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1941年只是冈村宁次治安三年计划的第一年。
而1942年上半年日军继续强化冀中的控制，到了51大扫荡之前，冀中八路军几乎无法有效活动，更别说作战了，甚至连立足都非常困难。
当时冀中情况最好的七分区，也被敌人控制了450个村子，八路军可以活动的只有几百个。
而大村子都被日军控制，所以七分区稍微上点规模的村子，不是驻扎着军队，就是驻扎着八路军机关，日军随便扫荡一次，每每都能遭遇八路军，这还谈得上什么游击战。
而日军控制的村子，八路军不要说作战，就连出入都是极为危险的。当时老干部回忆：敌人控制的村子，三五成群的汉奸随时出动，搜捕抗日武装和工作人员，到处都是各种伪组织，迈步就是公路，抬头就是炮楼，支持抗日的群众情绪也很低落。
所谓的游击战，几乎没有空间了。
要知道，这还是最好的一个军分区，其他的更不敢想了。
（注：以下回忆数据水分较多）
时任晋察冀军区五团政委肖锋回忆当年情况“当时我们团是主力团，全团经常保持着三四千人。武器大部是崭新发亮的日本造，接连着几仗也都打得不错，不仅边区人民大加赞扬，就是在附近敌人的心目中，也有一定的名望。正定、获鹿等敌占区的群众，有时夜间向根据地运送公粮路过敌人的据点，炮楼上的伪军一问：‘干什么的？’下面就大模大样地回答：‘五团的，你问什么。’伪军们听了之后，就再不敢吭声了。”肖锋说，正因五团有一定名气，在1941年前后，部队的骄气“相当严重”，他说：
有一次，部队驻在北白雁村，我到二连去有事，见院子里围着一堆人，他们正在摆我团“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我一走过去，就有人得意地问：“政委，你说咱们团一次能包打多少日本鬼子？”另几个人就抢着回答，有的说：“一个大队，”有的说：“再多点也能包下来。”我也没有细嚼一下这些话的味道，就乘着他们的高兴，顺口附和地说：“一个大队也行，再多一点也行，反正是打大仗才过瘾。”听我这一讲，他们兴头更足了，纷纷嚷着说：“再打一定打个呱呱叫的，咱五团什么时候打过孬仗。”很显然，部队这种骄气是相当普遍的。骄兵必败，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敌人是如此，我们自己也是如此。肖锋回忆说：“1941年冬，日寇继秋季大‘扫荡’之后，又对晋察冀边区采取了新的‘蚕食’政策，在我团驻防的滹沱河北岸及灵寿以西地区，挖了好几道封锁沟，沿沟遍修炮楼，步步为营地向我团逼进。先占去一个村庄，又占去一个山头，再进一步就把一道川全占去了。原来是我们的根据地，过几天就成了游击区，再过几天又成为敌人的所谓‘治安区’了。面对着这种新情况，我们的思想却没有转过弯来，因而没有采取新的措施，仍然是愿意打大仗、打硬仗。在这种思想支配下，1941年底，我们对日寇新修的据点狗台疙塔发起强攻。部队打得很英勇，一股劲往上冲。军区的山炮营也参加了战斗。但因敌人的堡垒工事坚固，手榴弹炸不垮，子弹穿不透，战士们几次爬上梯子，都被反扑下来。有人提议用炸药炸，我们指挥上却轻视这个办法，没有采用，仍是一再组织硬攻。结果攻了一天一夜，部队伤亡不断增加，据点还是没有拿下来。最后敌人援兵快到跟前了，才被迫撤出了战斗。
狗台疙塔战斗没打好，对五团来讲是个不小的教训。但我们领导上仍然未能及时领悟，一心想下次打个漂亮的歼灭战，出出这口闷气。然而，事与愿违，我们接连几个攻坚战斗都打得不太理想。敌人的‘蚕食’反而越逼越紧。过了年以后，原来我们团部常住的南甸、七级、李家坡一带，也相继被敌人‘蚕食’去了。日本鬼子也似乎抓住了五团的什么弱点，瞅空子就想来整我们。记得是1942年4月15日拂晓，日寇理杉混成大队突然摸到我们团部村边上来了。团部住在魏家院，哨兵已经和敌人打响，机关里大部人员还未起床，真是危险万分。幸亏住在外村的三个营机动勇猛，跑步压过来，里外配合才打退敌人的偷袭。并且把敌人追到吴家庄揍了一顿，毙伤敌四五百人，最后敌人狼狈逃回平山。这次战斗虽然转危为安，但我们也付出了伤亡二百多人的代价。对五团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教训。吴家庄战斗是一次危险而被动的消耗战，但我还是更多地看到它胜利的一面，觉得战果不小，以为像这样的仗多打几次，大概可以解决反‘蚕食’的问题。第四天，我到军区去请示工作，聂荣臻司令员和唐延杰参谋长接见了我。我向他们汇报了吴家庄战斗如何转败为胜，如何差一点全歼日寇理杉大队，如何把敌人打得狼狈溃逃的情况，聂司令员站起来走近我说：‘你只知道打垮敌人理杉大队，可是你今天打垮了，明天他还会来。敌强我弱的局面，不是一仗两仗就能改观的。’紧接着他又说：‘肖锋同志，你们五团的战术思想落后了，你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吗？’聂司令员这样一问，我的脑袋不由嗡的一下涨起来。”
聂司令员接着又问肖锋：“听说你瞧不起打小仗，是吗？”肖锋直爽地把自己对“零打碎敲”的看法摆了一遍。聂司令员听了不住地摇头，耐心地说：“我们全边区约有二百个县，每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是六千多，相当于敌人一个旅团。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枪炮武器没有什么了不起，机器一旋就旋出来了，但它却旋不出人来。人在任何时候总是起决定因素的。”肖锋写道：“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当时“对我却是极为深刻的教育。”回到团里，立即召开会议，让大家提意见。
一位教导员说：“过去敌人老挨五团的打，现在五团要挨敌人的打了。魏家院被偷袭那次多危险，团部差一点叫敌人摸掉。我们的侦察警戒工作哪里去了？我们的轻敌麻痹思想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领导上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有人反映了当地老乡的意见，说当地老乡本来对五团是很好的，可近来有些群众却说：“你们还讲抗日，把日本鬼子都快抗到老百姓炕头上来了。”
老萨附注：肖锋就是金门战役惨败的解放军指挥官。他一生作战1365次，5次负重伤，因金门之战的影响，在1955年仅授予大校军衔。
八路军的主力团尚且感到如此困难，别的也就不用说了。
当时甚至冀中司令员吕正操自己也时刻处于危险中，他的司令部每3天必须搬迁一次，就这样也不保险。
他回忆：
桑园突围
一九四一年四月，我带着一个工作组到十分区去检查工作，并慰问残酷环境中坚持斗争的军民。工作组有二十来个干部，出发时我们只带了警卫连的两个排(七十多人)和一部电台。还预定带回民支队一个营，和该支队的一个剧团，当时这个营和剧团正在徐水一带活动。
先到安新、容城一带，碰上敌人天天“拉网扫荡”。当地群众扶老携幼，终日和敌人周旋。当我们过漕河时，都要下马走过一座独木桥，我和警卫员骑的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高大的洋马，其他同志骑的是本地的蒙古马，结果几匹洋马过桥时都掉到河里了，随即趟水过到岸上去。我们继续行军到了安新县的三台，当时，十分区的二十九团驻在那里。我们吃完早饭就休息了。九点左右，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因我们除警卫部队外，还有一个主力团，完全有把握打退来犯之敌，所以边打边轮换休息，我还睡了一觉。击退敌人以后，傍晚我们整队出发了，到徐水县属的崔庄，跟回民支队的一个营及剧团会合了。
这天夜里在崔庄休息。拂晓前，徐水的敌人就出来了，于是又和敌人接触一次。回民支队掩护我们转移，从容城西南转到容城北面，再转到容城东南面。这时敌人飞机不断侦察。我们原想过白沟河以东到大清河以北地区，但经过地方游击队侦察，得知白沟河的敌人增加了兵力，拦河堵截，于是我们就又转到容城的南面，到了雄县白洋淀边的留通。在这里，和分区、地委的领导同志会合，表示军区对他们的慰问。这时他们也准备去白洋淀，研究下一步的斗争。于是我们一起到了白洋淀的郭里口，村庄四周都是芦苇，很隐蔽，在这里停了两天，连夜开会汇报研究工作，之后就分头转移了。
我们带着回民支队和剧团坐雁翎队的船，夜行穿过白洋淀，拂晓时到达白洋淀南边的北冯村，我们住在西街王家大院，休息了一天。当晚出发，穿过高保公路。我在前边，走得快一些，先到桑园，已是下半夜了。我睡了一觉后，后边的同志才陆续到达，还没休息，就听到枪响，才发觉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原来是县大队驻在这里，我们到时他们已转走，作战科长高存信和回民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丁铁石，分别在村边布置了岗哨和警戒部队，紧接着回民支队就和敌人打响了。
高存信指挥警卫连掩护我们立即突围，出村进了道沟往西走，向着靠近敌人据点的方向转移。因为敌人出动，据点兵力必然空虚，靠近据点走比较安全。回民支队没有跟上我们，就向东南方向转走。突围出村后不远又和我们会合在一起了。
当时的战士对连续作战已习以为常，连剧团的男女青少年，在他们年青的女指导员指挥下都非常勇敢，可钦可爱，身上的棉袄背包都扔掉了，却紧握手中枪，向敌人拼搏冲杀。二连指导员杨兆卿同志，在完成阻击任务撤退时，身负重伤，这时敌人距我阵地只有二百多米，通信员要背他撤退，他坚定地说：“不要管我。”通信员不忍丢下他，执意不走，这时敌人已进到距我阵地一百多米了，杨兆卿同志命令通信员：“听我指挥，立即撤退。”于是他把自己身上带的文件包交给通信员，又要了两颗手榴弹，敌人一窝蜂似的向杨兆卿同志扑过来，当距离我阵地只有三四十米时，杨兆卿同志抛出了一颗手榴弹，冲上来的鬼子兵除炸死者外，趴在地上不敢动。当敌人发现我阵地上只有一个人时，又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并狂叫捉活的。杨兆卿同志面对敌人，沉着应战，敌人吓呆了，不敢前进。接着，敌人调来两挺机枪，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发起了第三次冲锋。杨兆卿同志用驳壳枪反击，子弹打光以后，迎着敌人冲上去，在敌群中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生命。
下午我们到了潘营村，正准备吃饭，敌人又从北面、东面包围过来，我们的部队即和敌人接火。打了一个来小时，高存信指挥警卫连掩护，先叫非战斗人员转移。当我从村西口冲出去后，警卫连还没有冲出来，和我一起的只有警卫员吴天增、军区敌工部长赵濯华。
敌人跟踪追击，我们总是边打边走，一天之内往返接触多次，当时真觉得白天长得很。那天打仗，看不到一个老百姓，因为蠡县三区普遍挖有地道，连敌人的公路下边都通过去了，有些是村村相通，也叫地下三区。因为洋马目标大，所以一经跟敌人打响，我就不骑马了，徒步随部队行军转战、突围。后来，这几匹驮着文件和行李的马也跑散了。
几经周折，太阳已经偏西了，我们转到清苑至张登的公路边上，路旁就是敌人据点，因只有少数兵力龟缩在炮楼内，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就从据点旁边跨过公路，胜利地摆脱日军的追踪合击，进到了高蠡公路以西地区。黄昏时又折回到博野县的城东村，进入比较安全的地带，我们住在一个逃亡大地主的高墙大院里。经过一天的激战和急行军，一停下来才开始感到人困马乏，我一扑到炕上连腿都抬不起来了，酣睡一觉，已过午夜，醒来时，身心舒畅，精神焕发，昨天的紧张、疲劳消逝得无影无踪……
我们在突围中失散的马匹，还有文件和行李等，当地老乡都给全部送了回来。这次突围，我们除回民支队有些伤亡，警卫连有几个负轻伤的同志，没有其他损失。日军急如星火地调兵遣将，尾随追击竟日，别无所获。
桑园突围，仅仅是冀中一九四一年春季反“扫荡”的一个片断，突围前后，军民团结，充分体现了冀中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
到了1942年51大扫荡之前，情况更是困难。当时冀中在七，八，九分区和军区机关部队，后勤部门，兵工厂等全部挤在一块南北七十多里，东西一百多里的狭窄区域。而这块所谓的根据地也并不可靠，由于敌人近在咫尺，随时可以通过公路突袭，到处都不安全。
1942年之光县的区委书记和区小队队员2个干部，驻扎在南百塚村。村子本来是我军控制的，但由于村里有个汉奸报告了附近的炮楼。一群鬼子和伪军立即来村子扫荡抓人，这2个人警惕性很高，拔腿就跑。
村子后面是小河，游过河以后，鬼子也追到岸边对准他们开枪。当时是冬天，游泳湿了棉衣，又重又冷根本跑不动。两人情急之下，脱掉棉衣棉裤飞奔，这才躲过了子弹。
当时农民比较穷，没有内衣内裤一说，棉衣脱了就是光屁股。
这两人一前一后跑到邻村，也是另一个八路军控制的村子。只是因为距离鬼子不远，白天只有干部在，八路军部队只敢晚上来，所以村口没有哨兵。由于敌人可能还在后面追，他们两个人男人冲入村子，不敢留在街上，找了一户有人的房子，就冲了进去。
哪想到那家正有一群本村妇女在炕上打牌，见两个光屁股男人跑进来，年轻的小媳妇红着脸都躲进里屋，几个老婆婆惊慌一通以后，认出是八路军同志，赶忙问清楚原因。随后老婆婆们给了他们两件衣服，让他们穿上赶快跑：这里离炮楼也近，不安全。
果然，过了几天，连县长都被鬼子抓走了。
这些手段，都瓦解了八路军对地区的控制。
到了51大扫荡之前，冈村宁次光是封锁网就完成了1万多公里，号称是长城的6倍。
所以，实际上，日军在51大扫荡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到了1942年中的时候，其实冀中根据地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日伪控制区，八路军可以活动的空间很小，又被分割开，更无法有效机动。所以在日伪军如果只是扫荡一通以后就撤退的话，也许八路军还能够支持。但如果日伪军可以投入一定的部队长期控制这个地区，八路军则根本无法在这里继续生存。
为什么冈村宁次对冀中剩余地区不进行蚕食了呢？因为他认为已经没有必要。
此时冀中八路军已经是瓮中之鳖，冈村宁次认为只要一个大扫荡就可以彻底消灭，没有必要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慢慢的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