哼着京戏：“孤王酒醉桃花宫……”
不一会，炮楼里传出“八匹马呀，三星照哇……”的猜拳声。这时，王老汉跑到我跟前，压着嗓子说：“同志，干吧。”我随即告诉平沟队：“动手。”
平沟队按分好的工段干了起来。不到半小时，二里宽的正面，平出了十几个路口。紧接着，运粮大军分十路纵队悄悄地拥上了封锁线，像决堤的洪水，滚滚向西流去。
时间好快，一转眼，两点钟过去了，又一趟巡逻车开着探照灯过来了。但是，它来晚了，不但两千人的运粮队全都过了封锁线，就连王老汉也已经按照原来的计划被人绑在电线杆上了。我担心老汉的危险，带着几个战士趴在路西的坟地里观看，如果情况不妙，打算就地接应一下。敌人发现了被平出的道口，刹住车，跳下十几个鬼子和汉奸。他们查看了地上的脚印，就吵吵嚷嚷的找看路的。他们把王老汉从电线杆上解下来，又从嘴里掏出棉花，问道：“过去多少八路？”
“可了不得了，有好几千。”王老汉回答。
“你怎么不去报告？”
“老总，你看我能动吗？”
“你怎么不喊叫？”
“嘴里有棉花，能喊出来吗？”
“咳，真他妈的……”敌人一听骂也不是打也不是，互相埋怨一阵，上车滚蛋了。运粮大军通过了封锁线，便浩浩荡荡向冀西腹地进发。
这唱的是一出“苦肉计”，据说，还有利用妇女小孩小商人，“细水长流”地偷运粮食的。不过，据当时的总结，“一般的则创造性不够，多是采取部队掩护的办法。”既然是“武唱”为主，那就不免有伤亡。据当年的统计数字，为了运送这1900万斤粮食，一共动员了62万人次，其中，“有二百六十余人为运粮而流了最后一滴血或受了光荣的伤。”冀中军民就是这样，用汗水、智慧、鲜血甚至生命，把粮食运到了路西。
大家看看，前后62万人次走过封锁线，才牺牲了200多人，说明日军的封锁网在当时还是不严密的。
封锁网尚且如此，日军对于冀中的农村地区基本都是放弃，仍然被八路军控制。
杉山元时代扶持了一些相对有实力的伪军和伪政权，但还是草创时期，没有形成规模。伪政府和伪军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够，伪政府尚且不说，就整个冀中的伪军伪警察不过几千人，基本没有战斗力，都是乌合之众。而吕正操就有10万人枪，所以这些伪军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话虽如此，杉山元毕竟将寺内寿一时代对冀中虚弱的控制，转变为相对较强的控制，将日军的点和线，扩展为面，虽然这个面太虚太空，漏洞百出，毕竟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尤其对于大城市和县城，以及重要交通线的治安，日军基本完全控制了。基本上，平时普通的治安，情报和日常事务依靠伪政权职员和伪警察，对付游击队则依靠伪军，日军大体可以抽手。
以1940年初的保定为例，城内城外的治安已经很好，城内有少量日军驻守，但城门守卫的警备队已经是伪军。从保定到北京的火车一日开三次，从保定到石门的火车一日开二次，从没有任何问题，就算是保定周边的电话线，一年内也只有1到2次破坏事件，到了1940年就没有破坏事件发生了。而保定周边农村的治安也不错，各县的保安队也开始组建。
换句话说，保定周边各方面都已经被日军控制，也开始所谓的以华制华，由伪军负责了。
不过当时的日军普通官兵，对敌后作战还是没有什么认识。
1940年前后在冀鲁边日军长田部队当上等兵的水野靖夫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在这里我愿附带地说一下，以往关于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在我的头脑里根本没有什么认识，关于他们的性质和本质也是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不同于土匪，是一种所谓的正规军，拥有一定的武器装备。作为日军的常识，也只是知道他们的打法是：敌众我退，敌寡我进，抓住战机，全面出击。即便如此，我们也一直认为，在本质上和其他的马贼、土匪还是没有两样的。
多田骏上台后仔细评估，认为寺内寿一对于消灭敌后抗日武装没有贡献，但杉山元却颇有功劳，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不过也只是基础而已，离全面控制占领区，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杉山元的基础上，多田骏开始他的新治安肃正计划，也就是所谓囚笼战术，蚕食战术，以华制华三大战术。
从1940年1月开始，多田骏开始了第四次治安肃正，除了和杉山元时代一样强化修建公路，增加据点以外，战术上有所变化。
由于日军兵力极其空虚，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的军事作战，尤其无法长期大范围的追击合围八路军主力。
多田骏开始倾向于所谓以华制华，通过建立伪政权，拉拢威吓民众以孤立八路军，征收各种物资，拉民夫，实现以战养战。通过伪警察，大体控制日战区的治安和情报工作。建立大量伪军以协同日军，驻守次要的炮楼据点，帮助日军扫荡，甚至独立作战，从而尽量让日军腾出手来。
经济军事上，还是坚持囚笼战术。经济上对八路军控制区进行封锁，任何物资不允许进入八路军控制区，并且在麦收的时候进行抢粮食和毁掉粮食，扫荡的时候连锅碗瓢盆和水缸都打碎，以消除八路军的物资供应。
军事上也是一样，八路军自己认为囚笼战术具体为“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从而构成网状‘囚笼’，以围困八路军”，碉堡也就是炮楼，作用是以此为据点，可以控制周边的大片空间，尤其是农村的大片空间，铁路则是割据八路军大范围移动的工具，公路则是让游击队无法在小范围有效活动的工具，至于封锁沟，封锁墙都是辅助性的工具，都是很有用的。
公路，铁路，封锁沟什么都是以往的强化，而炮楼成为这一阶段的重点。
炮楼是日军控制农村的工具。
当时日军炮楼一般高10米左右，也就是现在3层楼房那么高，驻军一般是一个小分队，10，20人。自然在一些重点区域，还有高达20，30米的大炮楼，驻扎一个中队上百人。
炮楼主要是内部土砖，外部石头修建，厚的不过1米多，薄的只有几十厘米。虽然并不坚固，但对于只有步枪集束手榴弹的游击队来说，还是几乎不可能攻破的。
炮楼外面是一到两条大沟，一般深丈余，宽两丈余，内沟距碉堡为40米，外沟距内沟约10米，一般无道口，用吊桥行走，内沟内沿上多修筑胸墙，沟内有鹿砦，外沟外沿多有铁丝网。
炮楼一般建筑在开阔地，周边一切障碍物都被清除，就算夜间也能看几十米远，白天站在炮楼顶部可以看到方圆七八里甚至十几里所有人员的活动。
有这样一个炮楼存在，周边的大量村子就处于日伪军的威胁下。因为炮楼基本是攻不动的，但炮楼里面日伪军可以随时出来杀到周边的村庄去，你防不胜防。在日军这样持续不间断的小规模扫荡下，八路军很难在这个区域站住脚，只能撤退。
日军110师团步兵第140联队第三大队在1941年8月至12月的活动情况：大队部设于钜鹿(顺德东北约50公里)，担任钜鹿、平乡、广宗等三县(东西约30公里，南北约50公里，周围约160公里地区)的警备任务。部署了十个主要据点，各驻一个分队以上，并各辖两个中队的中国治安军。大队长得到情报时，不论其兵数多寡，不分昼夜立即出动，坚决采取急袭、击败敌人的方针。平时除控制一个半中队(约200名)的兵力外，并直接掌握县警备队、治安军等约200~300名，总计400~500名。以此兵力不断进行机动。日军一个大队，加上一部分伪军，就控制了3个县的地盘。日军大队长石桥兼雄少佐，手头不过200名日军士兵和200至300伪军，就敢“不分昼夜”地“出动”、“急袭”。可见这时日军的活动是多么积极、猖狂。不难看出，较以往分散驻扎、不敢主动出战的状况，已有了明显的改进。
同时，军事上开始以大量修建中小据点为单位，将力量完全渗透进入农村。
日军开始对据点附近的农村，进行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扫荡，以驱赶农村的八路军。赶走这里的八路军以后，日军再建新的据点，这就是所谓的形成面。这就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点的吃掉，所以叫做蚕食战术。
这样一来，日军的面就逐步从空虚的面，转为实心的面，农村地区也逐步被日军控制了。
这对八路军就是致命的打击。
蚕食战术，其实是囚笼战术的延伸，也就是将囚笼逐步细化，深入农村，然后不断扫荡进攻，让八路军无法在这里站住脚，从而一点点蚕食八路军控制区。
吕正操自己的回忆也很真实：敌人的“蚕食”，一般是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分散的普遍的，即依靠原有的据点，原有的兵力，向周围“蚕食”；一种是有重点地突击某一块地区，即以较大的兵力前进一二十里，建立一线据点，把这块地区与整个根据地分割开，再在里边建立若干据点。
“蚕食”一般地分作三步：第一步，主要是秘密地进行各种准备，派遣特务侦察预定“蚕食”地区的情况，寻求与利用我之弱点，寻找可供利用的对象，主要是流氓、封建会道门、国民党特务，以及对我不满的某些地主、富农上层分子，培植内奸，制造谣言，动摇人心，挑拨离间。
第二步，主要是进行军事“突击”，反复“扫荡”，驱逐我武装部队，捕捉我地方工作人员，残暴地烧杀抢掠，制造血腥恐怖；同时，依靠内奸，对地主、富农等上层分子加紧诱降活动，直到村子里派“联络员”，成立“维持会”，作为“爱护村”为止。
第三步，以政治进攻为主，深入“清剿”，实行“自首”政策，破坏我各种地方组织，建立伪政权，包括伪保甲、大乡，伪自卫团、合作社等政治、军事、经济组织，达到“面的确保”。
至于以华制华，则是囚笼战术和蚕食战术必须有的东西，因为日军兵力毕竟有限，伪政权和伪军可以确保日军将有限的兵力投入最主要的地方。
如果说杉山元时代的近1年内，日军只是控制了所有县城和一半左右乡镇，并且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控制网，没有歼灭八路军主力，也没有控制八路军借以发展生存的农村。
多田骏在1939年10月到1940年8月短短10个月内，却对八路军造成很多实质性的影响。日军开始全面渗透进入八路军控制的农村，并且建立自己的伪政权，这让八路军无法漠然视之了。
彭德怀写道：从一九四〇年三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百团大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即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
这样，到了1940年8月百团大战爆发之前，这些战术已经颇有成效，冀中地区开始出现了所谓炮楼密布，公路纵横，民众恐惧，汉奸伪军猛增，白区越来越大，八路军控制区越来越小。
雪上加霜的是，冀中太上皇贺龙走的时候，拉走了1万多人的队伍，这样吕正操的正规军锐减到4万多人，实力有所减弱，更是捉襟见肘。
不过，这段时期毕竟时间也不长，还不到1年。所以多田骏有一些成果，但离彻底击败八路军还很远，顶多是给八路军造成了相当的麻烦，触动了八路军的要害。
而且，由于日军兵力还是极为空虚，导致这种战术的副作用明显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