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许多城市的监狱和看守所常常设在地名叫“桥”的地段，上海有著名的提篮桥监狱，南京则有老虎桥监狱、娃娃桥看守所，人们多半省略地称“××桥”，当地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去处。一个“桥”字，形象地标示了此岸彼岸，阴阳两界。当这座“桥”超常规地热闹起来，整批整批过客的时候，就难免人鬼不分了。
继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初，中发三号文件被圈阅之后，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理论付诸实施，也是“文革”开始后首度动用专政工具大规模抓人，警车繁忙起来，不断地进出机关、院校、工矿企业乃至商场、街道。
现已搬迁的南京娃娃桥看守所地处闹市，横跨两个街区，原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关押嫌犯的地方，规模可观，东西大院楼上楼下，那时已人满为患。笔者有幸入住的1970年6月29日当夜，发生了一起人们极少听闻的异象——“叫号子”，某一个在押犯人睡梦中叫喊了一声，旁边惊魂未定的入监者连锁反应紧跟着叫喊起来，瞬息间延及所有的监房，几千人同时惊坐起来莫名地吼叫，声震屋宇，能持续两三分钟，从未经历过此情此景的看守新兵同样大惊失色，紧张地拉动枪栓，上了点年纪的老看守自有经验，用脚猛踢几下监房木门，不久便停歇下来。据一些看守所的常客说，只有当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一大批生来乍到、“梦中不知身是客”的人涌进来，焦虑不安，满怀困惑，才会在后半夜偶尔发生这种罕见的情况，是当年“运动中国”的一大奇观。
草草过堂之后，一批一批各行各业的人被送往服刑地。
坐落在苏南荒僻的丘陵山区、部分跨入安徽郎溪县境的社渚农场，地域广袤，拥有数万亩农田和茶园，新来的人惊恐地看着夏末的田野上散布着一群一群只穿短裤、皮肤晒得黝黑的人在劳作，恍如置身梅里美笔下的非洲种植园。
很快，他们也融入其中了。这些往日娴熟地操弄机器、管理仓库、绘图制图、备课教学、从事科研，因言获罪的人，在农作上却笨手笨脚，出力不出活，劳累不堪还完不成定额，常受惯于取巧、手脚麻利的刑事犯欺凌和捉弄，这些鸡鸣狗盗之徒从反复背诵的经典中得知自己属于“人民犯了法，也要坐班房”而不是立场问题，可以对这些“患大脑炎”（当时刑事犯对思想犯的别称）的人不客气。让这部分疏于农事的人在10小时、14小时之外再加班加点，拖迟收工，则有违看管规定。这令二百人左右一个中队建制里仅有的四名管理干警非常头疼，而这种情况在全农场普遍存在。
不可思议的是，在1970年代最刻板的经济社会体制模式下，也许正因为充任专政工具的特殊性，劳改系统有着较为灵活的机制和手段，在莫大程度上自行其是。
在翻阅了犯人登记表之后，管理部门发现这里人才济济，应有尽有，从训练有素的熟练工人到工程技术人员；从能工巧匠到大学教师，这些人来自“单位”，遵纪守分，弃之可惜，不如变“害”为宝。于是，一个计划产生了，并且立即付诸实施。
江苏省劳改局当时辖有16个分布各地的单位，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员和物资的调度在系统内非常快捷，首先集结的是建筑设计和施工人员、建材，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半年多时间，厂房监舍全部落成，因地域得名的“社渚轴承厂”土建完工。嗣后，机器设备陆续运达，安装调试就绪，一个中等机械工厂初具规模，四百多名有一技之长的人犯从各农业中队先后调来并不断扩充，各工种工序的人员一应俱全，只要协调一下，几乎不用培训就能开工。
劳改农场内兴办的工业单位，在管理上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生产部门，承担产品制造，又是执法部门，犯人的调进调出具有奖惩效应，工厂的室内劳动毕竟不像大田苦役那样劳累，能调入的人有如从第十八层地狱晋升到第十七层，自然庆幸并专心工作。
很快，“7”字头序列圆锥滚棒轴承产品在“社渚轴承厂”形成系列，年产量达到可观的60万套。这种既无注册品牌、也未便标明生产厂家的轴承以09-16钢印代号行销业界，一举赢得声誉。多项质量指标居全国第一的检测结果引起同行的关注，历史久远声名赫赫的辽宁瓦房店轴承厂、洛阳轴承厂、哈尔滨轴承厂纷纷派人前来取经，令他们惊异的是，这里不仅劳动生产率极高（这不足为奇），生产手段先进，大量采用来自联邦德国、瑞典的精密机床，原材料轴承钢也来自西欧，劳动力极低廉的成本使他们有多余的钱进口物资和设备。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厂对诸多传统生产工艺进行了创新，使成品率大幅上升，原任物理讲师的吴紫城发明了采用电子线路程序控制的轴承清洗机，使装配效率大幅提高，这一装置后来被全国轴承行业广泛采用；他另一项革新是设计了晶体管分立件电路的弹子分选机，将磨削工序中因砂轮自然磨损而外径超差、原本可以合理报废的弹子自动分档，与同样超差的轴承内、外钢圈匹配，使之合格，挽救了许多废品。
对工作勤勉者的奖励和嘉许也是兑现的，当然不是金钱，吴紫城为此被减刑二年，这对他比任何物质刺激更宝贵，返家后至平反之前，他已经在琢磨技术创业，现在他是南京慧城水处理科技公司总经理，所产渗透膜装置销往国内外。服刑时任技术组成员的陈自强原系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机械工程师，在星体观察自动跟踪系统研究方面颇有成绩，鉴于他在劳动中兢兢业业，加之管理干警不懂科技，有一次要与上海一个机构交涉业务，居然提前叫他蓄一点短发，由干警陪同去上海出差，穿便服的干警在现场倒成了随从。
辉煌一时的社渚轴承厂竟然成了当年的“橱窗”，1974年前后，陆续有几个非洲国家的司法部长、美国的一位大法官率领的团组到这里考察访问，赞许其管理秩序和生产效率。两相比照，其时监狱外理应正常的中国社会反倒孕育着又一波高层政治较量，社会失范状况在继续，国民经济萎顿。
又过了两年，轮到社渚轴承厂内一干人等躁动起来，外界信息通过各种微妙的渠道传进墙内，他们用几经深思的语言公然交流对时政的分析和预测，故态复萌，而这正是他们走进高墙的缘由，因为当时一个至高无上的指导理论“一个人只要对别人说话就是在作宣传”成了法律概念，严禁踩线。
上诉的人多了起来。1976年3月10日，转载《翻案不得人心》社论的《新华日报》刚发到手中，犯人中的议论就热烈起来，一致的反响是：“标题前面应该加一个‘不’字”，如此放肆的言论居然没有遭到批斗，人心浮动又何止这些从未认过罪的人，管理干警中半数以上来自大中城市，他们在“五·七干校”经历了斗、批、改，作为“问题干部”像流放一样被罚到这偏僻的劳改农场充任管教员，还带着家属，尤其是子女问题，费尽周折才为在这里无书可读、无业可就的十七八岁的男孩女孩安排一个与犯人在时间上不交叉的班次，拿一份国营农场标准的工资。他们同样急切地期盼落实政策，出现转机。所有阶层、不同处境的人们都在躁动中等待着出现变数，这就是“文革”及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必定失败的根源。
1978年夏天起，陆续有人被原单位会同恢复不久的法院接走，一张张“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的裁定书让这些久离社会的人踏上归途，乘车驶过离开社渚农场必经的江苏溧阳县南渡大桥，又一座分隔两界的桥。
几年以后，因编了一首知识青年怀乡歌曲广为传唱而被判刑十年的吴青生，平反后当上了南京自动化设备三厂厂长，他驱车到社渚轴承厂联系加工协作，看到的情形不令他意外，占当年劳动力70%的“反革命”成员几乎走光，轴承年产量由60万套萎缩到不足20万套，产品质量也一落千丈。
生产要素中“人”的分量和价值是何等重要。
劳改农场中一个分支单位的一度辉煌，折射了那个年代的荒诞和邪恶：有用人才在囚笼里汇聚，在重轭下效命；奖惩激励在此运用自如；低成本高效率在这里体现；物资在这个系统里能快速流动。而彼时墙外的中国经济社会却在窒息中挣扎，最落后生产力政治代表不可一世的表演快要落幕了，因为它危害之烈已经广泛被人们唾弃。
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即留校任助教的谢孝荣，因对“文革”“妄加议论”获罪八年，1978年平反后回到南京大学，被闲挂在地理系遥感室，对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友好交流赠送的一批中国地面卫星遥感照片发愣，当时我国连飞机航拍技术尚不周全，没有与卫星照片比照的样本。无奈之下他决定远涉重洋，仅用一年即修完学分取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当上一家医用传感器公司的工程部主任。在稍后的日子里，谢孝荣以华人的钻研精神改进了F-15战机空地打击制导系统，获取一项联邦专利。若不是忧愤去国，中国会早一些年、多一些人为本国服务。多年来谢孝荣与国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在青岛办过卓有成效的合资企业。前不久晤面时他不由回顾起中国巨大的变迁以及自己在美国从事多种工作直至创业的经历，深有感触地说：遵循价值规律必然导向市场，市场是广义的，不仅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平台，市场也在陶练人、淘炼社会、淘炼一个民族，催生向上的价值取向。
我怀着景仰的心感念在中国最困难的年月里认识到并坚守着积极价值观的前辈们，尤其是在自己经历了不寻常遭遇和命运转折之后。
《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