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著名的文革史研究专家，实事求是的王友琴教授，为抚慰在共产党的文革中每一个被冤屈的灵魂，每一颗受尽磨难的心灵，前后费时费心十个春秋，经过了仔细的调查与研究，才完成了这篇“摧毁日记的革命”。通过文革中“日记”的遭遇，和有习惯写日记的中国人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将那一场疯狂的“革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进行的戕害，从一个常常会被人忽视的角落，作出了完全真实的记录。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它的意义，绝非寻常。
然而，王友琴教授的工作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此。因为，正是从她对中国人记“日记”所遭受的痛苦磨难，和对记“日记”者的悲惨命运的记录中，我们才可以看到作者真正的悲天悯人之心。换言之，就是可以看到她对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和命运的深沉关切，和对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生命权力和生存地位的真诚关爱。事实是，遭受共产党文革之迫害至深、至广，并且最容易被人忘却、甚至最容易被人轻蔑者，还是那些被称为是“普通人”的中国人。王友琴教授就是因为有了一颗普通人的寻常心，才真正从普通人的命运，和普通人所遭遇的文革屠杀与文革迫害中感受到了，人之所以被称为人的尊严，和这个尊严不容侵犯的权利。她的经历，特别是她的研究，尤使她看到了这个尊严、这个权利恰恰被共产党的文革所侵犯、所剥夺、所迫害的残忍事实。这个事实，不仅使“民为贵”这一先哲的思想，痛苦地格斗在她的心灵和现实之中；而且使她真正地明白了，所谓民主，就是普通人的民主。其意义，就是普通人有捍卫自己生命权力和生存地位的权力。而一切对于普通人生命权力和生存地位的轻视甚至是蔑视，都只可能导致专制心态的难以消泯，甚至是专制思想的死灰复燃。就不说共产党文革那种对于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之生命权力和生存地位的残害和践踏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看到了她的工作的价值，才看到了她的工作对于人、特别是对于普通人的意义，及其对于建立一个使普通人能够真正拥有“生命权利和生存地位”的社会，该是怎样的重要和迫切。
王友琴教授为了抚慰文革中每一个遭受过残酷迫害的冤魂，每一颗受尽磨难的心灵，已经做了太多的工作，我们期待着她的更多的成绩。因为，她的成绩越大，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就更能够理解普通人的生命权力和生存地位的重要性。这，才是“治本”之为，才是中国能够实现民主的希望所在。
正文：
文革害死了以百万计的受难者的生命，毁坏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此外，文革还破坏了什么呢？不被注意或者未被意识到的一项是：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
一、
很多人有记日记的习惯，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以及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中。一日又一日，把自己所做过的，所想过的，所盼望的，一字一句写下来，或长或短，积在一起，成为生命的一份记录，个人成长的一道轨迹，也是自我反省和心灵探索的一种方式。日记文化，古今中外皆有。
文革后期和文革之后，当我收集记录文革受难者名字和文革事件的时候，我发现，人们往往记得什么发生了却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几位记性特别好的被访者，他们能讲出人物、情节、场景、声音，往事像电影一样存在他们的脑子里。然而，他们却往往记不得这些事情发生在哪一天，哪一月，甚至不记得在哪一年。
为了确定一个受难者的死亡日期，常常需要反复追问，比如仔细回想是在某个有记录的重大事件之前或之后一类；或者交叉核对，询问好几个当事人来弄清楚某个日子。但是那样做也仍然常常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有被访者说：“假如有日记可查就好了。”“如果当时把这些写在日记上，现在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天的事情了。可惜，我那时候没写日记。”
这种时刻，我常常会觉得很遗憾。个人的记忆汇总起来，会逼近历史的总体再现。可是这些像没有日期的纪录电影胶片一样的记忆，必须通过具体的日期才能有次序地前后连贯。个人的记忆也只有在准确的时间坐标中，才能和他人的记忆汇合成真切的整体画面。
于是，我开始询问被访者们是否写日记。在对上千人的采访中，我发现，文革中几乎没有人写日记。
1979年秋天，北京的一位年长者对我说：“假使那时候我写日记，我会记录下来很多事情，对写作文革历史会很有用。可是，假如我写日记，我绝对不可能平安活到现在。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有对文革的个人即时记录。”
他的旁边站着他的妻子。他们是我的同学的父母。他们那时候是60来岁，都是性格开朗幽默、喜欢表达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年轻时候就喜欢写作，文革后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我知道，他们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隔离审查”，受到“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处分，被“下放”，一家人被分成几处。几个中学还未毕业的孩子都被送到边疆农村，以后也全都未能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有一个孩子很年轻就身染重病以致终身残疾。
确实，在当时的中国人中，他们一家的遭遇相对来说远不是最悲惨的，因为他们家没有人被活活打死，没有人“自杀”（加上引号，是因为文革中“自杀”都与通常意义上的不同），没有人被判刑关进监狱。但是，他们全家人都遭受了大量的长期的痛苦是显然的，而且是在他们长期隐忍不抗议不争辩甚至连在日记上都绝不略有微词的情况下，他们才没有遭到更坏的命运。
一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常常误以为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是因为他们反对或者抗议了文革而遭到惩罚，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文革主动出击对千百万人实行各种迫害。无数人受到残酷的迫害，但是反抗者却极少。观察历史，会发现广大受迫害者的忍气吞声和隐忍顺从是空前的，原因之一是文革的残忍也是空前的，残忍到了连写日记都会遭到杀身之祸的程度。
正如这位长者所说，要活下来（而且不是舒舒服服地活下来，而只是像他们家那样痛苦地活着），就不能写日记，要写日记，就不能活下来。他指出了日记和活命相关联，也是从一个方面指出了文革的严酷性。我了解到的事实告诉我，这绝不是夸张性的说法，而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叙述。
当时，我看着这一对老人，心里想：无数人在文革中死去，无数的家庭被破坏，他们一家度过了灾难，活了下来。现在他们“平反”了，全家团聚了。相形之下，没有写日记，失去了个人的记录，确实只是一种最不严重的损失，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
然而，作为历史的一部份，日记的故事却是重要的，也应该被记载。不但应该记载因写日记而被害死的受难者们的名字，记载把他们送上死路的时代氛围，而且也应该从中认识到文革在法律上和社会生活规则上造成的“革命”性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导致的个人精神生活的扭曲和变形。实际上，种种扭曲和变形一直延伸进了今天的道德生活。
文革中，搜查个人日记以从中寻找罪证是普遍发生的事情，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革命”行动和必要步骤。从日记中摘找出来的话语就可以作为罪证，进而对写日记的个人施加严厉的处罚。处罚包括在群众大会上被“斗争”，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份子”，被判徒刑，而且是长期徒刑，甚至死刑。这种用日记作罪证的方法并非始于文革，但是在文革中大规模使用而且被制度化，造成了严重的日记恐怖。
随之发生的是，人们停止写日记，包括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在写日记的人。文革当局从来不曾下令禁止写日记，但是日记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斗争会”“牛棚”、“劳改”，威力远远胜过文字的禁令。同时，由于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样的日记可以算是“反动”以及应给予何种处罚，人们无从知道可能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而这种不可预测性只会更增加了日记恐怖的程度。
开始时，我没有把“日记在文革中”当作专门调查题目。但是，随着我的调查笔记的日益积累，随着我对文革往事的思考，我发现，很多与日记相关的故事被我记录下来了。当我想起其中之一，其他的也会相随而来。一个小小的、常见的、并不稀奇的日记本子，把一些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人们身上的悲惨事件，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的故事体现了文革的一个不被注意然而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一场摧毁日记的革命。
二、
王本中老师，个子不高，相当瘦。1996年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数学老师和校长。
他196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数学教研组。除了教数学，他还兼任高中一个班的班主任。他是南方人，单身，就住进了中学三个人一间的教师集体宿舍。
1966年文革在中学里展开的时候，他在学校里算是最年轻的老师之一。6月2日学校停课以后，学校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字报，几乎所有的教员都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攻击。有一天，他班上的学生在学校锅炉房的外墙上贴了一大片大字报，有几十张纸，不但字数多篇幅长，而且标题也特大，叫做：王本中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
事情要追溯到一两年前。他是数学老师，他的数学课相当受欢迎。另外，他把一些对数学特别爱好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数学小组，进行课外学习。数学小组的学生进步很快，在北京市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中得到了好成绩，其中一个学生还获得了一等奖。1965年下半年，他被提拔为数学教研室副组长。这一提拔在当时算是快的。提拔他时，副校长卞仲耘专门和他谈过话。但是也就在同时，“文化大革命”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在报纸上，对一些文艺作品和办学方针的“批判”也开始了。不久，他当班主任的高二（二）班里的共青团书记，一个中央政府部长的女儿，和一个将军的女儿等人，开始反对班委会。她们说当时担任班长的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不应该当班长。她们还说让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当班长，是班主任王本中贯彻错误的“阶级路线”的结果。她们要求进行班干部改选。
那时王本中以为，担任班长的学生虽然不是干部子弟，但也不过是“小业主”家庭出身，不能算“坏出身”；班上的学生干部已经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弟了，有一两个不是没关系。关于改选，王本中认为惯例是在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选举班里的学生干部，那时正在学期中间，没有道理重新选举。王本中去请示了学校的教导主任梅树民。梅主任早他十年从北师大毕业，说：还是再做做要改选的学生的工作吧。他们都没有同意在学期中间撤换“小业主”家庭出身的班长的要求。
班里开了两次会，质问王本中为什么“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学生干部。王本中辩解说，他努力执行了共产党的“阶级路线”。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当前班里的学生干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现好，所以都符合共产党的“阶级路线”。那些反对他的学生说，这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王本中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因为王本中自己的家庭出身也不好。
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文革在中学校里开始了。青年教师中，王本中最早变成运动对象。一开始是“小字报”，贴在教室里。小字报说王本中“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打击革命干部子弟”。王本中指导的学生“数学小组”成员被称为“不关心政治”的“白专”学生，王本中则被指控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后来，这些内容又写在“大字报”上贴在校园里。事态愈演愈烈，以致贴出了这份长篇大字报。
学生的这张大字报把王本中平日的种种言行，都列为“反毛泽东思想”，当时最严重的罪行，而且有一百例之多。这还不够，这些学生又要求王本中交出他的日记。
现在的人会觉得诧异，怎么学生要老师交出日记，老师就一定得给他们呢？那是因为现在的人有“个人权利”“个人隐私”“无罪推定”这些观念。文革不承认这些观念。王本中不得不交出日记。回顾文革历史，我们更能理解这些观念对每个人的安全和生存有多么重要。
王本中没有办法，只好交出了他在高中和大学以及直到那时的所有日记，一共八本。交了日记，王本中心里还存着希望。他想，看了日记，学生会了解他的内心真实想法，知道他不是想要“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可是，一个星期后，校园里又贴出了长篇大字报，大标题是：“从王本中的反动黄色日记看他的反动世界观”。
说他的日记“反动”，证据是他在高中时的日记里，写到他的同学张伯谦。1957年，王本中在徐州第四中学上学。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张是共青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在“反右派斗争”之前，有一段时间讲“新闻自由”，同学们讨论问题，王把这些讨论写在了日记上。后来，四中当局整理了张伯谦的言论上报到共产党徐州市委。市委认为张伯谦是“极右份子”，不过因为是高中三年级学生太年轻，所以不给他“戴上右派份子帽子”，但是不准其上大学，并且把他送去“劳动教养”。王本中在日记里也写到他和当时的班主任的谈话。他告诉班主任他觉得对张的处分太重，班主任说，学校写这份材料上报的时候，也未想到会有这么重的处分，因为对中学生一般不抓“右派份子”。至于“黄色”，指的是王本中在日记里几次写到过一个他大学时代的女同学。
晚至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像张伯谦那样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上百万人才得到了“改正”。在1957年高中学生张伯谦为了一些言论而被送进了劳改营，而在1966年，王本中日记中有关张的一些事实性记录，也几乎把他拖进同一陷阱。
高二（二）班的一些学生不但摘抄出班主任的日记来“批判”，还摘抄出参加“数学小组”学生的日记（那时候很多学生写日记），也写在大字报上。这些学生的日记中提到对数学教师的崇敬，也提到晚自习的时候曾去问王本中数学问题。这些都不但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且成了“黄色思想”的证据。――王大学毕业分配到女附中教书以来，有时候确实有学生来他住的地方问过不懂的数学问题。他一直住在学校里三个老师一间屋的集体宿舍里，从来没想到可以对女学生来问数学问题作如此解释。
王本中觉得这样“批判”他的日记是断章取义，是曲解，想把日记要回来加以解释。他要求学生把日记还给他。学生拒绝还，后来又说“丢了”。他要求学生把他的日记交给当时上面派来领导学校文革的“工作组”审查，也没有结果。事实上，这八本日记后来再也没有回到王的手中。
笔者收集到了一些该校当时的材料。在工作组写的送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师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见”中，他们把女附中定为“（第）四类学校”，把副校长卞仲耘和胡志涛划成“四类干部”。当时工作组把所有的学校和教员都进行了“排队”并分成四个类别。有的地方把学生也分了类。其中第四类是最“坏”的，属于要清洗和专政的“阶级敌人”范畴。看到在这份定罪材料中，工作组提供的根据之一与王本中有关。
工作组写道：
他们（指女附中的领导核心——笔者注）在青年中还宣扬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名利思想，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卞仲耘就曾号召数学组“要培养出几个像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还鼓吹学生要学习文学，将来好当“党委书记”。对那些只专不红的教师和学生大加赞扬，推崇备至。如数学教师王本中，地主家庭出身，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在学校中公开宣扬“要学习居里夫人”，鼓励同学“要为这个理想，去努力奋斗，废寝忘食”。有的同学在他的影响下，整天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一心想当居里夫人。而校领导却认为王是青年教师学习的榜样。
这就是当时可以把一个中学定成“四类”的“理由”。分配来校中的一个数学教员的父亲是地主，而且他自己曾经告诉女学生要学习居里夫人，就是把两名副校长划为“敌人”的证据。这种口气，这种逻辑，体现了那一时代占有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和推理方式，愚昧而残忍。并且，这份材料并非出自中学生之手。当时在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组长原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副组长是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副会长，资历级别都不低。在西城区统筹指导“排队划类”的则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之一的胡启立（胡在8月中旬也被“打倒”）。这份报告上签署的日期是1966年7月3日。这份材料当时上报给高层领导，却从来未问过王本人这些话是在什么场合说的，原话是否如此，上下文是什么，也未说明在引号里引用的话是由谁作证提供的。
在对学校领导人的全校性的“揭发批判会”上，王本中被喝令上台“交代问题”和“揭发黑帮”。在学生所写的大字报上，他的名字还被根据谐音写成侮辱性的“王八种”。女子中学的学生竟会有这种肮脏联想和骂人方式！同时，这些学生却把老师大学时代日记中提到一名女同学、把老师回答女学生的数学问题这样正常的事情，称之为“黄色”和“反动”。实际上，文革在对传统文化的攻击之后产生的这种野蛮和粗鲁，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1966年7月中旬，工作组把女附中全体老师集中到马神庙小学“集训”。所有的教师都必须住在那里，整天开会。每个教师都必须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认罪。一些学生积极份子也参与组织整老师。数学教研组有两名“特级”教师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这两名教师被排作该教研组“最坏的”人，王本中被排作“第三坏的”。两名老教师有三十多年教龄，级别也是中学教员中最高的，确实属于文革指定的靶子；而王本中资历浅而级别低，不该算是运动重点，只是由于他指导的数学小组获奖，加上他写了那些日记，他也成为“重点对象”。
在“集训”地，每个老师都要反复检讨认罪，才能“过关”。顺序是从“问题较轻”的人开始。还没轮到王本中检讨认罪的时候，上面忽然宣布撤走工作组，因为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紧接着，7月31日在校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红卫兵代替工作组控制了学校。
1966年8月5日，学校的五名领导人遭到红卫兵的暴力“斗争”。卞仲耘副校长被当场打死。教导主任梅树民被用带钉子的木棒毒打，身上衬衫的布丝都被打进肉里，揭不下来。他因此后来患了心脏病。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王本中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的名字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学校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暴力在各处升级发展。8月下旬，该校几个初中二年级的红卫兵把附近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个十八岁的女服务员抓来，说她是“流氓”，把她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实验室靠着校门，来来往往经过的人都听到了惨叫声。
红卫兵不但打校长、老师和校外的“牛鬼蛇神”，还打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王本中当班主任的班上，有13个这样的学生。该班红卫兵命令这13个同学跪在教室的地上，“斗争”她们。
在30年后王本中谈到这件事情，仍然感到气愤。他说，竟然这样对待这13名同学，而且后来也不道歉。这个班的学生从此分裂为二。文革后的校庆日也不能坐到一起。
不道歉，是因为这些打了同学的红卫兵忘记了这件事吗？还是他们假装忘记了？还是根本不认为这需要道歉？王本中老师显然知道要教育这些不道歉的人改变已经太晚，希望他会帮助现在学校里的中学生从文革历史学到道德的教训。虽然，这绝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
红卫兵在8月18日集会后所做的事情，当时他们自己称作“杀向社会”。他们在校外抄家打人，烧书砸文物，还得到免费火车票以及食宿费用到外地“革命串连”。在北京，从8月下旬到9月初，有两千名“牛鬼蛇神”被活活打死，以该校所在的西城区人数最多。王本中的“问题”一时无人过问。8月下旬的一天，和王本中一起住在单身宿舍的几个年轻的单身老师一夜未睡，讨论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该怎么作。讨论的结果是，跟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了十七年（指1949－1966），他们现在应该革命，应该彻底摆脱过去。
第二天一早，他们立即采取了两项“革命行动”：一是学红卫兵学生的样子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从毛泽东的一首词里找出一个短语“奔腾急”作为名字，并且用这个名字连夜赶写了几十张纸长的大字报，表示他们要积极投入文革。二是卖书和烧笔记本。他们把自己的旧书全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几分钱一斤卖掉，把以前做的学习笔记，包括日记本子，全都烧掉。他们要和自己的过去决裂，要改变自己，要跟上潮流，要不被时代大势抛弃。
回首往事，我们会看到，这种野蛮的高压和狂热的气氛的结合，远比理论说服有威力，真的会使一批人很快转变，投入声势浩大的革命，和过去决裂。烧掉笔记日记是一个象征。但又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不再坚持理性，不再认真思索，随着权力指挥棒和大潮流走，才会有亿万人紧跟文革领导人走的现象。对这种情况发生的反省和警惕，应该是我们能从文革得到的最重要的反面教训之一。
后来，王本中又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又为“战备”挖过城墙，修过地下防空洞。他结了婚，有了孩子，但是一直没有离开这所学校。学校已经不再是女校，校名也有了相应的改动。三十年后，王本中当上了这个重新又成为北京最好的最难进入的中学的校长。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似乎文革最终并没有造成多少改变：文革之前他就是受到赏识的青年教师，三十年后的校长选择看起来倒好像正是那时的选人趋势的结果。走过了一个巨大的圈子，情况似乎又回到了文革开始时的原点。
然而大量的不可逆转的惨痛的事情在文革过程中发生了。他的学校中，校长被打死，四名教师遭到迫害而“自杀”身亡，还有四名教师受到严重迫害患病不得治疗而死亡，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残疾人工友受到攻击后失踪。受难者永远不会复活。当年的学生，失去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可能出现当年期待的能为科学技术做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还有一样后果是分分明明然而又不被注意的，那就是，自从1966年他班上的学生拿走了他的八本日记横加攻击并且从未归还之后，王本中再也不写日记。――如果我不问，也许他甚至不会向我提到这一点。关于写日记这一习惯的改变到底对他个人或者对他那一代人有多少含意，则是我至今还在思考的问题之一。
回顾文革往事，王本中老师告诉我，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成为“监控对象”，清查了他的“家庭出身”和“漏网右派”问题。在“搞完”（这个“搞”意味着什么，需要另文介绍）第三批人的时候，他被“解放”了。然后开始整第四批第五批人并把他们关在宿舍楼的地下室的时候，他被吸收参加整（“整”也是文革常用动词之一，意义也需要解释）人。他不算整人的骨干，但是开会的时候跟着喊“你老实交待”，另外，还跟着“专案组”调查同事的历史。
他在1996年告诉我，他在当时作了一件事情，非常内疚。因为自己的地位从被审查变成了被信任，虽然还不是被依靠，觉得自己应该“积极要求进步”。当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查阅“青年军”（抗战时期由青年学生组织的一支军队，文革时被指为“反动组织”）核心组织的名单，看到一个该校语文老师的名字。这位老师当时已经被“隔离审查”。当王本中和另外两个一起去“外调”的人发现了这个名字，就当作“重大成果”回校赶快报告，连夜审讯这位老师，逼迫他承认。王本中说，当时出于邀功心理，很对不起这位老师。而且，后来还发现并不是那名老师，是一个同名的人。
为作文革历史调查，我访问过很多人。在我的经验中，很少人愿意说出自己在文革中做的错事。王本中身为一校之长，而且和我素不相识，第一次见面谈话，一个小时后就跟我讲出他做的这件事情，我是有些惊讶的。于是我也想到，虽然他后来不再写日记，但是他原来是多年一直坚持写的，从中学时代写到大学毕业后当老师，写过八本日记。我能隐约觉出，当年认真写日记的习惯和他道德感的养成是有内在的关联的。
《黄花岗》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