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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的铁栏栅里，一群饱经风霜的老者，蜷缩在里面。铁栏栅外，斑驳的杯碗瓢盆，硬币纸币不时零星而落。这不是北非的难民营，而是中国南昌新建县庙会的场景。那些老者，都是为活命而伸手的乞丐。庙会主办方生怕乞丐骚扰外来香客，破坏了和谐，袭用南昌火车站广场大树围栅的创意，干脆把乞丐一股脑儿集中关进去。大树围栅，已够刺眼；乞丐围栅，更是刺心。
中国的乞丐史，也许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早在先秦，《战国策》记载：“其容为乞食人而往乞。”《左传》记载晋公子姬重耳“乞食于野。”春秋时期，楚国人伍子胥全家人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奔吴，流落街头，曾以****乞食于吴市，成为中国街头艺术家的鼻祖。而“鞋儿破帽儿破，身上袈裟破”的济公，给乞丐披上了活佛的光芒。金庸笔下的《射雕英雄传》中，丐帮是武林正义的代表，其帮众之多、消息之灵通，任何门派都不能望其项背。洪七公领导下的一干帮众，终日拎着竹棒唱着“红莲花，白莲藕，一根竹棒天下走”，沿街乞讨，锄恶扬善，抗击外虏，让乞丐登上了武林领袖的神坛。
其实，历代的乞丐，“朝吃百家饭，夜宿古庙亭”，既没有济公活佛的神通，也没有洪七公的威风，更不曾有苏乞儿的传奇浪漫，而是一种生存的无奈和惨淡，一种活命的选择和挣扎。中国漫长的农耕社会，靠天吃饭，天灾人祸频仍，饥荒、大饥、大荒、奇荒的记载史不绝书，饥民遍地，流民漂泊，乞丐人口众多。近代中国照样盛产乞丐，梁启超说：“世界列邦皆有之，而中国为独多”。民国时期，各个大城市和通商口岸都聚集着一批乞丐，四方观望而乞丐遍地。老外写道：“旅行中国，最感苦恼的事情之一，就是乞丐的成群袭来。”成群袭来的乞丐，在改革开放初期，依然是老外旅行中国的常规“礼遇”，即便是今天，在不少景区也没有绝迹。
当中国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第二的宝座时，中国的乞丐总量依然稳坐世界第一把交椅，超过百万，乞丐业并没有因为小康社会建设而销声匿迹。民国时期，京津一带职业乞丐谋生手段有十几种，上海乞丐的职业更是多达25种。归纳起来，大体是六类：武乞，江湖卖艺；文乞，街头曲艺；哀乞，老弱病残；帮乞，结伙分工；行乞，逢人伸手；吉乞，送财神讨采头。而今，中国乞丐业不但全盘继承了民国传统，而且生发了两大新手段，一是拐卖儿童、残害儿童肢体，作乞讨道具，博取路人同情心；二是路诉状纸，陈述遭受权力迫害的各种际遇，痛批官场各种腐败，博取路人正义感。在都市人流密集的车站、码头、商业街道，都会不期而遇一个个可怜的伤残孩子，一个个可怜的弱势受害者，让良心与良知煎熬得必须掏钱。
历史上天灾人祸，乞丐流民不可避免。但在社会主义无比优越性的当代中国，乞丐依然泛滥，乱象重重，无疑是中国法治和社会管理的一大败笔。乞业“发达”，导致了多方面社会危害和负面影响。其一，乞丐游民众多，且多系染有恶嗜好者，乞讨不足，即生盗窃，妨碍公安，扰害民生。其二，乞丐生活环境非常差，是携带、感染和传播疾病的高危人群。其三，丐业“发达”，对民族道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虽然乞丐没有社会地位，遭人白眼，但许多乞丐的收入不亚于甚至超过一般打工仔。丐业“不劳而获”的特点，吸引许多人加入这个行业，养成不求进取、只求温饱、安于现状的寄生怠情，泯灭人的廉耻心。当代中国频出“乞丐村”，堪为国家和民族的耻辱。
从现代政治文明视野看，行乞自由即便成为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也不是无度的，其界限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他人自由。乞丐是社会(主要是城市)的寄生体。在现代社会中，乞丐群体的存在虽说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却决不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他们给一座城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目了然的。这除了在于乞丐的衣着让人不快之外，更在于许多行乞者反复纠缠令人厌烦，尤其是那种租用流浪儿童行乞，或衣着褴褛伪装成残疾人在地上哀叫着爬来爬去的乞丐，更是令路人惟恐躲闪不及；至于栖身于建筑物拐角或地铁入口处的乞丐，他们在夜晚的显现不仅成为人们通行中的障碍，多少威胁着夜行者的安全感。故此，现代社会在强调公民有不受他人纠缠和冒犯的人身自由之时，对于这类寄生现象越来越持一种否定态度。
乞丐问题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社会沉疴，历朝统治者都在探求调控之术。在民国时期，一方面，南京政府对乞丐采取收容、赈济、资遣回籍等传统方法处置，另一方面，各地也积极探索新的管理举措，增设或扩建了许多贫民教养所、游民习艺所，收容包括乞丐在内的贫困人群，突破传统救济方法“养而不教”的局限，不仅具有收容、传授专门技术的功能，还增加了教授普通知识的职责，增设医疗卫生保健机构。民国学者针对社会对乞丐的普遍歧视，提出用“赘民”一词来取代对乞丐的称呼，体现对乞丐人权的尊重。
而在当代中国，各地政府一方面大干快上地推进政绩工程，一方面苦心积虑地截访，摸索五花八门的社会管理，花费比军费还高额的维稳费用，在乞丐管理方面，有多少创新和成效？民国时期尚有不少社会机构对乞丐传道授业医疗，而今中国地方政府，除了收容遣送，除了城管驱赶，除了像上海警方一样“公示”乞丐，像南昌庙会一样“围栅”乞丐，除了习惯性的粗暴行政、损招管理之外，还有什么现代化、人性化的高招呢？
上月末，我随凤凰网名博澳洲行考察团，到访悉尼、堪培拉和墨尔本，也看到乞丐。但澳洲乞丐和中国乞丐，有不同：一、乞丐鲜见；二、集中管理，如悉尼，只允许一条商业街可以乞讨，其他场所看不到；三、在肯德基，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进来，看到桌子上的剩鸡翅，有礼貌地问：可以吗？四、街头卖艺的占绝大多数。在悉尼唐人街口，一个踩高跷的街头艺术者，穿着花里胡哨，甩着呼啦圈在行乞。在墨尔本维多利亚皇后市场，一个澳洲土著打扮的歌者，放声高歌，路人纷纷扔钱。在市场的另一边，一个妇女在投入地弹琴歌唱，跟前的琴盖里扔满了硬币。澳洲乞丐有才艺，有尊严，受尊重。
而中国，也不乏街头卖艺者，甚至希望藉此一炮而红，像旭日阳刚，从地铁口唱红网络，唱响央视春晚，成为明星。智商高的乞丐，手持民政部门的证明，给行乞有了一件合理的外衣，将自己飘零的身世诉之于文字，以求激起路人的一丝怜悯之情。有许多乞丐都能写一手极为漂亮的文字，或是俏美的文章。他们的表演有些江湖买艺的色彩，当然他们这种手段更能让人舍得给予。只因一个人才的沦落，只因被一段文字感化，路人施舍也有了“文化的温度”。
但中国更多的乞丐，是无产阶级，衣裳褴褛，蓬头垢面。最令人心酸的，是常常可见的老弱病残者，蜷缩一隅，身子紧贴地面，凄苦的眼神注视着行人。有人施舍，便磕头致谢。每一个中国市民，都曾被他们哀怨无奈地致以注目礼。还有不少乞丐亦步亦趋，骚扰行人。更有形形色色的以乞行骗，消费着社会善良人们的爱心。中国乞丐群体的种种黑恶，罄竹难书，自然也掺杂着公权力的不光彩和不作为。
在美国，当然也有乞丐，但和中国乞丐构成不同。一切对乞丐的心态到美国之后，就有了许多的改变。乞丐的英文单词是“beggar”，但美国人说乞丐却是用“homeless”，指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美国乞丐大抵可以分为二类：没钱的乞丐和有钱的乞丐。没钱的乞丐是懒惰的年轻人，有钱的乞丐是寻找刺激的年轻人，也有一些乞丐本可靠政府救济维生，却没终因吸毒而沿途乞讨，还有不少人因看破红尘，而宁愿过流浪的生活，甚至拒绝政府提供房子而露宿街头。中国乞丐以儿童、残疾人、妇女、老人为主，很少青壮年；美国乞丐以青壮年为主，很少老弱病残。中国乞丐主要是因为穷而潦倒，美国乞丐主要是因为懒而迷茫。中国政府养懒人，但很多老弱病残要自谋生路。美国政府不养懒人，但照顾老弱病残，澳洲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亦是如此。在加拿大，各地都设有免费餐厅，给失业者和流浪的人提供食物。对于加拿大穷人来说，吃有免费餐厅，穿有捐赠衣物，住有警察收容所，上街乞讨只是讨点零花钱。我们宣传机器痛骂的这些“万恶资本主义国家”，对乞丐都具有深切的人道关怀和周到的社会救济体系。
乞丐在人类社会未来很长时间里，依然无法消失。如同看一个人的指甲，足可判断一个人的卫生素养，看一个公司的洗手间，足可判断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而看一个国家的乞丐，则足可折射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发达程度和管理水平。乞丐，是一个国家执政文明的镜子，因其底层，愈显逼真，因其弱势，愈显透彻。
不管央视新闻联播如何歌功颂德，不管“中华民族复兴指数”达到多高的百分点，如果不能善待乞丐、善治乞丐，让所有弱势群体切身感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么，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文明的差距，依然十万八千里。事实上，中国连自食其力的公民都不能一一善待，更何况乞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