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网上的段子，大意是说“国土局领导的亲戚在搞房地产；教育局领导的亲戚在做校服；安监局领导的亲戚入股煤矿；公安局领导的亲戚开夜总会；主管绿化领导的亲戚在开园林公司……”与此相类似，在上海相亲角这个独特的婚姻市场上，谁能娶谁、谁想嫁谁，其实大多也是一早就注定的。
我的第一次相亲
大学时代，我曾被父母安排相亲。客观地说，我的成长环境一直比较自由和宽松。当年大学选专业时，父母尊重我的兴趣，任我选择了喜欢的法语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我先后三次拒绝报考公务员，没有按照父母设计的路线发展，他们也没有多言。可遇到择偶，他们就变得“封建”起来。
大四时，父母来中山大学看我，刚入住黑石屋，就明确说翌日有个陕籍穗户的男孩过来跟我见面。第二天，对方在父母的陪同下，提着贵重的礼品上门，长辈留下我们俩聊天，自顾出门散步。攀谈后发现，他和我一样，父母都是市里公务员，本人是国内985大学硕士，毕业后在省政府做公务员。
显然，在我出生的那个北方地级市，尽管不会明说，但是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家有待婚子女的父母，对市里适龄男女的潜在婚配地图了然于胸。像公务员家庭，都对本地干部网络和“政治家族”印象深刻，这从基层官场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中就可见一斑。
网上也有描述商场、官场、学术场等多个领域相互渗透并实现多赢的段子，大意是说“国土局领导的亲戚在搞房地产；教育局领导的亲戚在做校服；安监局领导的亲戚入股煤矿；公安局领导的亲戚开夜总会；主管绿化领导的亲戚在开园林公司……”与此相类似，在上海相亲角这个独特的婚姻市场上，谁能娶谁、谁想嫁谁，其实大多也是一早就注定的。
相亲角的“潜规则”
在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对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为期近一年的实证研究中，我发现相亲角的择偶标准以阶层内婚为目标。父母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直接决定子女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代际承袭关系非常清楚。
许多被访者称相亲角为市场，“这里是市场，正常现象，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嘛。说的难听点，你看现在每个月拿5000-6000元的男的，在这里是上不了台面的，男的5000元左右，也就不要来了，来干什么呢？哪个小姑娘会嫁给这样的？除非是外地的，自己赚1000元的小姑娘。大专学历的男的，除非你赚大钱，要么爹娘是大官，本科毕业的小姑娘不会看你的。”
也有被访者认为，来相亲角的父母都是为了子女的婚事打翻身仗，至少是寻求门当户对的婚姻：
“女的自己挣5000块的，想找10000块的；自己挣10000块的想找20000块的；明明自己家里有房子，还要找三房两厅的，还必须是市中心的。为什么？将来离婚，各走各的，不揩油，也不被人家揩油。所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门槛’，男方必须要有市中心两室一厅；不能和父母住；产证上必须是男方的；工资要8000块以上，这样你可以到人民公园来找女朋友了。没有这个尺寸，我不是说绝对，基本上没有人理睬你，没房没车没钱没权的小青年，你要怎么讨老婆？找朋友要讲条件的。什么你爱我、我爱你，没有的。爱情只在书上。”
这种不加掩饰的直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社会转型期，阶层壁垒正在强化，社会流动性降低。
关于中国社会流动性这个议题，从这些代替子女相亲的知青一代父母“白发相亲”的步骤可以得到印证。一方面，父母在相亲角首先相的是“目标父母”。父母经过多重筛选，将初步的“结婚候选人”名单提交给子女，子女决定要跟谁面谈和交往。
假如有A-J共10位被选者，他们可以以各种理由拒绝其中任何一位或几位候选人，但是他们却不能拒绝这一类人。因为A-J实际上是属于一类人，是与相亲者本人阶层地位各方面条件相匹配的同类人。因为，我们发现择偶过程中，子女的选择范围是既定的，是明显的同质婚。
从相亲角的“白发相亲”者所处的社会阶层来看，断然看不到“富二代”、“权二代”、“垄二代”和“军二代”的身影，有的大致是两类人：比较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拥有价值150万以上的市区房产两套以上）为主角，普通市民为陪衬。
这个婚姻市场的准入门槛较高，城市贫民和“凤凰男”（指那些出身于全国农村、乡镇、小县城和小城市，在高考选拔中成功胜出，通过个人奋斗在大城市初步站住脚跟的“贫二代”）基本被排斥在“通婚圈”之外。
上海相亲角的父母为子女筛选的“结婚候选人”，都是在同一社会阶层，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相当，而相亲角也形成了同一社会阶层的“通婚圈”。从相亲角的阶级分层，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阶层流动状况。
“同质婚”的回归
从上海相亲角扩展开来，在中国当前的阶层通婚圈中，非富即贵者的子女和大权在握者的后裔，仍旧是明显的同质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阶层的壁垒更加森严。
同样是随着市场化，内地在计划经济时代所特有的单位制及其衍生性服务，对城市个人和家庭的制度化安排和帮助正在逐渐消失。所以，面对子女的找对象难问题，知青一代的父母们只有走向市场，试图为孩子寻找“上迁婚”，至少是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的机会，借此以确保或者提升自身及其子女的社会地位，实现阶层地位的再生产。
普遍来讲，法国历史学者潘鸣啸称之为“失落的一代”的知青一代，从下放到下岗，他们有着不完整的教育，被耽误的社会生活，转型阶段遭遇经济困窘。然而，他们的苦难似乎还在延续到子女的婚姻上。
简言之，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不管是先赋性因素还是自致性因素衡量，改革以来出现了一个同质婚的回潮。
出身如何影响一生
那么，高流动性的社会究竟能否实现？美国经济学者Gregory Clark在今年刚出版的新书“The Son Also Rises：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中表示悲观。他通过跟踪调查家族姓氏，研究现代瑞典、14世纪的英格兰和中国清朝等不同国家和时代的阶层流动性，发现出身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更多。即便是社会制度大不相同的现代美国、社会主义中国和现代日本的社会流动性都较低。
因此，相比于社会的高流动性，固化或许是常态，制度对社会的流动性影响不大。来自《文学评论》的书评认为：这本书直接暗示读者一个问题：如果你想成为生活这场游戏的赢家，你该娶/嫁谁？
寒门再难出贵子，阶层流动性降低的事实，提醒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一定要客观衡量自身的条件、能力和背景，不能有半点幻想的成分。以落难公主与拯救型王子为核心的剧情，只能存在于韩剧营造的梦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