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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叶剑英(2/4)

左起:贺龙、罗瑞卿、张爱萍、林彪,1964年。

1965年11月下旬林彪在苏州,毛泽东在杭州。如今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说:11月30日林彪写了那封“诬陷信”后,让叶群从苏州飞到杭州向毛告罗的状。但当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的回忆是:“叶群是1965年11月下旬来杭州的。”[19]至于是哪一天,他没有说。有人指出,11月29日毛泽东办公室曾通知叶群到杭州向毛汇报,当时毛就5月军委会议总结发言一事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嘛!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20]“这位老帅”指的就是叶剑英。若此事确凿,那就是说,11月29日叶群在杭州毛泽东住处即已得知毛的意图,她汇报完之后当然会马上赶回苏州向林彪报告。

据张耀祠回忆,11月30日杨成武打电话给他,要他到杨的住处去一次。该日下午张到杨的会客室,随后叶群就来了。张写道:“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21]但叶群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自己面交。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罗瑞卿是毛泽东极为信赖的亲信。倘若不知道毛对罗瑞卿的真实态度,长于韬晦的林彪要密告罗瑞卿,一定会做得非常机密,绝不可能让叶群到杨成武的会客室里张扬此事。叶群之所以不避讳杨、张二人,很可能是因为她不仅知道毛对罗的态度,而且知道杨成武等也知情。张耀祠就说过,当毛泽东在杭州决定清除罗瑞卿时,除周恩来、林彪外,叶剑英、杨成武等人也知情。[22]杨成武可能知情的另一个依据是:11月18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兰州军区党委的一份关于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记说,这是林彪“为告罗瑞卿的状作好铺垫”。[23]向林彪递送这份报告的人就是杨成武。[24]事实上,就在叶群向毛面呈递林彪信件的11月30日当天,北京的中央军委机关会议就已经认定“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了。[25]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做了批示,不点名地批判了罗瑞卿:“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26]“(他)不愿意突出政治……(但)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27]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点名批判罗瑞卿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岗)、饶(漱石)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28]”

林彪向毛告罗瑞卿的状,既未涉及彭德怀,也没把罗瑞卿与高岗、饶漱石扯到一起。用高岗抹黑政敌向来是毛泽东的惯用招数。1959年他清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时就用过这样的手法。当时毛说:“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他们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29]

毛泽东作出批判罗瑞卿的批示后不到一周,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在上海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这次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了文艺晚会,在演出的中间还安排了舞会。舞会当中,周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身为广东人的叶剑英欣然从命,用苏州腔唱了一曲。[30]罗瑞卿刚倒台,许多干部都非常紧张,周恩来为什么有如此好的兴致让叶剑英唱评弹?或许是因为他看到叶剑英紧跟、配合毛泽东,立了功?这可算是周的一种表态。

1966年1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能在“文革”期间逐步由一名中央委员被擢升到政治局委员、常委乃至副主席,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对罗瑞卿面对面地批判斗争。为此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邓小平不能经常到会,会议实际上由叶剑英主持。他在批斗会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

3月18日,罗瑞卿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交待问题。罗给周恩来打电话请求见毛泽东。周回答:“瑞卿,这个通知是经主席批准的嘛。”随即挂断电话。罗瑞卿在绝望之下,当天从自家的三楼平台跳楼,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并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31]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念了宋朝辛弃疾的一首“贺新郎”词,叶把原词中“将军百战身名裂”一句改了两个字,成为“将军一跳身名裂”,以讥笑罗瑞卿。[32]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认为,叶如此行事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33],罗点点此话或许言重了,但杨成武说叶剑英的诗是对罗跳楼“表示惋惜”[34],就全然不顾事实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35]是叶剑英主持写的。批罗会议结束时,叶剑英看到毛泽东又决定清除彭真,便马上紧跟,与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信,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36],对彭真落井下石。

二、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代之

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也是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打击的目标。在高级领导人当中贺龙以不拘小节、说话放任著称。抗战时贺龙在山西,经常称毛为“毛大帅”,每当收到延安的指示,他就会说,“嘿,毛大帅又来了一条命令。”50年代初他任西南军区司令,邓小平是其政委。中央取消西南军区时,他很不满意,说道:“为什么要取消大军区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怕我们造反。”“杯酒释兵权。”贺龙家里,不管是客厅还是办公室,从没挂过一张毛泽东的像。全国掀起“学毛选”的热潮时,他却对自己的女儿说,“应该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

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1962年毛泽东接见国家乒乓球队并观看球员表演,贺龙站在门口看了10分钟就走了。1964年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没露面。1964年毛泽东过生日举办家宴,席开3桌,罗瑞卿和彭真接受邀请并与毛同桌,贺龙却称身体不好推脱未去,而是与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国防部副部长,贺龙的外甥女婿[37])在贺家边谈边打扑克。在1966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闭幕式上,当乐队奏《东方红》时,全场起立,贺龙却一个人起身走了。他的夫人薛明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禁不住喊出声:“糟了。”[38]

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甚好。1965年11月30日的军委机关会议认定“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当时贺龙还叫会议主持人不要胡乱猜疑。12月2号,也就是毛泽东说罗瑞卿“是野心家”的那天,军委机关会议主持人告诉贺龙,会议简报将要写上“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坚持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39]

4天后贺龙接到去上海开会的通知。到了上海他才知道,会议竟然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造访贺龙住处。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在座的李井泉也说事先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40]

贺龙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突然被打倒,贺龙却被蒙在鼓里。直到此时贺龙才感觉到,罗瑞卿的案子有可能牵连到他,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上海会议结束后不久,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会后,毛泽东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41],贺龙被叶剑英取代了。随后贺龙与董必武等人一起到广州休息,毛泽东忽然交给他一个奇怪的任务,让贺龙到四川西部偏僻的攀枝花钢铁厂和正在施工的铁路隧道等地视察。就这样,毛泽东以“下去视察”为名把贺龙赶开,为叶剑英在北京主持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打开方便之门。贺龙视察完毕4月9日才回到北京,而罗瑞卿则早在20天前就于绝望中跳楼了。[42]

此时贺龙被排除在军委领导层之外,却未向毛泽东靠拢、表忠心。“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及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开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越来越高,可是贺龙一直保持沉默。毛泽东问他:“你发言了没有?”他回答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43]贺龙“靠边”以后,毛曾说过,要对贺龙“一批二保”。[44]但毛的态度很快就改变了,于是贺龙的厄运降临了。

1966年9月6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会,但未通知贺龙。林彪在会上宣布,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正式“打招呼”:贺龙有野心,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某些大军区有人想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与会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纷纷表态拥护毛的决策和林彪讲话。[45]后来,周恩来在1 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示:林彪在1966年9月6日军委会上的“打招呼”,表示“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46]1966年9 月25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时故意透露了一点玄机:“(1927年南昌起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47]周恩来的这种讲法,故意抹去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贺龙的名字,在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加上了当时仅仅是个连长的林彪。这种对贺龙的贬低在那个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年代里就是一种关于贺龙要垮台的暗示。

尽管大难在即,贺龙仍然拒绝低头。一位被指为“叛徒”、“走资派”的干部写了一份检查,把稿子给贺龙看。贺龙看到检查稿提到要“炮打司令部”时问他:“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不认同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控,也拒绝指称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8]

不久毛泽东就公开在外宾面前点名批判贺龙。1967年2月毛接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49]当时汪东兴奉毛的指令负责主持中央专案组,专案组在关于贺龙的审查报告中写道,贺龙、罗瑞卿办的国防体育俱乐部是“一支反革命地下军,一旦时机成熟,即成为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50]中央为了给贺龙罗织罪名,还采用了逼供栽赃等种种手段。例如,1965年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原西藏军区第一政委张经武,因长期在贺龙手下任职,结果和夫人杨岗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杨岗被斗得神经失常,专案组逼迫她写材料“揭发”张经武参与了贺龙的“二月兵变”,称“兵变”成功后,贺龙要当主席,张经武将当总理。张经武绝食抗议7天而死。[51]

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取而代之,由叶主持军委工作,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部署之一。在打倒贺龙的过程中,叶不仅紧跟毛的步调,而且对贺龙落井下石。1967年夏天,叶剑英曾对国防工业一次会议的代表这样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贺(龙)、罗(瑞卿),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贺(龙)、罗(瑞卿)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龙)、罗(瑞卿)经常排挤、打击聂(荣臻)副主席。贺(龙)、罗(瑞卿)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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