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中国正在谈论它的污染问题，但是在阴霾背后，同样严重的阶级问题仍然模糊不清。103分钟长的纪录片《穹顶之下》2月28日发布之后，雾霾迅速跃居中国人谈论的最前沿话题，该纪录片成为中国版的《难以忽视的真相》。《穹顶之下》在社会化媒体上爆红，在遭审查删除之前，几天内就获得了1.5亿次的浏览量。调查记者柴静在影片中解释了在过去几年里造成空气污染肆虐中国的根源。但是，对污染问题有一个尖锐的阶级角度，这是柴静的纪录片里没有涉及的。虽然雾霾是困扰着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里中产阶级最明显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另一半——农村和贫困人口——他们常常遭遇一个污染悖论：他们面对着来自空气和水对健康的威胁，又依赖于污染性的行业谋生。
与许多话题一样，中国的社会化媒体喋喋不休地谈论污染，反映了一种中产阶级的偏见。截至3月6日在微博平台上，搜索“雾霾”一词获得超过1.972亿个结果，“空气污染”给出4390万个检索结果，而搜索“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仅分别被提及1580万次及350万次。在中国的社会化媒体上，后两者较少受到大V们和普通网民的关注——他们大多生活在有水处理厂的城市里，从事与农业无关的工作。在中国的社会化媒体上，中国令人震惊的水污染图片引起的愤怒不及遮盖天安门广场的雾霾照片。在中国，自来水不能直接饮用，但大多数情况下，城里人在打开水龙头时不会想到致癌物质。偶尔，中国的大城市发生过水污染恐慌——例如2014年4月，石油泄漏污染了兰州的自来水——但是，通常在几天内就恢复了供水。
与此同时，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困扰着中国的农村人口。上海财经大学研究人员钟鸿钧在微博上写道，“现在的污染，尤其水和土地污染的成本基本上是落后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在承担，而空气污染的成本，既有城市中产也有低收入群体承担。”《穹顶之下》提到了这些问题：在柴静2004年采访山西省地方环境保护署主管时，该主管告诉她该省88.4％的河流被污染，62％的河流已经不再能够使用。2014年，根据中国环保部的一项调查，中国60％的地下水被认为是“糟糕”或“非常糟糕”。仍然依赖于井水的村民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水源已经完全被附近的工厂所污染，但几乎没有补救或赔偿。
对城市里雾霾的忧虑加速了重污染企业搬迁到农村地区，当地居民可能更无力去抵抗。例如，由于事先担忧2008年北京奥运时的空气污染问题，2005年中国最大的国有钢铁制造商之一——首钢将其在北京市中心附近的主要生产设施搬到了距离北京240公里、渤海湾上的一个小镇。2014年，为了减轻公众对雾霾的忧虑，象哈尔滨和杭州这样的大城市让工厂搬出其市中心。中国环保部在2011年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工业和城市污染正向农村转移，并承认在农村地区对污染的监测不足。中央政府于2014年11月宣布计划在2015年向2.98亿农村居民提供安全的饮用水，但专家们认为可能无法达到这一目标。
同时，对城市空气的担忧也导致了在农村地区关闭了许多农民在里面做工的工厂。2014年初，河北省一家地方报纸报道：当局已关闭了1200多个煤矿工厂，拆除了18个混凝土厂，以解决雾霾问题。河北省省会石家庄郊区的一个小镇——鹿泉，2013年有11家企业被关闭，超过800名低技能的工人失去了工作。一位名叫张宝山（音）的男子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村民，曾经依赖于自家附近的混凝土厂，每个月挣1900元到5000元人民币（合300至800美元），但许多人后来被解雇了。3月2日，专门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平台iLabor.org发布了一个故事：由于环境部门的执法行动，东莞一家制衣厂在无事先通知和赔偿的情况下，解雇了近100名外来民工。
在《穹顶之下》影片中，柴静展示了一张中国北方的地图，显示雾霾从河北省燃煤工业厂房轻松地漂到北京。 “空气没有墙”，柴静向观众呼吁。“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遭受着同样的命运。”这并不完全正确。河北钢铁厂工人的经验与那些在北京的白领上班族决然不同。柴静的影片开启了对空气污染宝贵的全国性对话——其危险、原因及可能的解决方案。但它几乎没有触碰阶级，这个关键性的问题。
（本文译自Rachel Lu于3月6日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题为：“中国真正‘难以忽视的真相’：阶级分化”。）
原文链接：China’s Real Inconvenient Truth: Its Class Div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