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海瑞罢官》的吴晗说过：“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连皇帝的名字都要避讳。……至于骂皇帝，那是没有听说过的，……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这个说法影响了太多人，以至“海瑞骂皇帝”差不多成为一个成语。现在我们说到“骂皇帝”，恐怕许多人都会想到海瑞。海瑞确实骂得痛快淋漓，直接说嘉靖皇帝“薄于父子”、“薄于君臣”、“薄于夫妇”，有刺激性的是这一句：“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明史》本传）
不过，若我们受吴晗先生所误导，以为历史上只有明代的海瑞才敢这么痛骂皇帝，那就错了。事实上，宋人骂起皇帝来，可比海瑞凶得多。
北宋仁宗朝嘉祐六年（1061），二十三岁的苏辙参加制科考试（一种为选拔人才而特设的公务员考试），这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新进士，所做的策论将矛头直指宋仁宗：“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
苏辙称宋仁宗“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应该说，这是不实的指控，因为仁宗的私生活还是比较克制的。原来苏辙是“闻之道路”，听信了坊间的流言，便在策论中不客气地指斥皇帝。当时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但宋仁宗极力回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官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待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
宋光宗时，一年因“雷雪交作”，天有异象，皇帝下诏求言。有一位叫做俞古的太学生，便上书皇帝，以非常严厉的语气斥骂宋光宗自即位以来，“宴游无度，声乐无绝，昼日不足，继之以夜”。光宗是一个不成器的皇帝，私生活不检点，气度也远远不如北宋的仁宗，“览书震怒”，下了一道特旨，说将此人抓起来，谪远方州郡，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这一刑罚，当时叫做“编管”。
但众臣坚决不同意将俞古“编管”，因为“言事无罪”乃是朝廷的“事体”，不可破坏。光宗只好将对俞古的处罚改为“送秀州听读”，即送到秀州的学校，在官方监护下继续读书。但中书舍人莫叔光拒不起草处分俞古的诏书，说“弭灾异不宜有罪言者之名”。最后，“事竟寝”，对俞古不再有任何处罚（《嘉泰会稽志》）。这一事件也成为一条具有法律效力的先例，被后来的士大夫援引来证明“言者无罪”，以对抗压制言论的权势。
宋光宗的孙子理宗在位时，由于在一次禋祀中遇到雷雨，理宗大惊，也下诏求言，以答天谴。漳州通判王迈应诏上书：“天与宁考之怒久矣！”（《宋史》本传）“宁考”指宋理宗的皇考宋宁宗（即宋光宗的儿子），王迈这是借“天怒”表达他对宋宁宗的强烈不满，说宁宗荒废乾纲、逾旬不视事，朝中小人当道，老天爷都震怒了，所以天降种种灾难来惩罚宁宗。王迈对着皇帝直骂他的皇考，结果被台谏官弹劾“妄论伦纪”，贬到吉州当通判。
宋理宗本人，也被士大夫当面痛骂过：一位叫王伯大的士大夫对理宗说：“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宋史》本传）就差直接说宋理宗是商纣、周幽那样的荒淫之君、亡国之君了。请注意，这不是书面上的奏疏，而是王伯大在“进对”时候，当面痛责皇帝的。我不知道理宗听后是不是心头大怒，但他却不能因此将王伯大治罪，只能承认爱卿所言有理。
相比之下，明代的士大夫骂皇帝，就要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了。海瑞上疏骂嘉靖之前，自知必死，便买了一口棺材，与妻儿告别，又遣散了仆人，就等着皇帝来抓他。嘉靖看了海瑞之疏，果然暴怒，将奏疏掷于地，大呼左右，快快，将海瑞抓起来，别让他跑了。左右侍卫告诉皇帝，此人不会跑的，他已经买好了棺材。嘉靖将海瑞关入大牢，但迟迟犹豫要不要杀了他。未久，嘉靖驾崩，海瑞这才出了狱。不过明代政治虽然严酷，但士风挺立，敢骂皇帝者绝不止海瑞一人，如田大益痛责万历：“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明史》本传）
入清之后，才不复闻“骂皇帝”之声。修《明史》的清人张廷玉甚至对敢骂皇帝的明代士大夫颇不以为然，说，“绞讦摩上，君子弗为”。当然问题的实质并不是清代士子更“君子”，而是时代的风气已变，士子的脊梁骨已断。直到清末，士人才略恢复宋明士大夫之精神，并重新评价明人的“绞讦摩上”行为：“明人则一人言之，咻咻然群起而和之，学士大夫采其一疏，互相标榜曰，是真敢言者也。”（《郭嵩焘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