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日，林彪与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上
七、在田家英与陈伯达的双边关系中，为陈说几句公道话
前文提到，1966年5月22日深夜，距英自杀不到12个小时，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在某种程度上，正因为有这句话的存在，所以“田家英是被江青、陈伯达迫害致死”，似乎成为“历史的定论”了。
其实这个“定论”不仅是相当不准确，还是极其不准确的。
据说，英在死前的一刻还说了这样的话：
“十八年了——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
英如此言之凿凿“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那么江青、陈伯达又怎能陷害得了英呢？
显然英的话自相矛盾，逻辑不成立。事情明摆着，做了芝18年的秘书的这个人，如果没有芝的冷落、歧视与迫害，谁也迫害不了英。
对于这一点，谁都很清楚，英自己更清楚。
但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我是毛泽东迫害的”。即使死在眼前，英也不敢把这句话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大环境所决定的，所以英只能说半句留半句，所留的半句更重要。
那么“江青、陈伯达”对英之死有没有一定的责任呢？当然有，主要是指江青。
尤其是江青，这个女人自比武则天，英是她前进道路上的一道绕不过去的障碍，她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据说其次是陈伯达，他也在毛泽东的面前说了英不少的坏话。
但是他说了哪些“坏话”呢？至今也没有看到有力的证据。再说了，依芝的圣躬独断，什么样的“坏话”他能听得进去呢？青曾是他床上人，她的话他或许能听得进三分，陈伯达算老几呢？
老实说，笔者认为在英与陈的双边关系中，在某个时期起主导作用的不是陈而是英。
英对陈伯达有看法，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三点：
一、英认为陈的政治主张极左。
英当面也曾批评过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
综合陈伯达一生的表现，“七千人大会”上率先与刘少奇、彭真唱反调，小站四清，起草“五一六通知”、“十六条”——毛的那些一系列的左倾文件几乎都是陈起草或参与起草的。文革初，陈更是担任了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人民日报》工作组的组长，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是陈起草的，这篇社论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陈的确也是一个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这一点，英并没有冤枉他。
但是，即使是“一贯”，却仍然有“不一贯”的时候。比较突出的事例：
1、庐山会议上，他也是反左的，他与芝的其它几个秀才胡乔木、田家英、周小舟、李锐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会前，他在福建考察时对密植、深耕、干部作风、虚报数字等也都是有看法的，为“公共食堂”的问题，他甚至与福建省委书记闹得很不愉快，回来后也曾对毛泽东直抒已见，他甚至明确地说：“当群众不同意干的时候，即使有黄金万两，也不要去捞。”
2、文革初期，他旗帜鲜明的反对以“儿子英雄儿好汉，儿子反动儿混蛋”为代表的反动“血统论”。
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曾毅然决然说道：“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
在猖獗一时的“对联”问题上，芝没有表态，周恩来、江青虽然表了态，但都没有上到“反动血统论”这样的高度。
如果不是陈以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及时表了这样坚决的态度，并上纲到这样高的程度，那么可以料见文革初期对“非红五类子弟”的迫害，将更为血腥。
所以，“五类分子”的子弟们千万不要忘了陈伯达的这一历史功劳。
3、一贯主张“抓生产”。
芝发动政治运动，陈伯达一般都是积极分子。他不反对毛的政治运动，但他对在运动的同时也要抓生产的思想却也是“一贯”的。
1969年四月“九大”，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中开幕，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闭幕。“九大”开过，全国军民都敲锣打鼓，以为这一下事情全解决了，刘少奇打倒了，林彪当了接班人，还写进了党章。这下该安定团结了，也可以抓抓生产了，老百姓应该有好日子过了。善良的老百姓们怎么可能想到，芝和他的亲密战友在“九大”前就已经不“团结”了，新一轮的党内残酷斗争以九大为标志拉开了新的序幕。
大约在1969年的一、二月份，芝提议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来主持起草。林则提出由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三人共同起草，芝同意了。
陈领任务后，即与林商量怎样写。林说，文化大革命不能没完没了旷日持久地搞下去。运动过后，还是要抓生产，搞经济建设，要民富国强。林主张报告可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又去征求周的意见，周表示支持。于是，陈拟定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
陈的稿子一拿出来，芝一看这个标题就生气，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更是群起而攻之，说是鼓吹了“唯生产力论”。芝的上纲倒没有这样高，只说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于是否定了陈的报告稿，决定由康、张、姚三人另起炉灶。
过了几天，芝又主持讨论张的稿子。陈就说：
“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陈的发言当然不敢针对芝，而是针对张的。但是他说话的口气和内容都让芝极不满，芝一棍子打下去。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
陈的意见虽然被否定，但是历史记住了这件事。
仅以上这三点，就足以说明陈伯达左是左，还不是最最左，他也有“良知”与“常识”闪现的时候，他也有过正确的主张，他也做过几件好事情的。
二、英认为陈的政治品质不好。
无非是说陈察颜观色，投机取巧、看风使舵。
这样的例子也有两个：
1、50年代初中期，芝相当喜欢英并信任、重用英，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找英，在交办完工作后聊聊天，古往今来，山南海北的侃大山。这让陈伯达比较羡慕，也可能比较妒嫉，于是常向英打听与芝聊天的内容，芝关注的动向，都读了哪些书之类的问题。
对此，英是深恶痛绝的，认为这种作风最卑鄙，由此认定陈是伪君子，小人。
笔者认为，英的这种看法偏激了一些。对于一个当秘书的，想了解芝的想法，以便有所准备，有所防备，也包括有所迎合在内，这也是一个当“秘书”的职业本能。虽说反应了陈的政治品质并不是“纯良”的，但只能算是“小缺点”，连“大缺点”都算不上。
在这一点上是英反应过度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英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一个被热宠着的秘书怎能理解另一个被冷落的秘书的心情呢！
2、有一次在杭州，陈伯达坐着滑竿从南高峰下来，半途有人告诉他，主席正步行上山，他立即从滑竿上跳下来，并打发轿夫到后山暂时躲避。
笔者认为这个例子也说明不了什么大问题，无非是陈没有做到“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
难道英就真正能做到“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吗？
英年纪太轻，性格一向耿直，参加革命后又一帆风顺，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这都是对的，但对别人也要求那么高，就过了。
我们大家都是从那个年轻的年岁走过来，笔者年轻时也曾经单纯过，连有的同学喜欢拍拍人家的肩膀也看不惯，认为是庸俗。其实各人有各人的生活习惯，各人有各人的性格特点，有句古话“若要人像我，除非两个我”，将这方面的道理说到位了。
英因这样一些小问题反感陈伯达，常以Little man在背后称之陈，这不是陈的错，而是英狭隘了。
三、英认为陈贪鄙
例1：1961年，英在杭州买了一副邓石如的草书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请芝欣赏，芝也非常喜欢，特借挂在他的书房里很长时间。
此事让以收碑帖见长的陈知道了，几次当面向英提出转让的要求，都被英拒绝了。陈碰了钉子，仍不死心，又托林乎加从中说和，此事闹了好一阵子。
陈讨了个没趣儿，竟然向林乎加提出索要浙江省博物馆的另一副邓石如的草书联“开卷神游千载上，垂帘心在万山中”。林劝道：“进了国家博物馆的东西怎么好再拿出来，这么做是要犯错误的。”陈只好悻悻作罢。
例2：陈购买藏品时，遇有好东西，他常常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和人家讨价还价，其“激烈”程度连暗随的警卫都感到诧异。
一次，在北京开中央会议，罗瑞卿走过来半开玩笑地对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说：“三位‘大秀才’在外，一言一行要注意符合自己的身份喽，旧货摊儿上买东西，不要为一毛、两毛和人家斤斤计较嘛。”
英和胡乔木相视一笑，他们都清楚罗总长放矢之的，只不过是以玩笑的方式出之，算给陈伯达留了面子。
笔者相信这些事例大多是真实的，也反映了陈这个人的性格中不好的一面如：狷介、酸腐、吝啬、贪鄙等。
但是一个人的性格是复杂的，陈也有好的另一面。
陈也做过一些公益事业或帮助他人的事，他也动员亲人捐献图书文物，他自己则早在1957年就向福建省图书馆捐献祖上图书文物，他从1958年以后就再也没有领取过稿费了，他将他的稿费都捐给了科学院图书馆。
所以说英对陈的这三点看法中有不少是片面的，在英陈的双边关系中我们也不能一味站在英的立场上。
至于陈在芝的面前说了不少英的坏话，说了哪些坏话呢，我们不知道。
再说了，难道英没有在芝面前说若隐若现的坏话吗？至于谁先说谁的坏话更是说不清。
有一次陈在芝那里，芝对江青说：你将田家英说他的话说出来给他听听。
芝一向喜欢做这样的事。芝是当主席的，难免有人反映他人的问题，芝则反过来告诉了那个人，从此就在他的手下人之间播种了矛盾与不和。
说来说去还是芝的问题，他就喜欢部下不团结，他才能“利用矛盾，互相制衡”，分而治之。
中国古代“帝王术”的一条箴言便是：只有当人人都感到不安全的时候，皇帝才是安全的。而当人人自危，人人都需要通过竞相表示对皇帝的忠诚来稳固自身和压倒对手时帝王就可以利用他们去做一切他想做的事。
这正是毛泽东“高明”的“驭下之术”，似乎英还没有看透这一点。
文革中，我们曾经将陈伯达与康生的名字联在一起叫，一个是“伯达同志”，一个是“康老”；一个是文革小组长，一个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两人都是有悠久历史的老革命，九大排名时，两人都进入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一个是老四、一个是老五。
如果说陈是“小人”的话，那么康生则是“巨奸”。
陈伯达的“小人”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个“小人”也有不少非“小人”之举，例如前面提到那些表现。
另外，他在中央文革小组内的地位虽然尴尬，但他也不是完全屈从于江青的淫威的。江青是芝的一条狗，但陈可不是江青的狗。
如今我们知道了不少江青欺侮陈伯达的精彩段子，同时也知道一些陈伯达骂江青的精彩段子。
比如有一回，李希凡授意人民日报社一位青年，拼揍了一张江青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在中央文革开会时，江青忽然就着这张照片说：“人家说我要当武则天、慈禧太后，我又没有她们的本事。李希凡有什么历史问题也不跟我说。”
陈伯达插了一句：“你说我要逼死他，谁还敢给你说。”
江青大声说：“你造谣……我瞧不起你！”
陈伯达也顶了一句：“我也瞧不起你！”
正待江青要进一步对陈大发作时，周恩来出来帮了陈一把，他对江青说：“你是说过的呀。”
还有一回，陈伯达居然当众骂江青：
“我瞧不起你！你听清了吗，我瞧不起你！不是毛泽东，谁会把你放在眼里！乌鸦！”
在那个年代谁敢骂江青啊，但是陈伯达就敢骂。
陈伯达其实也不敢骂，他也只是“兔子急了也咬人”。
有了这些“非小人”的故事，所以对陈“小人”的结论就不一定能成立。
我们有理由也有证据对陈“小人”的结论进行质疑，却无法对康生的“巨奸”结论开脱。
康生当然也是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人性的表现，但他在中共历史上“巨奸”的地位是无法开脱的。
英与陈伯达的关系始终处不好，但与康生却始终相处得还可以。
这反过来也就说明了英在见人见事上也多有不明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