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希拉里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她出席一个地方上的群众会议（Townhall Meeting），由于她在小布什总统发起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投了赞成票，反战人士就来闹场抗议。希拉里在台上正讲得起劲，抗议人士突然在后排起立，拉起反战标语，高呼抗议口号。希拉里立即停止讲话，咧开大嘴，笑嘻嘻地看着他们。等他们喊过一遍口号，希拉里才开口：“好，好，我接到你们的诉求啦！”（Alright，Alright，I got your message！）。于是抗议人士坐下，等希拉里继续讲了十几分钟，如是再来一遍，一而再，再而三。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希拉里的反应，她在面对抗议的时候，咧嘴笑着，眉眼间是友好的表情。如果说是政客装出来的，那也装得非常出色。事实上，你不可能证明她是装的还是真的，但她让你看到，这就是民主制度。这样的抗议，这样的message，不可能对民选官员无所触动，因为今日的message，就是明天的选票。希拉里后来对她当年支持伊拉克战争多次表示反思，和民众的message对她的教育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
非法抗议也是一种政治表达
现代民主政治把民众的街头集会和抗议，看成一种政治表达，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宪政制度为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你在家里饭桌上议论国事是言论自由，在学校和会议上发表政见是言论自由，在报纸和互联网上长篇大论或三言两语也是言论自由。民主社会把政治言论视为民众向政府、向政客、向官员和公众人物表达自己的愿望，传递message。
但是，当民众人微言轻而无法利用合法途径传递message的时候，当政府由于种种原因无视群众意愿的时候，为了把message传递到政府手里，民众不得不采取合法途径之外的方式。当年圣雄甘地带领印度民众步行前往大海制盐，抗议英印政府不合理的盐法，被捕者数以万计。马丁‧路德‧金领导美国黑人，为抗议不合理的种族隔离法，非法占领白人的咖啡馆酒吧。黑人路莎‧帕克斯发起公车罢乘运动瘫痪了蒙哥马利市的公共交通系统长达一年多。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以非法方式抗议的实例，都向政府和社会传递了他们要表达的意愿，最后在各方努力下修改了不合理的法律或制度。非法的行动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因为他们要求修改的法律或制度是不合理的，他们表达的message是正义的，是符合全社会和全体民众利益的。他们有这个自信。
港人惊动全世界的占中抗命，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表达。港人是有言论自由的，但是当政府对民众的诉求置若罔闻，并且越来越呈现一种大陆风格，以国家意志的名义置民众意愿于不闻不问的时候，正常的言论自由方式无法将message传递给政府，港人没有别的选择，不得不以极端方式逼迫政府倾听民众声音。这就是占中的来历。占中是傲慢的政府逼出来的，港人抗命不过是要表达，要传递message。
港人抗命的艰难之处
甘地提出的非暴力抵抗，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各族人士追随和仿效的政治表达方式。纳尔逊‧曼德拉，图图大主教，马丁‧路德‧金和达赖喇嘛尊者，都以提倡非暴力抵抗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闻名于当代世界政治。
但是，尽管有当代文明世界公认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普世价值，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无论何时何地都适用的非暴力抗争方法，方法的适用性都是随着具体条件而改变的。占中抗命这种非暴力的非法表达方式，能够达到什么效果，应该用到什么程度，随着你的message要抵达的对象而变。简单地说就是，如今港人的占中抗命能够期望什么，得看面前的对象是谁。
当年甘地的“走向大海”运动，从一开始英印政府就不得不认输，因为英印政府毕竟还有司法独立；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抗议行动，最终必定成功，因为黑人知道他们的街头抗争最终都会走向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多数州，以及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种族歧视是不合理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数次裁决，宣布种族隔离不合法，最终成为保障他们权益的民权法律。他们知道他们面前的对象是谁，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港人今天的抗命，情况却不同。“一国两制”，港人面前的对象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港人的message，既要传递给香港政府，又要传递给中央政府，而这两个政府是“两制”，他们对民众诉求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更为困难的是，当初回归时说好了的“一国两制”，却没说好这两制在政治上怎样共处。回归十七年来，中央这一制能让香港这一制太平吗？别的不说，法轮功能够在香港存在，就足以让中央最高领导十几年寝食不安，不可能无所动作。英国人临走留下了一套文官制度，也留给了港人基本的政治自由，这些都由港人特别宝贵的司法独立所保障，但是，十七年来，谁都能察觉中央对香港的渗透。言论与新闻自由的空间在扭曲缩小，学术自由的讲台在动摇，商界被收买被分化，中央甚至有专门机构联络香港的黑道。香港的官员心明眼亮，中央能决定谁当选香港的特首，现在也能影响到谁能坐稳香港文官体制的每一把椅子。
当香港政府越来越失去政治主见，越来越变成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的时候，港人抗命的message，不得不传向中央。对此，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看好结果。特别令人担心的是，有传说香港政府常常过境去和中央政府维稳部门的人讨论对策，接受中央指示的意味很明显。两制正在悄悄地走到一起，于是，香港政府将会对民众的街头抗议作出什么反应，抗命的港人对此失去了可预测性。
港人抗命——维护香港制度
占中至今，有人劝港人坚持，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英国人留下的香港政府，它不会动刀动枪，它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message一定能传递出去；也有人劝港人见好就收，因为他们看到面前是中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二十五年前有先例，民众的message永远也达不到那里。
港人抗命的诉求或许很具体，是否成功却不在于这些诉求是否合理，而是诉求的对象是谁。如果对象是中央，那么再合理的诉求也难以得到合理的回应，与虎谋皮难矣。如果诉求对象是香港政府，那么诉求内容本身并不要紧，港人真正至关紧要的是捍卫自由制度，捍卫港人珍惜的自由、法治和生活方式。港人手里的道义武器是“一国两制”之承诺，要保卫香港一制不被渗透、分化、动摇、吞并，要在法律和规则上编织起细细的防鲨网，堵住回归前留下的巨大空洞。这一切都是慢工细活，不是街头一朝一夕能完成，但是，今日之占中抗命，已经传递了港人决心捍卫自由制度的message，而一代新人在抗命中出现了，他们将在未来完成保卫香港的事业。
《动向》2014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