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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陈方安生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总结访美之行,认为国际间非常关注北京干预香港的管治。虽然美方暂时无意更改《香港政策法》,惟政策法已经亮起红灯。她呼吁特首林郑月娥及政府高官到美国、澳洲、加拿大及欧洲等地亲自解释香港的“一国两制”贯彻情况,究竟是由北京直接管治,还是香港政府自己管治。

德国之声:您这次访问美国,会见了副总统彭斯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向他们表达香港的情况,您认为他们对香港的反应及态度如何?

陈方安生:今次美国之行,我感受到今年无论国会、国务院及智库,都十分关注香港的情况,特别是近期发生的事件,他们关注“一国两制”是否落实,因为他们也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中央似乎对特区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他们看到近期发生的事件:包括DQ(disqualified取消资格)立法会议员、剥夺参选人资格、引进政治判断、还有驱逐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副主席马凯等都在影响香港的基本人权自由。

德国之声:美国国会辖下“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于去年11月发表年度报告,指北京政府持续侵蚀香港政治制度,要求美国商务部检视将中港视为分开的独立关税区政策。特首林郑月娥批评美国是“戴有色眼镜”看香港与中央的关系。而特区政府及建制派似乎认为,取消《香港政策法》对香港影响不大。你对此有何看法?

陈方安生:《香港政策法》如果被取消,对香港将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无论在经贸、甚至在文化交流等种种范畴都会受到很大影响。特区政府对这方面的反应,我也感到奇怪,尤其是财政司说《香港政策法》若被取消没什么大不了,香港可以应付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更说,独立关税区是《基本法》赋予的。这怎么可能呢?《基本法》虽然落实“一国两制”,然而,是否承认香港是一个独立关税区,有赖美国自己国家,甚至其他国家认同才可行的。他们要怎么才认同?就是看香港是否落实“一国两制”。如果“一国两制”每天都在不断被削弱;香港市民基本自由和权利不断被剥夺;甚至政治空间也不断收窄;美国很快会得到一个结论:似乎香港越来越像一个内地的城市;到了一天,如果他们认为“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我相信他们很有理由要重新检讨,是否继续香港的政策。

德国之声:《环球时报》社评及建制派批评您访美是“挟洋自重”、“告洋状”,您怎么看?

陈方安生: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是活得有尊严,忠于自己的理念和原则,那些人的闲言闲语,我认为最好是逆来顺受,不必太过介怀,现在有很多是乱扣帽子及贴标签。

对建制派批评我出访美国,我也感到莫名其妙,要知道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过往,在回归前及回归后数年,政府高层包括我都频频往出访,推广香港,特别是与香港有经贸来往的国家,一方面令西方国家放心,“一国两制”在贯彻落实;同时突显香港与国内城市之不同,因为我们其中一个优势,就是与国际接轨,如果没有交流,那么怎样突显我们作为一个对外金融和服务中心之地位呢?这也是我们一个很独特的角色,起码现时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取替。所以我这次回来,特别呼吁特首林郑月娥及政府高官到美国、欧洲、加拿大等地亲自解答国际间的疑虑,及解释香港的政治情况,包括香港是否全面贯彻“一国两制”。

我认为香港现在太内向,无可否应与内地经济融合至为重要;然而,除了向国内看,我们与国际的联系,是我们的优势,我们不要自动放弃。

德国之声:香港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修例草案,正式展开修改《逃犯条例》的程序,这一条法例引起香港巨大的争议,约万名香港市民游行抗议,请问您如何看这条法例?

陈方安生:首先我感到很诧异,一个负责任而关注度香港本身利益的特区政府,是不应提出这条法例的。有些人说,今次修例不是中央下达的命令;然而,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出于行政长官的意愿。回归二十二年,为什么我们与国内仍没有一个移交的协议?正是因为我们没法相信国内那一套司法制度,大家有目共睹的是:欠缺公平、不公开的审讯、甚至连律师代表也没有,谁可以相信这一套制度?所以与国内没法达成一致的协议。那为什么现在要这么仓猝修订?我记得当年,双方政府是同意,没办法达成议协就先搁置吧。

现在,二十二年后港府要把它合法,借口是港人在台湾杀人事件,说那位死者妈妈很惨,感到不忍心。这是一个借口,台湾已经表明,一年多两年前已经希望和特区政府讨论这个事件,只是特区政府不理睬他们而已,明显这个借口已经站不住脚。然后他们(特区政府)又说,不想香港作为一个逃犯的天堂。然而,当你要行使这条法例时,你便要说服香港市民,不用担心人生安全,就算被遣返,也会得到公平的审讯、有律师代表等等,但现在这些完全欠奉。

德国之声:2003年因商界的自由党田北俊最后时刻转軚,使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被搁置至今,这次特区政府有备而来,率先剔除《逃犯条例》有关商业犯罪的九条,以讨好商界希望能过关。而香港富豪刘銮雄率先跳出来反对《逃犯条例》,您有何看法?

陈方安生:剔除九项条例,这是完全没有理由及不合逻辑的,如果说,没有协议是基于不信任大陆的司法制度,那么怎可以分开?这些罪行我不理会,就算有没有公平的审讯也好;那些罪行我就要确保?现在似乎是偏帮商界。

除了富商刘銮雄、外国商会以及欧盟也要求政府撤回这个草案,延迟咨询期,事实上当年不能达成协议的时候,特区政府答应,如果立法时会广泛咨询香港市民。然而,今次偷偷地只用了20日咨询,这是什么咨询?政府今次的行为实在令人非常叹息。没有咨询,因为政府势在必行。我认为,立法会本应该制衡政府,应该监察政府,但现在民建联(香港最大亲政府的组织)一党独大,又DQ了其他民主派议员,变相自动放弃了监察政府的权利。

德国之声:有舆论认为《逃犯条例》的修订等于是小型二十三条,甚至比二十三条更严重,您认为呢?

陈方安生:今次这个《逃犯条例》修订特区政府可说是硬闯关,这意味着未来的二十三条会怎样呢?二十三条令每个人都保不住自己的安全,我担心对传媒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最近有逾10个传媒的组织及工会出了联合声明,反对这条法例,因为他们在内地采访报导,随时踩着地雷,中央不喜欢听到看到的,是否成为一个控罪然后可以遣返呢?所以对从事新闻行业的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更甚的是,这样是否鼓励更多的自我审查呢?现在很多传媒报章都已经自我审查,有些甚至已经变成了政府的喉舌,新闻自由越来越缩窄;然而,我们的特区政府还说,不用担心,社会可以要求传媒去监察。

德国之声:特首林郑月娥上台已经两年多,你如何评价她上任后的表现及香港的政局?

陈方安生:我坦白说对林郑月娥好失望。因为她在这个制度下成长,好应该知道,哪些应该值得保留,哪些是值得去修改的。尽管政府始终要跟着时代变迁,但是有些事是不能够改变的。现在林郑月娥已上任两年多,她毫无意思站在香港人的立场去为我们说话,特别作为香港人和北京之间的一道桥梁,更没有帮助香港维护“一国两制”。

现在有很多人说,林郑是否有意思要连任呢?现在每事都要听中央的指示,这样才能取得他们中央的信任呢。虽然我们没有权利去选行政长官,然而身为特区首长,如果香港市民不能倚赖你去为我们说话,我们到底依赖谁呢?

事实上,特区政府也不是百分百一定要听中央的话,中央答允港人,除了外交及国防之外,其他范畴我们都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然而,你看今天,我们的高度自治去了那里?我们的权利、政治的空间也越来越收窄,什么事都要听北京,不是听北京的指示,就是中联办的指示,这个并不符合“一个两制”。

德国之声:你认为香港在这时局困境下如何寻找出路?

陈方安生:我认为我们要继续发声,国际间多留意香港的情况。香港的将来,是否能够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保留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这方面沦落,不单影响香港七百万人的福祉,也会影响美国欧盟国家自身的利益。香港是中国唯一一个——起码在目前,一个开放、有法治、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有基本的人权自由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国内有一天能改变,就是在人权方面有所放松。

香港现今社会,年青人感到很愤怒,尤其是《雨伞运动》之后,感到很无奈及无力,面对一个很渺茫的将来,我认为特首应该要考虑,如何燃点年青那一辈希望,如果年青一辈,他们对香港完全失去希望,我们的社会便会越快沉沦。现在的年青人,问他们的身份认同时都说自己是香港人,以往他们还愿意说自己是香港的中国人。然而,这也很难怪责他们,你看大陆这几年发生的事情:维权的律师被人抓捕、对传媒的红线越近越紧、然后是对基督教徒、对新疆维吾尔族的人……

我们虽然是一小撮,依然不要放弃,要继续坚持争取,要中央及特区政府履行对香港人的承诺,就是一国两制、港人自港、高度自治。像我出来发声,市民也会感到鼓舞。

德国之声:您有没有打算离开香港到外国居住?

陈方安生:我绝对没有意思离开香港,因为虽然我不是在香港土生地长,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但我在香港受教育,在香港结婚组织家庭,有一段很长的事业,我认为香港对我及家人都很好,我好应该回馈社会,我一天还有精神,一天都要继续工作。不过我明年便八十岁了,考虑是否要交捧呢。我退休快十九年了,也希望培育下一代接班人,像今次出访美国,我便与年青的议员一起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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