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1月11日）下午，巴黎举行大规模声援游行。
每次发生像上星期巴黎《查理周刊》那样涉及宗教或种族仇恨的袭击或血案后，总会到书柜把荷裔美籍历史学家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的《宽容》（Tolerance）找出来翻一下，好提醒自己两件事：其一是因宗教、种族、意识形态而伤人杀人的情况不绝于历史，可说是人类的常态，反倒是宽容、共融这样的价值是罕有珍品，经常受破坏。其二是历史上每个民族、每个宗教都曾有迫害、杀死教义、信仰、想法不同的人的事，并不是回教徒独有的情况，不应轻易上升到什么文明冲突、文化战争……之类的想法。
翻到第52、3页（昭明出版社中译本），就会看到雅典人迫害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事迹。不管是商人、平民都不喜欢他，因为苏格拉底总是在提出不同的意见要他们考虑，要他们了解其他人的想法及理据再作决定。他是这样说的：“任何问题都需要充份考虑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人们必须享有完全自由的、不受权威干涉的讨论各种问题的权利。”苏格拉底的温和、理性在正反对决中反而成了极端分子，大家都想置他于死地。终于他被带上法庭，判了死罪。苏格拉底没有畏缩，饮下毒药，安然“离去”。
翻到第149页，可以看到恶名昭著的宗教法庭和异端裁判所。这些从罗马教廷伸出来的权力架构把任何看不顺眼的人、意图自己追寻世界谜团的人，或只是被诬陷的人半夜三更从床上拖下来，丢进肮脏的监狱好几个月或是好几年，有的在期间被带上法庭，最后被烧死在火柱，有的则在监狱慢慢发疯然后死去。最荒诞的是，他们到死也不知道被控何罪。
到372页便是法国大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恶行，看到他在掌权后如何通过法律剥夺怀疑有叛国罪和异端邪说罪的人的一切保护，一个半月内把一千四百多人送上断头台。没多久，他自己也步上断头台，成为自己一手所定法律的牺牲品。
合上书，其他不宽容的事一一涌上心头。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Final Solution”把超过六百万犹太人一车车运到集中营，一个个送入毒气室。然后是六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数以千万计的人从知识分子到干部到学生到科学家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被长时间批斗虐打，被关进苦牢，有不少更被杀或虐待至死。然后是七十年代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他们为了建立“新纪元”，把过百万独立思考的人，不紧跟波尔布特政权的人杀掉，堆成一个又一个万人冢，尸骨处处。还有九十年代南斯拉夫内战，塞尔维亚族人在Srebrenica屠杀过万波斯尼亚回教徒，伤痕到现在还未愈合。
当然还有回教极端组织如伊斯兰国、阿盖达的暴行。他们把无辜的记者、志愿人员虐杀，还割下他们的头颅以示威吓。他们用AK47步枪冲入《查理周刊》杂志社，冷酷的以乱枪杀害摇笔杆的漫画家、作者及编辑。为的是他们承受不了不同的想法及意见，想令他们消失。
显而易见，宽容，容纳不同意见及想法，让大家以笔杆而不是枪杆处理分歧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事，也没有成为共同遵守的价值及标准，所有人都必须花大气力坚持捍卫才能存续。
《查理周刊》一些同业倒下了，可《查理周刊》没有倒下。更重要的是不能让包容《查理周刊》的社会氛围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