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决定一个王朝的终结与否？
对于元朝的灭亡，正统的说法是亡于1368年，徐达领兵攻陷大都，元顺帝在破城前星夜逃遁，用明朝官方编纂的《元史》来说就是，“大明兵入京城，国亡”。
这自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说法，至少对于明朝人而言。可是对于“被灭的”蒙元来说，这就是一个荒唐说法了——朝廷在，皇帝在，也没宣布投降退位，凭啥说我大元亡了？
这就好比，毛主席和我们这些红旗下的蛋会坚持认为中华民国亡于1949年10月1日，但人家蒋介石和蒋经国会同意么？别说两蒋不同意，就是马英九也不会同意，人家的总统当得好好的，前不久还声称“法理上无法承认在中华民国的大陆领土上还有另一国家的存在”。
对于元人来说，何尝又不是如此，其实不就挨了顿揍，离开北京迁个都么，还有比台湾大上百倍的漠北草原老家在。先不说别的，就连“元顺帝”这个谥号元朝人就不会同意，这本就是朱元璋“赞赏”前朝皇帝“顺天命退避而去”而强加于人的说法，“元顺帝”在蒙古人那边的正经叫法是“元惠宗”。阴暗的说，“元顺帝”是多“损”的一个称呼啊，朱元璋分明就是在说，算你小子识相，跑得好，也懒得脏了我的手。用现在的语言表述，这和叫人“范跑跑”也就是一回事。
当然，这在元朝开国之初也有先例，据说和哥哥忽必烈争位失败的“阿里不哥”，名字中的“不哥”也是忽必烈和手下刻意“翻译”出来的，“不把哥哥当哥哥”的弟弟不是一个好弟弟。
站在元人的角度，1368年不就丢了一个都城么，就在史书中“被”灭亡了，那为啥宋朝丢了开封，宋高宗赵构在杭州成立的朝廷就还能是宋朝，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民族歧视吗？元人还可以自辩说，你宋朝连皇帝太上皇都被俘虏了，大元皇帝还“全身而退”了呢。更别说，在1368年丢掉北京时，大元朝不仅据有蒙古高原本土，甚至连东北、甘肃和云南事实上也还在其手中，领土比当时的明朝还大，等最后丢掉云南这些地方一直要拖到元顺帝死后的1381年了
对于“偏安”漠北后的元朝政权，后世的官方说法叫“北元”。在这里我得稍微多说几句，历史上所谓的“后汉”、“北周”、“南唐”、“南宋”、“后金”什么的都是我们后世“自作主张”的给这些政权加的“前缀”，只是为了与前代同名政权区别而已，其实这些政权从来就没有在自己的国名前加上这些莫名其妙的“前后”“东南西北”的说法。“南宋”是宋，“南明”还是明，“蜀汉”也就是汉，“北元”更是元。但被加了这些前缀后，多少会搞的这些朝廷有点不正宗不正统的感觉。
不过，元朝在成为“北元”后，日子确实也过得颠沛流离，从朱元璋到朱棣时代一直跟着“北元”屁股后面，打得“北元”一败涂地，在草原里也越逃越深，朱棣为了斩草除根还屡次率大军亲征。逃归逃，败归败，北元朝廷却从来没被一锅端掉。
对于北元的灭亡时间，史学界内部也是争议很大，有种流行的说法是北元的皇帝后来被打怕了，或者说是绝了“反攻中原”的念想，再或者说北元内部如台湾一样“蒙独”思想逐渐抬头，反正就是不自称“大元”了，偏安蒙古“一隅”独立建国了。
对于这一说法，反对的意见也相当多，我在这里也就不展开了。我想强调的是，在北元数百年的历史上，除了很短暂的年代，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子孙，也就是所谓的“黄金家族”一直至少是名义上的北元之主。北元最荣耀的时刻，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土木堡之变，传统的说法都是说明英宗被“瓦剌”太师也先所俘，但不可忽视的是，作为蒙古支系的“瓦剌”当时仍然奉大元大汗脱脱不花为主。或者说，其实，明英宗是被一向被明朝打得落花流水的老对手“大元天子”或“元朝余孽”打败并俘虏了，当然，这是明朝官方所讳言的。
对于蒙古人来说，他们对于成吉思汗的崇拜已深入骨髓，他们无法容忍“黄金家族”以外的人成为大元之主。唯一的例外就是刚刚提到的也先，当然，他仅仅过了一年瘾，就在众叛亲离中被杀。大元的天下，总归是成吉思汗子孙的。
北元持续的时间之长可能会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期。自“元顺帝”起，北元的世系一直传了二十八代，而至崇祯为止的明朝皇帝不过才传了十六代而已。那么，是谁最后灭掉了“元”？
北元明确的灭亡时间是1635年。1634年，北元的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在战败后“驾崩”，而击败他的不是别人，是皇太极。可以说，林丹汗与皇太极的战争事实上是决定中国北方命运的一战，如果林丹汗赢了，可能也就没有皇太极称帝，更没有大清朝了，更夸张的是，可能最后灭掉明朝将是复辟成功的“大元”了。林丹汗败亡的次年（1635年），八旗军消灭了林丹汗的余部，作为北元灭亡的标志性事件是，在传说中神秘了几千年的“传国玉玺”最后落到了皇太极手中。
说到这里，我终于可以很有勇气的告诉你，消灭元朝的可不是明朝，“灭元者，清也”。当然，在皇太极灭元的1635年，还没有大清，那时还叫“金”（后世叫“后金”），这就更具有历史魔幻感了。几百年前，是蒙古人灭了以前完颜家那个“金”，现在爱新觉罗家这个“金”又给祖先报了仇，回过头来灭了元。事实上，就在皇太极灭“元”的第二年，他就即了皇帝位，大清朝自此立国。
以1635年为终点，北元延续了整整267年。而我们所说亡于1368年，仅仅有97年短寿的元朝，在这个以战败者为主体的历史版本中，变成了国祚长达364年的“元朝”。可笑的是，这个元朝灭亡后的仅仅9年（1644年），大明朝也在崇祯上吊后亡于李自成手中。也就是说，如果以一元化历史观来看，大明和大元算是“一个中国”旗帜下始终共存的两个政权。
稍等，游戏还没有结束，在这个新的历史逻辑中，明朝远不是亡于1644年。
对于明朝的灭亡时间，史学界也素有争议，毕竟，崇祯这个明亡了之后，还有“南明”，虽然，在清朝的历史观中，南明也就是“前明余孽”，只是游击队罢了，当不了真。
不过，借用以上的逻辑，既然北元可以算作元，南宋可以算作宋，为什么南明不是明？借用朝鲜学者成海应在《正统论》中的口径：“皇明虽残破，然弘光皇帝在南都，则正统在南都；隆武皇帝在福州，则正统在福州；永历皇帝在桂林、在缅甸，则正统在桂林、在缅甸者，天下之正义也。永历皇帝崩，正统于是乎绝矣……”。
好吧，按照正统的历史说法，1661年，吴三桂在云南最后灭掉了南明政权。当然，你也可以说，吴三桂在次年才在缅甸最后抓住了永历帝——大明朝亡于缅甸。
请原谅我的索求无度，对于明亡于1661而不是1644这个结果，我仍然不太满足。千万别忘了，1661年南明亡国之时，奉大明为正统的郑成功还在。既然大明的臣子郑成功还在，如果站在大明“脑残粉”的立场上，你们凭啥说大明就亡了，按照中国历史的惯例，至少要给个“东明”的说法吧。
根据连横的《台湾通史》，郑家退守台湾之后，朱元璋的直系子孙——“宁靖王”朱术桂也跟着来到了台湾，成为了“大明正统在台湾”的一个“铁证”。尽管郑经出于一些自立为王的“台独”想法，并没有让朱术桂坐上大明皇帝宝座，但在明面上总是奉这个“宁靖王”为大明代言人的。一直到1683年，也就是康熙派施琅攻台那一年，朱术桂在知道了郑克塽的归降打算后，才和五个妃子先后一起自杀身亡，死前朱术桂身穿玉带龙袍，并留下绝命诗“艰辛避海外，总为几茎发。于今事毕矣，不复采薇蕨”。
令人扼腕的是，朱术桂的自杀完全采取了向先帝崇祯“致敬”的方式——自缢。直至在今日的台湾，朱术桂仍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台南市区有“五妃庙”，高雄湖内乡有“明宁靖王墓”，高雄市区有“宁靖王庙”。当然，这些“景点”是大陆游客不太有兴趣的。
1683年，在明朝的最后身影凋零于台湾之后，我终于可以承认，明朝是彻彻底底的亡了。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朱一贵起义中，这位冒牌朱明宗室还给了朱术桂一个名分——“明懿宗”。
如“北元”和台湾朱术桂这样的前朝往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只是常被有意无意的忽略罢了。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有关“历史解释权”的问题。比如说南宋的灭亡时间，有一种说法是亡于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5岁的宋恭宗被俘。比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就采纳此说。这种说法遵循的历史逻辑基本与元亡于明军进京，明亡于闯军进京一致。
但一个显然更为感人的版本是，临安城破后，张世杰与陆秀夫带着先后被立为帝的南宋二王（益王赵昰、卫王赵昺）出逃，在南方坚持抗元，其中也不乏如文天祥这样的忠臣义士，一直到1279年的最后一战“崖山海战”中，宋军大败，陆秀夫背负8岁的幼帝赵昺蹈海身亡，张世杰杨太后获悉后也跳海殉国。至此，宋朝正式灭亡，故也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断语。
对此，即使是元人编纂的《宋史》也不得不承认，“张世杰死遂宋亡”。但《宋史》中却也颇纠结的不承认赵昰和赵昺的帝位，将陆秀夫和张世杰的1276年后的“坚持抗战”贬为“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
我们可以合理想象一下，如果张世杰与陆秀夫一直带着小皇帝在沿海漂啊漂，游而不击很多年，是不是宋朝就不算亡了呢？那么，这就又回到了“北元”和朱术桂在台湾的历史逻辑中，为什么大元朝廷好端端的跑到了蒙古高原，朱家子孙仍然在台湾的郑家政权下称王，就一定要被看作“亡国”了呢？
再比如说“辽朝”，正统的说法是说辽亡于1125年，天祚帝被金军所俘。但辽国宗室耶律大石很快率军西征，在西北中亚一带重建了规模宏大的大辽帝国，史称“西辽”，将辽朝的国祚又延续了上百年之多，期间还曾谋划东征金朝以图光复故土。在西辽的辽人心目中，大辽显然没有亡于金国。
最后，必须要说一个被我看作中国历史一大骗局的说法。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里面都爱强调“蜀国”，所谓的“魏蜀吴”三国。而事实上，置于当时的历史中，哪里有什么“蜀国”，这个“蜀”其实就是“汉”。
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改国号为“魏”。次年，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在成都称帝，意在延续汉朝大统，国号自然仍是“汉”。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所说，刘备是“汉昭烈帝”而不是“蜀昭烈帝”，诸葛亮在《出师表》说“汉贼不两立”，而不是“蜀贼不两立”。按照钱穆的折衷说法，当时历史上没有蜀国，我们不得已而称之，但至少应称“蜀汉”，以示别于前汉后汉，而不能单称之“蜀”。
直白点说就是，说“蜀”是国号，就像说四川是国号那么可笑，或者你不把“南宋”称为“宋”或“南宋”，而说人家是“南”。
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颇为踌躇，书中有“汉丞相亮率诸军入寇”，但既然称诸葛亮是“汉相”而不是“蜀相”，那么，又何来“入寇”一说呢？我看应该是“讨贼”吧。
而为啥陈寿在《三国志》中要改“汉”为“蜀”呢？只能说，迫于陈寿在晋朝为官的政治现实，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大魏沙文主义者”，他不能不由“尊晋”而“尊魏”（晋朝的天下就是从魏而来），他在《三国志》中只有为魏帝作传才称帝王级别的“本纪”，蜀吴诸帝都是臣子级别的“传”。所幸，陈寿这套“化汉为蜀”说并未一统历史，比如说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就把“蜀汉”作为正统，据朱熹说，他就是因为看到《资治通鉴》中有“诸葛亮入寇”一说，感到不称意，才存心来改写。
一个历史细节是，陈寿虽为晋臣，但生于刘禅时代的“蜀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史书中“消灭”蜀汉和汉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为蜀汉人，死为蜀汉贼”了。
但钱穆也为陈寿辩护说，我们也要为陈寿着想，他不能称三国为“魏汉吴”，因“汉”是王朝名，所以当时魏人决不称“蜀”为“汉”，汉则已让位给魏了，在魏人定称它是“蜀”。
设想如果陈寿将“蜀”还原为“汉”，那么《三国志》也得跟着颠覆，自称得位于汉献帝禅位的曹丕就彻底成了乱臣贼子，魏更不是一个正统的政权，因为，汉朝还没有亡，汉朝的正统就在刘备那里。
从蜀汉到北元，这仍然是一个“历史解释权”的问题。如果坚持“汉”而不是蜀，那么，汉朝就不是亡于220年，汉朝的末代皇帝也不是汉献帝；汉朝应该亡于邓艾攻入成都的263年，汉朝的末代皇帝应该是“汉仁宗”刘禅——匈奴人刘渊给追封的。
谁来决定一个王朝的终结与否？在胜者的历史叙述中，这一最终历史解释权自然是胜者的法定权利。平心而论，胜者的视角是一个很重要甚或说最为重要的参照，汉朝亡于献帝禅位，元朝亡于明军进京，明朝亡于崇祯自缢，这自然也没错；但既然要给一个国家宣判死刑，是否也应从败者的角度，书写他们的“历史年表”——汉亡于刘禅请降，元亡于明清之际，明亡于施琅攻台——败者的历史叙述何尝不是一种“平行世界”，“败而不亡”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巨大历史存在，远不是一句“前朝余孽”可以轻松带过。
偏安也好，流亡也好，小朝廷也好，你说他亡了，可他分明还在那里。
这本是一篇应该写于2011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百年的文字。汉朝在“蜀”的故事，北元在漠北的故事，明朝在南京福州桂林乃至朱术桂在台湾的故事，就是“中华民国”发生在台湾的故事。
败者的故事远未终结，蒋中正1971年“汉贼不两立”的声音还在历史中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