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执政一年，从他上台之初的新“南巡”讲话、到去年4月中办反对西方宪政、否定普世价值“九号文件”、8月19日习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讲话（即“8.19讲话”）、11月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12月26日拜谒毛泽东灵堂并发表高调悼毛120诞辰讲话，习一步一曲地完成了在党内承接道统的重任，这是他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半壁江山。
“舆论斗争”曾是毛泽东确立个人权威的半壁江山，成为专制政体“真理部”的代名词。邓小平在文革后复出为挽救政权修正了毛的错误，为资本主义正名，经济与资本主义接轨，虽确立“四项基本原则”，但不得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及意识形态治国。
习近平以红色血缘接班，有打通毛、邓之雄心，既要继续邓“改革开放”，又要重拾毛的半壁江山；一年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停留在《决定》上，但舆论严冬已来，互联网更变成阶级斗争主战场，自由派网络大V凋零，打谣、删贴、封号使6万用户的微博日渐死水一潭。
习近平的“舆论斗争”每走一步，都引发左右两派激烈争论，公知们分道扬镳。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传达习“8.19”讲话时这样说：“互联网的能量在变大，是我们党的心腹之患。导向不能变，阵地不能丢，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国信办主任兼外宣办、国新办副主任鲁炜召集门户网站大佬开会，讲了三句话：“网络是党之大患、国之大患、亡党亡国”；“你们跟着我好处大大的”；“你们有什么好招，都讲出来。”这些观点这些话，当然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只能拾习牙慧。
IT巨商柳传志发表“在商言商”的谬论，向当局表忠后，习近平率六常委视察中关村，柳旗下的联想获得17亿巨额贷款。去年末，不时质疑政府的地产大亨任志强有一个五、六十人的企业家聚会，下午开会，上午被俞正声找去。俞讲了三句话，一是“你们再也不要支持王功权了”；第二句是“王功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是拿钱支持反党集团（王功权曾拿出260万支持许志永的公盟）。第三句是“无论王功权的企业本身有没有毛病，这次我们都要把他搞下来”。俞正声的话再次令企业家们不寒而栗，说明中共的“舆论斗争”不限于网络和知识界，而是遍及各行各业的重大政治斗争。
“九号文件”内部传达后，包括中共红二代都反应激烈，红二代一位公认的智囊说：“怎么能反对宪政呢？毛泽东当年是延安宪政研究会的会长啊！怎么能反对普世价值呢？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不能人家说我吃饭不吃屎，你非说我就吃屎不吃饭。”一批赞成普世价值的红二代还认为，“九号文件”是刘云山搞的，是对习近平的绑架。
红二代太子党“通天”。很快一段“上旨”传达下来，使他们对“九号文件”不再质疑：“有人评论我们的政改是按普世价值评论的，认为按普世价值搞政改才是政改，否则就不是，我们根本不认普世价值那一套，有些东西不能改，就是不能改。”
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公布后，高尚全、吴敬琏等一批主流经济学家欣喜若狂，大加赞扬，主要因“市场在资源分配上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理论界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个根本性突破。政治评论家李伟东批评：“这令人产生一种80年代的幻觉。”
《决定》第38条“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证明，三中全会与“九号文件”，“8.19讲话”一脉相承。
2014年，“舆论斗争”将再一次把中国引向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国家之路。政治评论家李伟东在《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中认为，这是21世纪的法西斯崛起之路，是一条必然失败之路。
习近平倡导的“舆论斗争”，使我们彷佛看到一出出滑稽大戏正在极权中国上演：穿着西服的唐吉诃德开着航空母舰，在大战今日的风车——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