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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NO之外苦寻安身之所的“避难者”

清晨五时,芬尼的手机应用程序突然传来一则求助短讯,‌‌“请你马上过来帮忙。‌‌”

芬尼立即起床,赶忙去送一名被转介过来、身体不适的香港政治庇护申请者去往医院急症室。

‌‌“我早已习惯了这些突如其来的求助。‌‌”40岁出头的芬尼,一边开车一边隔着手机安抚这名求助者。‌‌“不要害怕,我很快便到达。‌‌”

2020年起至今,他奔走于机场、火车站及医院,协助过数十名来到英国的香港年青人。

移居英国多年、居于北部并经营酒吧的芬尼,如今晚上睡觉从不关手机,唯恐在他口中的‌‌“细路‌‌”(粤语,意指小孩)有急事要找他。他与一些移英的‌‌“家长们‌‌”(指义务为参予社运的香港年青人提供住宿及协助的人士,并非有血缘的家长)兼职照顾因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而跑去英国的年青人。他们当中,有些申请了政治庇护,正在等候审批。

‌‌“不要害怕,你先渴点水,叔叔陪你进医院,没事的,‌‌”接了孩子上车后,他熟练地把这名上吐下泻的‌‌“细路‌‌”送入医院急症室。

‌‌“谢谢叔叔。‌‌”这名刚满18岁的小伙子双手按着肚子,表情痛苦。‌‌“忍耐一下,很快便轮到我们。‌‌”当知道对方需要寻求法律援助,他便趁着候诊的空档,上网寻找义务律师,并逐一联络。

阿枫的故事:在伦敦每天两镑生活费

2021年12月一个寒冷的黄昏,伦敦东部一间青年旅馆。室内只有一丝微弱的灯光,曾受到芬尼关照的18岁的阿枫独坐窗前,隔着窗帘凝望旅馆对面百货公司五光十色的灯饰。陌生的城市里下着细雨,灰蒙的天空及阴冷的气温,仿佛就是自己前途的写照。
18 岁的阿枫(化名)在2019 反修例运动中是一名前线抗争者,2021年去年只身前往英国寻求政治庇护
18 岁的阿枫在2019 反修例运动中是一名前线抗争者,2021年只身前往英国寻求政治庇护。

阿枫捏着一瓶矿泉及一块黑巧克力,‌‌“这就是今天的晚餐。‌‌”他腼腆地说。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中,他是一名前线抗争者,曾参与香港理工大学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因担心被秋后算账,阿枫去年只身前往英国申请政治庇护。一场政治运动把他的命运改写。

身无分文的他抵英后,一直栖身于北部一家由香港人免费提供的民宿(家长屋)。然而,两代之间的隔阂催生巨大龃龉,使他非常气馁。他主动联络英国内政部,申请搬去其下之临时庇护中心。

一直对他照顾有加的芬尼尊重他的决定,并给他旅费南下伦敦,让他先入住青年旅馆。阿枫此时不晓得要在旅舍待多久才会被接走,身上仅余芬尼给的数十英磅生活费,他把每天支出严谨地控制在两英镑以内。

‌‌“我好感谢芬尼叔叔,只有他一直支持。‌‌”阿枫拭着眼睛。话音刚落,电话便响起,是芬尼的来电,提醒他要吃东西,他马上提高声线:‌‌“叔叔,我还可以啦……放心呢。‌‌”但放下电话,他又陷入沉思。

阿枫一周前把申请文件交给律师,审批的前景还有待进一步评估。‌‌“现在只能见步行步吧。‌‌”阿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难听一点,难民不是一个身份,这是施舍,感觉很没尊严。‌‌”此前从未踏足过英国的他低头沉默良久,‌‌“对不起,我知道自己很悲观及负面。然而,抱歉我真的振作不起来。‌‌”

申请庇护不易

英国于2021年初向港人开放BNO签证居留申请,容许BNO持有人及其家人申请签证到英国工作、读书及生活,但政策未能惠及1997年后出世、没有BNO的年青一代。寻求政治庇护成了他们唯一的方法。

根据英国内政部最新数据,直至2021年第四季,共有184名香港人到英国寻求政治庇护,当中近两成的年龄在18岁以下。百多宗申请个案至今只有15宗获批,30宗被拒拒绝,51宗被撤回,其他的仍然在审批中。

‌‌“在我认识的申请个案中,只有三个获批。‌‌”芬尼曾经接待及协助约20名年青政治庇护申请者,他们的年龄由18至20余岁。

他对记者表示,一般来说,申请时间大约8至12个月。期间申请者不可以工作及读书,只能苦守静候。

由于不能工作及上学,再加上许多年青申请者往往只身前往英国,没有家人的支持,不能负担租金及生活开支。不少热心的港人愿意提供住宿及生活协助,也就是所谓的‌‌“家长屋‌‌”。

‌‌“他们都很年轻,多少都患有社会运动后之创伤后遗症,只身逃亡所面对的孤单与失落,漫长的等待,情绪很容易崩溃……其实他们很需要帮忙。‌‌”芬尼认为这些年青人内心都有巨大挣扎——要不是别无选择,谁也不希望走上这一条崎岖艰难的路。漫长等候的煎熬,同时还要勇于面对万一申请不成功被遗返的残酷现实。芬尼希望‌‌“家长们‌‌”不要动辄以家长式权威管治对待这些年青人,应予以包容与接纳。

申请获批的避难者

Eliot(艾略特)是其中一名已获得政治庇护的幸运儿。2020年,因为工作的组织创办人被通缉,他忧虑自己会受牵连,于是只身到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由正式申请到获批,足足一年多时间,漫长的等候,每天徘徊在申请不成功便被遣返的忧虑与恐惧的煎熬之中。

艾略特最终克服内心的恐惧,积极学习新知识及技能。他告诉记者,在等候期间,完成了一个法律的深造课程。去年年底,他还与一班正在申请或已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一起成立The Hongkonger Company(香港人公司),透过策划及举办活动,聘请政治庇护的同行者,为他们提供生活支持。

成功申请政治庇护后的艾略特对记者表示,为香港人那种灵活进取的性格而骄傲,盼望把美好的香港人特质展现出来。

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艾略特,寄语其他正在等候审批或准备申请政治庇护的年青人不要意志消沉,‌‌“在等候中为自己设定一些可以达成的目标,然后逐步实现起来。‌‌”

今年二月,英国政府再次决定进一步放宽BNO签证申请。芬尼相信,在标准放宽后,将有一半现时申请政治庇护者能改以BNO 申请在英国居留。

然而,这个放宽仍然未能令所有香港年青人受惠,阿枫便是其中一个例子,父母皆没有BNO的他只能继续苦守政治庇护这一条出路。

苦苦守候

在伦敦入住旅舍一个星期后,内政部安排阿枫住进租用的难民中心。所谓难民中心其实是一家酒店,居住环境不俗。

‌‌“不能再有甚么投诉,‌‌”阿枫坦言,自己倒是幸运,可以安排住进‌‌“酒店‌‌”,他曾听说不少申请者被安排至环境恶劣的中心。

由于经济极度拮据,他基乎没半点娱乐活动可言,也尽量减少外出,偶尔上朋友家一起玩电动游戏,已经可以乐上大半天。

等待之中的他决定积极寻找网上一些免费的课程,努力装备自己,期望若成功留下来,可以入读大学。

问他对成功申请政治庇护的信心如何,他坦言内心充满恐惧,‌‌“审批的决定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我唯有交给老天爷。‌‌”他只可以尽量不去想,万一真的不成功要被遣返,‌‌“我宁愿死在英国,也不要被遣返香港。‌‌”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四月中旬公布针对政治庇护申请人的‌‌“卢旺达方案‌‌”,旋即引起阿枫等人的高度关注。

芬尼接了好几个正在申请政治庇护的‌‌“细路‌‌”查询电话。‌‌“他们都害怕要被送去卢旺达,‌‌”他细心地解释,自己已咨询过了律师的意见,这个新措施主要针对乘搭小艇或货车偷渡至英国的人士,所以他们不受影响。

‌‌“逃避香港的司法刑责‌‌”

香港政研会主席邓德成对记者表示,并不认同BNO是单纯的移民计划。他认为这是‌‌“移民政策武器化‌‌”的政治炒作工具。他认为最近再放宽BNO申请条件,据说吸引不少曾经参与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而犯上官非的青年人借机潜逃英国并申请庇护,逃避香港的司法刑责。

邓德成认为,对于犯错违法的青年人,唯一正途是给予法律规定的惩处更生教育。

英国内政部回复记者查询时则重申,BNO签证政策反映了英国对香港人的‌‌“历史和道义承诺‌‌”。

作为年长的前辈,芬尼认为,的确有申请者滥用政治疪护这个计划,然而他们被批准的机会也相对低。在他所接触的年青申请者当中,基本上都具备充足理据展示他们在香港受到迫害。他希望英国政府能开放更多其他的居留及工作签证渠道予香港的年青人,让他们可享受英伦自由的天空。

对于阿枫来说,2019年那一场运动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香港,一个他土生土长的家,已经不能再回头。

(文中阿枫,Eliot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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