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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枪毙”的前前后后(1)

虽然我们经常感叹人生的短促,但短促岂非是一种幸运?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的生命中所遭遇的痛苦和不幸,统统摆在他的面前,他必定会大吃一惊,不寒而栗。——海洛德斯

在二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经被五花大绑地站在众人面前,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甚至推向了“刑场”,结果并没有“执行”。那些既像闹剧又像悲剧的日子,连一贯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都破例承认那段日子为“十年动乱”。被愚弄得晕头转向的普通百姓也开始清醒说,那是一段“荒唐的岁月”。荒唐的表现多种多样,其总体效果却都是令人感到好笑,但不是轻松的笑,而是沉痛的苦笑,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优秀传统的快速异化、为她的道德沦丧所带来的尴尬笑出悔恨的泪水……

1958年,我因被划为极右份子判了劳教,当年的劳教没规定期限,三年以后,仍然看不见解除劳教的曙光,这已超过了我耐心的极限,干脆一跑了之。不足三个月便将我缉拿归案,随即在看守所关押了三年多,1965年,以投敌叛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投入劳改,后辗转来到地处大凉山的国营雷马屏劳改农场。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际上也就是“伟大领袖”带领全国人民向“左”的方向狂奔乱突的一场运动。现在叙述起来,没亲身经历过的人甚至难以相信,一个文明古国的子民竟会弱智到那般地步。

不妨举出些我曾被强制执行过的例子:劳改队偶尔也要站站队,监管狱吏在队列前高喊口令,过去一般都喊“向右看齐”,这时一律改成“向左看齐”;又例如队列前进的方向是右前方,按理喊一个“向右转,齐步走”就可以了,但“右”涉及到方向和路线的问题,患有“恐右症”的指挥者宁愿连喊三遍向左转,犯人们就在原地转三次,终于转向了右前方,然后才能齐步走。这类脱了裤子放屁的傻事,我当时就觉得滑稽可笑,但是我不能笑,也不敢笑。因为昨天晚上才开了斗争会,打得那个来自长寿县名叫修自达的老反革命份子遍体鳞伤,揭发出来的反动言论是他说:“在国民党统治的旧社会,我们是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你怒都不敢怒”,这句话属于“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它被指称“恶毒攻击”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当然不愿意因为犯“恶毒攻击”罪而遍体鳞伤。

犯人也能看报纸,偶尔也能得到点小道消息,甚至会听见几声枪响,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发生了武斗,我当时认为这也许是当今世界上发生的最奇特的战争,因为交战双方的战士都呼喊着同样的语录,穿着同样的服装,还唱着同样的歌曲去流血厮杀,特别令人不可理喻的是,他们誓死捍卫的竟然是同一位英明领袖。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不敢向任何一个人提问,因为我怕因犯“诬蔑大好形势”罪而遍体鳞伤。

我们队上有个名叫殷仲岷的犯人,他原是西南师范大学毕业的中学教师,与我有点“臭”知识份子“臭”味相投的私交。他在队上负责教唱语录歌曲。我学的第一首语录歌和全国人民学的一样,就是那首轰动一时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才练了一遍,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我十四岁时从武汉博文中学初中毕业,那是一所基督教教会中学,自愿去做礼拜时学生都得在风琴的伴奏下吟唱赞美诗,其中有的曲调的确优美动听,列入世界名曲也当之无愧。我想强调的是那些赞美诗所蕴含的质朴谦卑精神,声声薰陶着信徒们的崇高心灵,那才配称为音乐。而今天我们这群赤手空拳的囚徒,在周边的刺刀枪口的胁迫之下,去扮出一副高声歌唱的样子,叫骂般践踏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这种是非颠倒善恶换位的丑恶现状,难道不值得我这血性男子放声嚎啕吗?但我不敢这样尽情恸哭,只能默默流泪,因为我害怕遍体鳞伤。

没几天,殷仲岷对我们共同的一位私交说:“我发现张先痴唱语录歌时从来不张嘴”,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须知在危机四伏的劳改队(甚至毛泽东时代),一句冲口而出的玩笑话,演变成一场头破血流的政治灾难也不足为奇。以后我就开始唱了,因为我怕因抵触语录歌曲罪而遍体鳞伤。

后来“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监管狱吏凸显自己的立场坚定,对犯人的管理也跟着升级。除了已规定的监规纪律七章四十二条外,又加上了“五报告十不准”的严管新招。更加上狱吏们为显示自己的威力无穷心血来潮的临时规定,比方说其中有这样一条:“路遇干部或军人,十米以内必须立正报告,并侧身路边让他们走过”。我的一位好友,达县人名叫黄成良,他是我的同龄人。虽然他比我大三岁,但“刑龄”相同,都是十八年刑期的反革命。他是全队闻名的迂夫子,老实人,戴着一副上千度的近视眼镜,就是这样,他读《毛主席语录》时,旁边的人看见也会认为他是在亲吻语录,可见他视力差到什么程度。

有一天他气喘吁吁地担着一挑红苕行进在路上,迎面走来两位徒手的“战斗力”(按犯人也常被称为劳动力的公理换算,看守兵也可称为“战斗力”),他却什么也没有看见,直到耳光扇掉了他那副已有裂纹的眼镜,一阵拳打脚踢充分体现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最后以阶级敌人口吐鲜血的惨败而告终。

1980年我平反后曾专程到达县去看望他,他做了一桌丰盛的家常菜来迎接我,还专门把全家儿孙叫回来,让他们认识一下这位同甘共苦十余年的张叔叔。席间谈到那场痛打,他仍止不住老泪横流。第二天我们同到照相馆合影留念,然后殷殷惜别,没想到我回单位才两天,他儿子来电报称他因患脑溢血而去世,我因为刚刚请假归来,平反后上班不久,连续请假实在难以启齿,未能前往吊唁,成为我愧对成良兄英灵的终身遗憾。

就在那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复杂的当口,我由通木溪中队部调到了上通木溪分队,又称二分队,这分队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左右,旱地面积较大,水稻田少一些。不久我学会了犁田耙田,加上我身高一米七五,年龄三十多点,一眼看去就是一个棒劳动力,终于成为水稻班的一员大力士,监管狱吏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后对我说:“力气大有什么用,关键要看你的劳动态度。”我的劳动态度端正到十二万分,比方说我耙田时,在田中遇到一块大石头,一般人把耙子提一下,迈过石头就算了,而我想到这石头挪开后还可以多栽几窝秧苗,或者想到其他犯人犁田耙田遇到这石头不小心甚至会损坏农具,所以只要勉强抱得动,我决不害怕弄得一身泥水,也不怕影响工效,总得将它抱到耙子上,让耕牛拖到田坎边,再将这石头抱起来扔掉。像这类坏人做的好事多得不胜枚举,如果我今天忘了把它写出来,世界上就没人知道,目睹这类行为的见证者就只有我身边的那条老水牛,但是水牛却什么也不能证明,因为它虽然学会了犁田却永远学不会说话。

后来,在较长期的劳改实践中我又发现,凡属于知识型的反革命犯,他们干任何一种劳动都十分有责任心,比方说玉米间苗中耕,如果反革命犯在使用锄头时无意间铲断了一根健壮的玉米苗,他的心脏都会因误杀无辜而紧缩一下,并深深感到遗憾,但这不是对他妈的党和政府的遗憾,只是对这一株健壮玉米苗的遗憾。许多刑事犯他们就较少有这类感受,如果他那天心情特别不好,兴许他会故意地铲断若干株健壮苗,或者干出其他破坏生产的事。反革命就不同,他宁可写几句讽刺打油诗来发泄,也决不愿伤及无辜,即便它是一株沉默的玉米苗。

如果对应样板戏里各类反革命对生产的破坏,似乎我所接触过的“同行”都严重失职。以上列举的好事和坏事都是不可能有旁证的个人行为,为什么按阶级斗争的规律该干坏事的人不干,不该干的人却干了,简直让我搞不懂。我对心理学一窍不通,我的弟妹们考大学因为我的关系没一个能通过政治审查,有的进了大学还得哭哭啼啼地抱着铺盖回家,对于这种属于心理学方面的有点高深的问题,到今天我的亲朋中也没有谁能作出回答,弄不好我得将这个问题带进骨灰盒。

成天和各种类型劳改犯打交道的监管狱吏,他们在观察中不是看不见“知识型反革命份子”的这种“顽固的责任心”(如带着某种情绪来解释甚至说成是“劣根性”)。因为狱吏们头脑中有许多不能更改的条条框框,比方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反革命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些“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在指导和判断他们的是非观,因此他们决不相信反革命份子会做出任何一件好事。

我们水稻班有几个二十岁左右的盗窃犯,这类性质犯罪一般判刑都比较轻,与万恶的反革命有天壤之别,也许他们危害的常常是平民老百姓吧。这类小青年偏偏喜欢和知识型反革命接近,可能是潜伏着的求知欲还在内心涌动。但如果这类年轻犯人出了问题,哪怕是偷了两根红苕被逮着,他曾接近过的知识型反革命肯定被株连,并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株连,而是株连成幕后支使者,或者俗称为“摇鹅毛扇子的”,或简洁点命名为“座山雕”,还可以进一步简化成“黑手”。斗争会上监管狱吏暗藏杀机地宣布:“这不是两根红苕的问题,这背后有阴谋、有黑手……”

我在劳改期中,遭遇类似“两根红苕阴谋”的飞来横祸多得难以计数,所幸红苕、玉米任狱吏们怎样“上纲上线”,也不可能上成手榴弹原子弹,其数量也毕竟只有两根也不可能上升到两吨,一场“遍体鳞伤”的皮肉之苦决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偷红苕者此番变了花样竟然越狱逃跑,抓回来的斗争会上又打又捆追问幕后黑手,逃跑犯被捆在手臂上的绳子“咬”慌了,临时编造谎言以图自保,便按“阶级斗争规律”诱导者暗示的方向,诬称系本犯之黑手所策划,不由本犯辩诬,取出早已备好的绳子捆起吊起来一个超级“遍体鳞伤”,品尝品尝痛不欲生这句成语的名不虚传。

像我这种敢于以“资深劳改犯”自诩的老头,如未曾把十几套劳改服穿成巾巾吊吊是断然不敢夸下这个海口的。凭我这非比寻常的劳改资历,在这个鱼龙混杂的群体中,自称见多识广估计也不会有人说我自吹自擂。就以自己被捆和目睹旁人被捆的数量和质量为例,被这种中国特色的残酷刑罚折磨得呼妈喊娘跪地求饶大小便失禁者司空见惯不值一提。这里只举一个痛得无法忍受竟然快步冲向远处一根方形石柱的锐角上,图谋“以卵击石般自我枪毙”一死了之,以至血溅满地当场昏死,半月后伤愈出院。头顶正中留下一条深深的凹槽长约七公分。此公姓涂名国华(我几乎花了十天时间才终于想起他这个名字),江安县人。在不准蓄留头发的犯人光头上,只要天老爷一睁眼,就能看见他头顶上那条永不消逝的伤口,他却悄悄地对我说:“狗日的,老子没想到脑壳那么硬”。

像上述涂姓犯兄的“自我枪毙”创举,似乎与“长痛不如短痛”的祖传秘方不谋而合,我所记得的也仅此一例。我本人在被捆得痛不欲生时,也曾产生过类似“自我枪毙”的冲动,但终归缺乏“临门一脚”的魄力望而却步,此后我与涂姓犯兄多有接触,不排除我想从他那里得到点“临门一脚”的秘笈真传,他回答我说:“你以为世界上什么好事都可以学得会吗”?紧接着是一声嗤之以鼻的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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