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崇拜秦始皇，其实他的所作所为比秦始皇有过而无不及。秦始皇焚书坑儒只经历了15年告终，而毛泽东残害中国的民众却长达20多年之久。多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千万无辜的人们。反右派运动是对知识分子一场毁灭性的浩劫，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比有过而无不及。
毛泽东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个人权力。因为他对知识分子极不放心，很怕知识分子起来反对他的暴虐政权，所以他设法诱导知识分子鸣不平、放真言，然后抓反动言论，并划为右派。知识分子一旦被戴上右派帽子，不但个人遭受灭顶之灾，还会累及全家，夫（妻）、子、孙，甚至于亲戚、家族等等，家破人亡者不胜其数。
一、毛时代政治运动不断
共产党1949年在中国大陆掌权之后，在毛时代的漫长岁月里，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不少人被划成右派打入地狱。20多年的时间，却如同在地狱里生活了一百年，真是不堪回首。这个时期政治运动中，人的生命好似被强行掐断，岁月凝固不动，多少人的青春、事业、理想就那么消逝了。还造成多少家庭离散、多少人失去亲人，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了多大经济上的损失，迄今无准确数字记载。甚至到今天还有人没有职业，面临老年生活没有着落的惨状。
有文献记载：1957年反右时期，进入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共计3500多人。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执行55号文件，对右派分子大规模平反，当时活着出农场的只有500人，死亡率为85％。造成这么多人死亡的原因有：
⒈政治压力大，遭受严酷的政治虐待。专案组的管理人员如狼似虎，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巨大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时间久了，有人就变成了痴呆或精神病，甚至引发其他疾病导致死亡。
⒉因生活待遇极低，严重的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各种疾病易发、多发，是患病死亡最大的原因。
⒊被强迫做体力劳动。在饥饿虐待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无适当的休息时间，生病了也得不到医治，只有等死。
⒋环境恶劣。农场不但空气质量差，管理人员还对他们不断进行生活虐待、语言辱骂，而右派们之间又相互勾心斗角、互相陷害和虐待，这种环境加剧了他们的灾难。
活着走出劳改农场的右派，在毛泽东死后他见了天日，写了一首诗：
“冤骨阴魂”
劳改农场少人烟
坟茔起伏在周边
墓内横陈冤死尸
冤骨阴魂实难眠
二、右派的苦难岁月
有的右派被平反之后仍然精神恍惚，失去工作能力，有的人虽可以工作，但工作能力差得多。我的一个同学名叫李祟英(化名)，在被右派劳改之后，失去了记忆力，所幸妻子没有遗弃他，两个孩子对他很好，都很同情他的遭遇。我见到他时，他精神恍忽，说话很多，颠三倒四，吃饭不知饥饱，失去了工作能力，但还认识我，虽然话语重复不清，但还能说出往日在学校的—些事情，。
还有个邻居被划成右派，送到农场，妻子与他离婚了，儿子也被遗弃了。那时他儿子小刘才4岁，被她姥姥收养，每谈到这段家事时小刘都非常痛苦。更痛苦的日子，是他姥姥去世时，他抱着姥姥的尸体大哭……2012年小刘携妻子移民国外。
更惨的是某村完全小学的一名教师，被划成右派之后，在积极分子批斗时被打死了。他有两个女儿，当时分别4岁、6岁，妻子怀孕六甲，不但生活无着，政治压力使她抬不起头来，两个女儿出门会遭到他人的无端打骂，逼的她只有改嫁。她嫁给一个因贫穷娶不起妻子的光棍冯大汉，四人才生活下去了。
30年后，她的第二个女儿冯某大学毕业，在某单位升为工程师，经常往家寄钱。冯工程师对我说：“我的继父养活了我们母女四口，在我考大学的时候，村里很多人说：老冯，你那个带犊妞不要叫她上大学，毕业后她会远走高飞……快把她叫回来，找个婆家得一笔彩礼。”老冯说：“这个孩子跟我亲生的一样，她有能力上学，就让她上吧！我生活也顾得住，我要对得起良心，不能拿她来换彩礼。”正是这样，冯工程师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她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不过当今之世冯大汉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
有些大学生被划成右派后，受不了各种斗争会，更无法忍受积极分子的打骂，因此有人外逃失踪，有人自杀。新乡师范学院被划成右派的学生张昕，因感到无路可走，服毒自杀。
我有个同学被划成右派后劳改多年，改正后出了劳改场无家可归。因为是青年右派，当时全家都因此抬不起头，父母在忧愁中离世，家中房屋倒塌，一无所有；周围的亲戚邻居也用旧眼光看他，不敢接近他，甚至不敢和他说话……
幸亏他是个医学毕业生，有关部门把他分到城郊卫生院，一年后找了个农村知识青年结婚，几年后生了两个儿子。2009年春节，他请我吃饭时，我才得知他右派改正后，工作顺利，已经升到副主任医师退休了。他的大儿子已是某部队少校军官。临别时他送我一首诗：
“恶贼的罪行”
鸡毛羽飞上高天，恶贼遍地民受难。
南东西北都—样，鞭尸扬灰定难免。
还有年轻人被划成右派后，家庭离散，孩子死了；劳改三年出来后生活无着，无家可归。那个时候，社会上谁也不敢收留他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右派们只能和右派重组家庭。我见他们时，他们的右派已经改正了。他们在郑州郊区安了家，又生了二女一男，生活富裕，五口之家很快乐。只是两人都已60多岁了，相比—般人更显苍老，可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三、年轻幼稚毁了一生与后人
1946年至1947年之前，不少年轻学生受中共宣传的口号：“共产党最廉洁，不拿群众—针—线”(真的不拿群众—针—线，而是大力抢劫，本书第一章阐述了很多事例)这是毛泽东打江山时用的骗人口号，因此影响了许多进步青年，投奔延安参加共产党干革命。我那时在中学读书，因为脚小行走不便，没有同他们一起去，当时我们年级赴延安的共10个同学。1949年之后，这十位全是教育界的官员，县教育局局长、各大、中、小学校长、书记，那时我正在河南大学医学院读书，对他们的情况只是听人传说，也没有留心，更没有亲至见过他们。不过当时有不少人羡慕他们的路走对了。
反右派运动后我得知，这十个同学全被划成了右派，连带他们去延安的那位老师也没能幸免。我只是听说他们的遭遇，未曾见过面。文革后我恢复了工作，开始收治恶性细胞肿瘤，成了治癌的医生。这是一门许多人不想干的工作，所以病人较多，我的工作很忙碌。有时还要到外地、外院会诊，对她们的一切情况有时听到了一些，但没有引起我的更多注意。
一次我去某县会诊，我知道一个姓张的同学住在那里的城郊。她是1946年赴延安的进步青年，1949年回来之后，曾是某中学党委书记，现在是改正的右派，生活极度困难。戴帽右派时正是她的青春年华……她的事业以及家庭情况、子女都受了牵连。她有四个孩子，因为右派身份，子女没有入学读书的机会，发展最好的一个男孩，也只是在大队干电工。
我对县医院办公室接待我的主任说：贵县教界有位叫张××的吧？主任回答说：你认识她吗？她是个右派，于是不动声色了。幸有旁听的一位好心人把张××叫到我所在的县医院办公室。她看到我眼里含着泪，她的行为举止、服装等完全像一个农村老太太，我俩聊了一些家常话，生活上的琐事等等。我刻意没有提学校情况和我工作的问题，怕伤到她的自尊心。
这时，张同学突然问我：“你丈夫在省内是个啥官？”
我笑了，回答说：“他是一个卫生所的主治大夫，不是官，在事业的成就上、工资上、职位上、声望上，都比我低。”
张同学说：“我早己从病人那里听到了你的很多消息：教授、治癌症的名医，我们县医院妇产科主任是你教过的学生，却从没有听到过你丈夫的情况，还以为你丈夫是省里的大官所以需要保密，人们只能宣传你的工作成就。”
我说这是中国旧的习俗，简直是开玩笑，难道女人不能独自在事业上拼出成绩吗？
中午快到时我问她几点钟了，她说：“谁见过表啊……”后来，有人来请吃饭，一转眼间她就溜走了。
在她走后有人告诉我说：“她划过右派，自认为低人一等，不敢上桌子吃饭……”此人又说：“她的生活很不好，有一年初夏她饿急了，跑到田里用手捻些青麦粒吃了，不巧被支部书记、大队长看到了，说她‘右派翻案’，把她捆在树上打，打的全身是伤，后来躺在床上睡了两个月”。唉，她遇到的这些事情，令人不可思议！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实，吃青麦粒被打我很早听病人说过，但不知道是谁，今天才知道是我中学同班同学。她真的走错路了。
冬季的一天，我去开封探亲带了200多元人民币，把200元交给我母亲，下午四时的火车回郑州。刚离开家往汽车站走时，寒气避人，天飘着雪花，这时遇到一个当年去延安的同学。她叫张荷，拉着一辆很长的人力架子车，车上装满了煤球，煤球上坐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他的双手背都有冻疮，孩子的手、脸、衣服全是一片片的煤炭。张荷看到我就哭了，哭的很伤心。
我问她这么多煤球你往那里拉？
张荷说：我现在就靠送煤球来维持全家的生活……
我说：同学们告诉我，你到延安第二年就和解放军的一位大军官结婚了。我又指着她车上的孩子问，“你爸爸呢”？
张荷哭着说：那个不是他爸爸，那个军官阵亡了，留下三个孩子，现在在北京跟着他们的姑母，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前夫阵亡时我才26岁，二年后我再次结婚了，现在的丈夫也是当年去延安的学生，就是他(指着煤球上坐的小孩)爸爸，我们俩人年岁相当，现在又有三个孩子，这是个最小的，他爸爸划的是出身不好的右派，现在在农场劳动改造。
我听了张荷的经历后，全身发麻、发抖，天这么冷张荷太可怜了，把我兜里所有的钱都给她了，以致无路费回郑州的家了，就急忙找我初中的同桌借路费回家。时过40多年，我还是无法忘记这些人的遭遇，右派真的太可怜了。坐在火车上，雪下的很大，我不停回想张荷的生活，写了一首诗：
“暴雪突来临”
你是为苍天无知而来的吗？
还是为大地无灵而来的呢？
你是为右派们痛苦而来的吧！
鹅毛大片的雪花，从高空下降，
大地很快变得洁白，
树林穿上了银装，村庄盖上了白被，
残官酷吏们，他永远不会洁白！
在这次毁灭性的浩劫中，受害人数之多，面积之广，死者究竟多少人，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多少人、多少事、多少苦难，有多少饥寒交迫者，谁会知道呢？一切的一切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