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东下了高铁，离家还有60公里。有时，来接我的是大勇。大勇在高一入学时坐我后面，形成了友谊。高一下学期，大勇创办了文艺社，以小册子的方式传播文艺创作，但后来因为传播地摊上的不良小说，文艺社被班主任取缔。高二下学期，大勇转去了文科班，彼时已经文理分科半年，但他辅一加入，便在第一次统考中考取文科班的第一名，让所有人不能理解。多年后大勇透露给我，他在外校提前搞到了试卷而已。
这并非大勇第一次造假。高一入校不久，因为违反一些纪律，我们几个人在办公室训话，班主任像唐僧一样讲不完，直到下了晚自习也没有结束的意思。大勇突然捂住胸口，一个趔趄，险些栽倒在地。班主任问，大勇，你怎么回事。
大勇缓缓吐一口气，忧伤地表示，自己有心脏病，不能长久站立。
班主任大惊，拿起电话，准备叫救护车。
大勇坐到了椅子上说，不必了，我喝点热水吧。
班主任无心再谈，大勇喝了万能的热水，恢复了正常，第二天还拿来医院出具的心脏病证明。此后，没人再敢训斥他。也是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个证明是假的。
大勇读完大学，回到我们县里，考取了公务员，职能以罚款为主。工作第二年他就轻车熟路，在7月份就能完成了全年的罚款任务，自此无所事事。大勇定期给局长送些烟酒茶水，就不去上班了，工资照发，年底还被评为标兵。
在百无聊赖之际，大勇想到了2003年，高一时代的文学社。他决定拾起旧梦，方式是做一名记者。通过一些关系，大勇办了一个山东最大的那家晚报的记者证。一次假期回家，大勇把我拉进他的马六，掏出证来，让我鉴别真假。“我通过内部人员办的，有钢印。”他把证递给我，充满期待地注视着我，“你这个真记者，快帮我看下。”
当时我身上只有一张工作证，还没见过记者证。我把他的证翻了一下，说，假的。
大勇马上失望了，追问，破绽在哪？
手感不一样，我郑重地回答他，手指在证件封皮上摩挲着说，不过你别怕，差不多可以乱真了。
大勇长舒一口气，踩尽了油门，郑重地说，那我就准备入行了，要出了事，你可得帮我想办法。你是真的。
大勇在行内第一年的所有采访，都是在我们市那所大学完成的。他的采访模式是，换上一张假车牌，开着自己的马六进入大学，在校园里转悠，遇到姿色尚可的女生就开上去，先轰起油门，然后一个急刹车停在了旁边。摇下车窗，大勇就像港警在电影里亮了一下证件，然后用在济南学的普通话说，我是XXX报的记者，听说你们学校问题不少，我来暗访。你们有什么想曝光的，上车说吧。
一年多来，上车的女生反映了不少问题。比如宿舍没空调，学院书记收钱卖了一个入党名额，又或者四级没过学校要扣毕业证之类的。
大勇掏出采访本，在本子上认真地记下来，最后说一句，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回去上报领导，这样吧，我加你个微信，有事再问你。
女生加了微信，根据朋友圈里的信息，会吃惊地得出另一个大勇。那个大勇是个高guan后代，因为家父站错了队，和西南某市领导搅到一起，为了避风头，不得已躲到三线城市，又因为喜欢写作，所以临时做做新闻，打发时间。
这些当然都是杜撰的。大勇朋友圈里最新的一张照片是牛津大学的校门，下面一行字：怀念牛津，怀念和gua gua哥一起参加化装舞会的日子。
不像我们那个县城出来的人，都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土鳖气息，大勇仪表堂堂，和“gua gua”哥确实颇有一丝相近。按照他的经验，“十个女生里有六七个”看了他的朋友圈会“马上就不行了”。大勇欲擒故纵，若即若离，“基本上两个星期就能约一个出来，最快的第一次，第二天就带出来了。”此处省略一千字。
“每个女孩都有一个豪门梦。”他总结说。
大勇持有两部手机，其中一部用于采访，买的是街边小店不用注册的神州行，30块钱打90块话费，用完即扔。每次出门，必换假车牌。为了包装自己的身份，大勇有一次专门开车到了河南境内，买了一批高档货，包括一块耗资两百元的劳力士，还有一套耗资三百块的牛津大学毕业证。“河南还是不行，那几个人没见过牛津的毕业证，是我从百度上下载给他们的，”大勇把证件扔到后排座位上，“你回了广州帮我打听打听，我再办一个哥伦比亚硕士学位。一定要新闻学院的。90后都太精了，不办两个证，哄不住。”
2013年9月，大勇加入了我们市的某商会，出资了人民币1千元，和其他老板们一起以嘉宾身份参加了我们市那个大学的开学典礼。典礼之后，学校组织方，团委一位老师，送给老板们一张通讯录作为回馈——包含典礼上表演节目的舞蹈学院二十多个女生的联系方式。在一堆秃顶中年老板里，最为年轻、专门租了一辆路虎开去参加典礼的大勇极具竞争力，此处省略一千字。
在持续一年采访女大学生之后，大勇也开始逐渐关注公共题材，环境污染、农民工欠薪，大勇常常打匿名打电话采访zf部门，也经常把解决不了的问题报给我，虽然始终我都没能提供进一步帮助。
去年十月，有记者被抓。大勇义愤填膺，在朋友圈、微博大量转发声援，凌晨才睡。“同舟共济，默默前行！”睡前，大勇发了一条微博说。
今年一月，全国记者统一考试。大勇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帮他报个名。
“卧槽，你入戏太深了，”我提醒他，“你是赝品啊。”
“你好好混，等有了话语权，把我招进去。你上司多大年龄，还要几年退休换你？”大勇郑重地说。
我坐在座位上，回头看了一眼我的主任。主任准备去开会，正在补妆。我叹一口气回答大勇：“你别指望了。”
“没事，你们部门缺司机吗，我去开车也行。”大勇退而求其次。
我又看了一眼坐我隔壁，正在捧着驾驶证小心端详的女记，回答大勇：“晚了。三年你都不提这茬，现在也不行了。”
大勇只好继续做公务员。经过很多轮相亲，今年元旦举行了婚礼。婚礼前一晚，大勇驱车，大音量开着摇滚乐，进入高速，一路飞驰，驶离山东，经江苏邳州南下。深夜12点，他停在一个服务区，给我打了个电话。
“卧槽。我终究向俗世妥协了。明天结了婚，以后就不能辞职去广州了。十年前啊，咱们文学社那么多人，就你坚持下来了。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不要说假话。好好工作，勿忘初心，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啊。”电话里，记者大勇气若游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