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月间的一个来月，兴凯湖的蚊子多得你难以想象。在关内，蚊子白天是不出来叮人的，兴凯湖的蚊子可不一样。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干活时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变成黑囚服。犯人干活必须把袖口裤脚扎死，用一块布把脸包起来，光露着眼睛。眼睫毛真就派上了用场，能挡蚊子。手不停地干活，蚊子落不上。
那年八月，我们参加修场院。场院里的杂草半人多高，里面的蚊子滚成蛋。用铁锹一铲，蚊子像一窝风一样向你扑来。有一个叫王锦泉的犯人，原绥远省人，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历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董其武等人都作为“功臣”，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成了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部队全部被整编，中、下级军官大部分却以反革命罪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被送进监狱和劳改队。傅作义部队的下级军官，这样命运的，我接触过不下十几个。王锦泉经常发牢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卖了。
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王锦泉跟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得他一边打滚，一边象杀猪一样叫。收工时叫几个犯人把他拖出来，脸上全是血，肿的像个发面馒头，白囚衣成了红的，全是打滚时压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王被塞进小号，三天后死了。
兴凯湖的蚊子能吃人，没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过兴凯湖的人都了解这一情况。那时晚上犯人都把劳改被子里的棉絮抽出来，利用被面和被里做成一个象棺材一样的小蚊帐，钻进里面睡觉。地下还用蒿子点起来熏着，吃晚饭也要钻进棺材一样的蚊帐里去吃。
除了蚊子，还有两种咬人的东西。一种是牛虻，一叮就是一个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种就是“小咬”。小咬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专门往人的眉毛、头发根里钻。人被咬以后，肿起来好几天下不去。过去民间有一种顺口溜：“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兴凯湖的犯人有一个顺口溜：“兴凯湖有三宝，瞎虻蚊子和小咬。”
修完了场院，我参加了打乌拉草。乌拉草并不长在旱地里，而是长在水泡子里的草甸子上，草根连着草根织成一层厚厚的垫子，垫子底下是烂泥。用镰刀割下来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来，小把连成大把，然后用草搓一根绳子，趟着水拖出来，最后背回去。老弱病残犯人再用木棒子将每把乌拉草砸柔软了，打成乌拉草绳，秋收时发给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垫在棉胶鞋里，的确很保暖。冬天鞋里如果不垫乌拉草，要把脚冻坏。
打乌拉草这个活按说不算累，可我差一点送了命。乌拉草垫子漂在水上，底下是烂泥，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围好几米的地方都颤动。有一次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腐烂了的草垫子上，一条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来了，越拔越往下陷，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趴下，以减轻压力，同时用手抓住周围的乌拉草大声喊。幸亏组长杨奎离我不远（实际上是管教干部叫他时刻盯着我），赶紧过来把我拉了上来。不然的话，再晚一点我就全陷进去淹死了。
九月二十号前后，开始割水稻，割完还要运输脱谷。运输全靠人背，最远的地方离场院有十多里路。二百人要把近万亩的水稻背到场院，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谷的时间更长，从十月下旬一直干到过了元旦。这种活又脏又累，犯人日夜两班倒，每班十二小时。拖拉机发动起来，带着十个大脱粒辊子。每个辊子上，四个犯人拿着一把把稻子在飞速旋转的辊子上脱粒。每个辊子前面有一个犯人用木叉打料，把乱草挑出去，把脱下的谷粒用刮板刮出来。这项工作不仅脏累，而且危险。按照操作规程，打料的人是不许背朝脱粒辊的。可是有一个犯人背对着脱粒辊往外推脱下来的谷粒，不小心滑倒了，脱粒辊绞进了他的脚，两条腿从膝盖以下全绞烂了。
那一年，种旱田的三分场在脱黄豆时，一个在脱谷机老虎口前管喂机子的犯人，因踩着黄豆粒滑倒了，被老虎口里往里挠豆秸的铁爪子钩住了他的包脸布拖了进去。两边的两个犯人赶紧拽住他的两只脚，结果整个脑袋被打碎了。不论是在脱粒水稻，还是在脱粒黄豆，犯人年年都有伤亡。工伤致残不能下地干活，养好后在监舍里干轻活，坐着编筐、打草绳之类，不会让你白吃饭。工伤死了的，挖个坑埋了拉倒，不论是伤是死，都不会给你一分钱的抚恤金，死伤犯人的家属没有一个敢追问。
我的刑期是十五年，我怕熬不出去。这时收到家里来信，说我父亲去世了，临死还喊着我的名字。我简直不想活了。我那时才二十四岁，就这样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甘心。有一天在水稻田里平水田，犯人郝志祥找我的麻烦。这家伙国民党时期是一个地痞狗腿子，其坏无比，总想拿别人立功，经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犯人没有不恨他的。他说我这里平的不好，那里平的不对，还说我干活投机取巧，把我气坏了，抡起铁锹照他脑袋劈去。犯人的铁锹天天用，磨得像刀子似的。这一锹若劈在他脑袋上，非削去半个不可。他没想到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身体又瘦又小，竟敢这样行凶，吓得赶紧往前跑，可两只脚陷在泥里，挪动不方便，只把身子弯了下去。我的两只脚也陷在泥里，往前挪动不。他弯下身，我的锹就够不着他的脑袋了。锹落下去的时候，角度也变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后背上，把他打在泥里。我的锹把断成三截。谁也没想到我会干出这种事来，带工干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来，押回监舍，带上手铐脚镣，塞进小号。小号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我一米六三，在里面站不起来，躺下伸不直腿，活像一个棺材。
秋天收割水稻时，犯人普遍偷生稻谷吃。从稻穗上撸下稻粒，在手里搓搓，吹去芒，带皮吃，细细嚼，把稻壳嚼的像面粉一样细，咽下去不会得阑尾炎。犯人不但在地里干活时偷吃生稻谷，脱谷时还用烟荷包大的小口袋装满稻谷，塞在裤裆里往回带。有的把裤脚扎起来，塞在裤脚里往回带，半夜里藏在被窝里吃。
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于是每天晚上收工站队时，犯人都要解开棉袄、裤腰带接受检查。被检查出来的犯人除了挨训挨骂，还扣伙食。有一位姓鞠的带工队长，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出身，阶级觉悟特别高，一提现行反革命就恨得咬牙切齿。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右派，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如果他掌了大权，非把这些人全宰了不可！有一次我带生稻谷被他检查出来，他不但当众骂我：“你是什么大学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全都是些黑心狼！”还把我捆起来示众。回监舍不仅不让我吃饭，还让我在院子里冻了半宿。
我心里想，在他手底下我是活不出去的，我这条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里。本来自从父亲去世，我就悲观厌世到了极点，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个恶魔，我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豁出去了，不过一死。我偷偷预备一根镐把，藏在监舍的风斗里，准备对他下手。每天犯人吃过晚饭要盘腿坐在炕上“学习”，大多数时间就是开生活检讨会，让犯人像狗一样互相乱咬，有时也找人读报。他每天晚上都来查看“学习”，我想等他走时，我跟出去，从风斗里摸起镐把，一下打死他，然后我扑电网。
那时监舍院子周围除了有围墙，上面有解放军站岗外，围墙里侧还有一道十米左右宽的水沟，水沟里侧还有一道电网。如果我真的把一个管教干部打死了，他们绝不会简单地给我一个枪子吃就算了。他们肯定会用各种酷刑折磨我，最后才枪毙我。七二年我刑满后在内蒙扎赉特旗乌兰农场就业时，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就业人员。这家伙是福建人，过去当过海匪，因为多次请假回家探亲得不到允许，一怒之下杀了一名干部。枪毙以前不知把他整死过多少回，眼睛、耳朵、舌头都被割去了，腿肚子上的肉都被割没了。可是说来奇怪，一连等三个晚上，姓鞠的都没来。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队时，来了一位新队长，他说鞠队长调到五分场去了。我心里忽然一惊：看来我命不该绝，还能活出去。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201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