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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力主“言论自由”

按照主子旨意大肆宣传鼓吹的人,可以在主子划定的范围内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君主专制时代,人民向统治者要求言论自由,等于与虎谋皮。因为在统治者眼里,给百姓言论自由,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魔鬼就会腾空而出,不但蛊惑人心,而且动摇“国本”、动摇他臀下的龙椅。于是他们总要把这个“魔盒”严管密封,决不示人。袁世凯本是清末权臣,干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后,一心要复辟帝制,闹个龙袍加身,皇冠加顶,该家伙与中国历代皇帝对“言论自由”的看法毫无二致。如果把老袁与言论自由扯在一起,未免让读者觉得是在搞笑。然而,我近读《袁世凯演义》,发现老袁竟然也曾公开大谈言论自由,并将其提到“维护稳定,巩固国体”的高度,甚是有趣。

袁世凯为了做皇帝,授意他的谋士杨度,拉拢几位学者名流,成立了一个“筹安会”,以研讨学术为名,为复辟帝制提供理论根据,大造舆论。这个组织除杨度之外,有孙毓筠、严复等五人,号称“六君子”。所谓“筹安会”,则声称是为“筹一国之安”,从事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筹安会成立之初,杨度等人便联名通电全国各省,发表宣言,大肆鼓吹君主政体优于共和,最适合中国国情,并电请各省军政长官与社会团体,派代表到北京共同研讨国体问题。各省军政长官看出这个团体的后台老板就是袁大总统,纷纷派代表到北京,加入筹安会,同时均按规定填写主张“君宪制”还是“民宪制”的表决书一份。这些代表当然一律是主张“君宪制”。于是筹安会又发表第二次宣言,说什么:“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并紧接着指使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要求改变国体。而他们的请愿书全由筹安会代为起草。

筹安会组织“各省公民代表”向参政院请愿的活动,令举国舆论哗然,反对之声四起。这种结果,出乎袁世凯所料,于是他发表宣言称:“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又明确指示内务部:“中国当君主时代,厉禁讨论民主政体,而秘密结社,煽惑不绝,一旦爆发,更无可研究之地。前车之鉴,可为寒心。讲学家研究学理,本可自由讨论,但须具有界说,不可逾越范围。着内务部确切考查,明定范围,示以限制。”内务部明白老袁的意思,很快上了一道呈文,说:“关于言论,不妨任其自由。该会发起人皆学识闳通,声望卓著之士,于此次讨论界说、范围,亦已郑重声明”,表示筹安会的人应该享有言论自由,没有必要加以限制。

但是,全国反对复辟帝制的呼声仍然十分强烈,更有人上书请诛“六君子”以谢天下。袁世凯于是又一再发表声明,一方面为自己开脱,说筹安会是学术团体,与自己无关;一面以“言论自由”做盾牌,抵挡国人的口诛笔伐:“关于国体问题,如不任令学者自由研究,则有一部分人士坚持此项主张,反足以撼摇国体。不如开放言论,以缓和空气。”又说,“根据言论自由的原则,只要他们无扰乱治安的行为,未便加以干涉。”然而,“六君子”已成众矢之的,老袁担心自己的宣言、声明不能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最后干脆派出武装警察,分别到“六君子”的住宅担任警戒。

从袁世凯力主“言论自由”的故事可以看出,专制君主们视言论自由如潘多拉魔盒,对其严管密封,那只是对人民而言,他们自己却是要将其当作法宝的。当他们大搞阴谋诡计,或为了达到某个政治目的、推行某项决策时,便要祭起这个法宝,命一帮文人学者为其充当吹鼓手,极其欺瞒蒙骗之能事。而这帮按照主子旨意大肆宣传鼓吹的人,不但可以在主子划定的范围内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人身安全受到保护,并且可以因鼓吹有功而加官晋爵。至于一般官民,除了享有歌颂君主“英明伟大”,高呼“万岁”,对他们所推行的一切政策表示“坚决拥护”的自由之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谁要想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得等到他鸿运齐天,干上皇帝再说。

2009-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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