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心乱如麻，这记录记得十分杂乱，自然也有脱漏之处，字迹也很潦草。30年后再来看，不少的字自己也认不出来了，一些句子也不很衔接。
我翻过“文革”期间民间编印的几种毛泽东文录，毛泽东在庐山的讲话都只收有7月23日和8月2日这两篇。这次趁本书再版，好不容易找到较完整的记录，得以将毛泽东8月11日和16日的两次讲话，作了增补修订，这样就更接近当年的实际了。
毛泽东讲完话，通过决议散会之后，周恩来让我留下来，同我单独作了次谈话，在座有彭真和杨尚昆。4月上海会议时周恩来知道我连着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说到1959年原定钢铁指标绝对不能完成，还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意见后，是很高兴的，曾在工交系统的小组会上表杨过我。
会后，经我动员，我陪周恩来到正在施工的新安江水电站视察了半天，他很满意，还挥毫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一路同坐一辆车，闲谈了许多事情，对我们能随意向毛泽东直抒己见，赞许之中还流露一种安慰之情。这时，总理责备我，为什么陷到那个圈子中去了，语气严厉，又带惋惜，谈话的时间不长，最后嘱我好好学习。彭真也讲了几句要改正错误的话。在8月10日前的批斗高潮时，一次碰见尚昆同志，他曾关心地问我：你们同黄克诚谈过什么私房话没有？那时我还抱着侥幸过关的想法，一口否定了。
这一天通过了一个公报和四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是当时就发表了的，它告诉全党、全国和全世界：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了这一次全会，却一字不提这以前在此地开了一个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这座“秀甲东南”的山上一个月里（从7月14日彭德怀上书算起）闹得天翻地覆的中心议题，即对彭、黄、张、周的斗争，在公报中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他们对于那些根据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本来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去千方百计地努力完成。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估计过低，而对于这两个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并且已经迅速克服的若干缺点，则估计过于严重。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
甚至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彭、黄、张、周的姓名，在公报中也没有出现，可是细心的读者不久就从报纸上关于国庆十周年活动的报道中，特别是这次重新发表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名单中，发现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名字已悄悄地（未做任何说明地）消失了（水电系统的同志发现我的名字也消失了）。从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判“自由平等博爱”，批判得不偿失论，批判观潮派，批判算账派等的文章中，即使不怎么敏感的读者，也能感觉到发生了某种事情。当然，党内是随即作了分级传达的。
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某些意见，在《公报》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彭德怀信中说的“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张闻天在发言中也说了“1958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食指标规定高达10500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生了问题”。这一点，在（公报）中是这样说的：“经过今年上半年再三核实，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经过核实，1958年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5000亿斤，比1957年增长35%；棉花实际收获量为4200万担，比1957年增长28%。”
这是不是承认彭德怀、张闻天也有说对了的地方呢？不，他们还是完全错误的。原来统计数字上的过分夸大，已经到了任何巧辩、强辩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除了“再三核定”之外，已经别无他法了。而且这5000亿斤和4200万担依然是一个有待核定的数字！（经过多次核实，粮食实际只有4000亿斤，只比1957年增长2.5%；棉花只有3938万担，比1957年增长20%。）
承认数字“统汁偏高”，完全不等于认错。你看《公报》对此事所做的说明吧：“1958年的农业大丰收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农业统计机关由于对这个空前大丰收的产量估算缺乏经验，在多数情况下是估得多了；同时由于对秋季大丰收缺乏适当的劳动力安排，割打收藏的工作进行得有些粗糙。”而且，经过“核实”后公布的新的“统计数字”，仍然是“巨大的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