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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政府官员的十大不同

台海两岸,各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治理方式。同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同宗同族,不同制度会呈现怎样不同的官场生态呢?

大陆官场的生态,耳闻目睹。台湾官场的生态,通过台湾中天、东森、TVBS电视节目,抑或央视《海峡两岸》,了解颇多。七年前,去台湾考察中小企业生产力中心,去年又考察了一次台湾商业,从北到南,接触了政界、商界不少人士,感触良多。

对大陆民众而言,对两岸政府官员的第一个不同,是新闻监督尺寸不同。打开台湾电视,每晚都可看到台湾官员被电视名嘴们评头论足。从马英九到任何级别的官员,概莫例外。官员一旦违法违纪,媒体就可曝光,无论职务高低。不像大陆官员,违法乱纪甚至违法犯罪,首先是党纪,然后才是国法。媒体更不敢轻率曝光,有时只能装聋做哑,甚至受制于权力,昧着良知“抬轿子”“吹喇叭”。胡长清被执行死刑前,痛哭流涕:“假如江西新闻媒体,能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第二个不同,是官员讲话风度不同。去台湾,如果遇到台湾官员出席,讲话一般不用讲话稿,而是谈笑风生,平易近人。大陆官员则总是正襟危坐,照本宣科,一脸严肃。在致辞发言等环节,台湾官员和嘉宾,无论职务、年龄高低,身体强弱,即使是被年轻人搀扶上台、步履颤颤巍巍的老先生,首先是双腿紧闭,两臂垂直,深深地向台下弯腰敬礼,然后才开始讲话。他们无论是否带着稿纸,讲话都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照本宣科,得体融洽,听起来亲切自然,又与当时氛围十分妥帖。而在大陆官场,大凡在重要、敏感场合,敢脱稿讲话的领导几乎绝迹,都习惯念秘书起草的稿子,有些地方官员文化底子不扎实,就经常闹出“领导冒号”的喜剧。一些官员出席会议,非要等众人皆就座以后,才仰首走进主席台,这样才显得有官威。拿着稿子发表一通大话、套话、空话后,就提前离场,毫无交流互动,人们想在会上表达什么意见,根本不在意。领导到场,就是一种代表“高度重视”的姿态语言。

第三个不同,是公款消费手笔不同。台湾官员不敢用公款去酒店、歌厅、洗浴等场所,哪怕是普通公务员,随便进那些场所也要丢饭碗。大陆官员则是公款消费成风,相关数据显示,每年的”三公”消费可建三个三峡工程。去台湾,除非商界人士宴请,很难有在大陆常见的满汉全席排场,更不要说动辄茅台、大小拉菲助兴。

第四个不同,是视察工作待遇不同。台湾官员到下级地方走透透,或单位检查指导工作,都是轻车简从,而且下级官员不请吃饭,官员”无奈”只好自掏腰包。大陆官员则正好相反,警车开道、前呼后拥,下级无微不至,招待丰盛,有时还得奉送土特产、红包等。如果遇到像朱镕基这样的廉政总理,每到一处,不吃请,不拿要,不题词,听汇报希望官员直言要点,不听套话、空话,陪同接待的地方官就会惶恐不安,非常不习惯。

第五个不同,是节庆讨好对象不同。台湾地区官员每逢过年过节,都要上街给老百姓派发红包。每逢春节,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跑遍全岛各地,点头哈腰,向民众祝贺春节并发放红包,感谢民众一路相挺。民进党天王、各大城市行政首长也是如此,手拿红包,恭恭敬敬,遇到老人,亲切喊声“阿公阿妈”,遇到年轻人,热情道声“吉祥幸福”。而大陆官员逢年过节,也要送红包,但从不会送给民众,而是送更大的官。一些官员除了跑部钱进,也安坐家里,送礼品、红包、礼金的下级或百姓纷至沓来,各有所需,眉开眼笑。

第六个不同,是家庭财产透明不同。台湾地区官员如同在玻璃罩里做官,有几处房产、有多少存款、有什么金银财宝,统统公开,民众一清二楚。而大陆官员财产,如同魔术师披着黑幕的箱子,总是不打开,让民众“你猜你猜你猜猜猜”。一旦揭开官员财产的黑幕,总能爆出贪腐新闻。广东一个副处级芝麻官被誉为“房叔”,网友举报他拥有21处房产,价值4000多万元人民币,“房叔”矢口否认。纪委介入,一查,居然有22套,比网友举报还多了一套。他本人名下只有一套,看起来是两袖清风的“孔繁森”。其实另外所有挂在亲属名下的房产,统统也是他的,他实际是个贪腐成性的“王宝森”。陕西著名的“微笑局长”,网友盯住他的名贵手表、皮带,纪委介入一查,又揪出一个官场硕鼠。

第七个不同,是司法监督力度不同。台湾官员无论大小,无论台上台下,检查部门都可以有举报必查处。陈水扁还在“总统”任上,朝野各种监督力量对他家庭的贪腐调查,已经锐不可挡。一下台,就锒铛入狱了。国民党前副主席、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贪腐了一千多万人民币,被媒体曝光,司法介入,立马被羁押法办。没有任何长官敢打招呼关照,没有任何势力敢冒犯法律尊严。而大陆官员违法犯罪,上级领导不批示,纪检、检察不能随意查处。党员和各级人大代表,在未被开除党籍和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前,不能正式进入司法程序,更不能进行司法审判。党权、特权之后,才是司法权。

第八个不同,是面对监督心态不同。台湾地区官员最怕民意代表(议员)和老百姓,有时被骂得狗血喷头,只得唯唯诺诺,反躬自省。大陆官员则正好相反,老百姓怕官,连人大代表都怕官。网民议政,有可能跨省追捕;人大代表不畏强权,坚持公道,有可能从此寸步难行;而企业家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不敢造次。沿海地区企业家从政热情很高,想竞选人大、政协的领导职务,干扰了一些地方的组织安排。组织就安排税务、银行、公安、技监等部门,集体找企业家谈话。企业家一看,众罗汉怒目圆睁,那个罗汉都得罪不起,不选了。

第九个不同,官场进退姿态不同。台湾地区官员能上能下,今天是市长,明天可能就是平民百姓。一旦犯罪,即被法办。一旦犯大错,要引咎辞职。即便是施政不当,也要诚惶诚恐,谦卑自省。而大陆官员则是上去就下不来,党政两大体系官员都由纳税人辛勤供养。官员的级别,不但代表社会地位,也代表相应的终身待遇。一些官员在官场混一辈子,平庸无为,就是为了混一个括号,享受括号里的“XX级别”待遇。当官关键是站对队,跟对人。除非受强权排挤和打压,或被举报重大犯罪,一般不会丢官。而一些受上级器重、培养的官员,即便犯了大错,也能从问责的旋转门里,轻松转一圈,转到异地为官了。甚至有些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官员,出狱后居然还能领官禄,更令人匪夷所思。

第十个不同,权力赋予方式不同。这是两岸官场生态不同的根源。台湾地区官员,无论领导人还是县市长、乡镇长都是直选的。官员今天胡作非为,胡言乱语,明天选民就用选票教训你,叫你歇菜。而大陆官员是上级任命,或组织考察认可再通过人大投票通过。上级提拔我,我能不肝脑涂地为上级效劳吗?面对媒体监督,官员敢说:“你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面对愤怒民众,官员敢说:“有本事你去告我呀!”

大陆官场,是到了真正实践“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谋”的转折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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