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许多的知识青年有这样的说法：在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外资大量涌入，使中国的小农经济破产，在外资的压迫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严重压抑，始终无法抬头，中国的老百姓陷入了任人宰割的贫困泥潭当中。
尽管这种说法很符合我们一些青年读者的口味，作为煽动底层的一个口号，这种说法是不错的，然而就事实而言，这个说法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经济学常识上，都很难成立。
首先，并不是因为外资的涌入导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抬头，事实上，在中国所谓的五千年历史的长河里，民族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抬头过，也就是说，就算在清末民初时期外资不涌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无法产生和壮大，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个农耕社会，重农抑商，以读书为荣，以经商为耻，私产不受保护，司法也不公正，总之一言以蔽，根本就没有经济自由的土壤。
其次，中国老百姓也不仅仅是在清末民初时期才贫穷，事实上在中国号称五千年的历史里，中国的百姓从来就没有富过，一直都是穷人，哪怕是在所谓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绝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是叮当响的穷人。（所谓清朝GDP全球第一毫无意义，因为一旦“人均”就原形毕露）
最后，清末民初时期的外资涌入，确实在短期内、在一定的地域内，造成了部分中国的穷人失业和导致了他们贫困，然而，这仅仅是十分片面的现象，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十分片面的现象呢？因为在另一面，外资的涌入给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带来了海量的新工作、解决了许多人的温饱问题。旧中国时期外资涌入促使上海滩变成繁华大都市，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再例如民国时期英国资本进入汉口经营公共汽车，短期内迫使部分黄包车夫失业，1920年代初就有黄包车夫全家几口人横卧在汉口的公共汽车铁轨上寻死，说我是出卖力气、和牲畜抢吃的黄包车夫，你英国人搞了个公共汽车，把我的饭碗砸了，我们全家都没有活路了，请你从我身上压过去。（当然没有压）这件事在当时的汉口广为人知，多少善良的知识分子为黄包车夫大鸣不平。
然而，知识分子没有看到的是：公共汽车促进了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的新就业，例如司机、售票员、公共汽车公司职员、铁轨维护员等等，而就算这些人，也只是“看得见”的那部分，还有公共汽车繁荣了城市，拉动了小贩、制衣、副食、农产品销售……几乎拉动了各行各业，间接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外资挣了钱，顺带着大量的本地人也跟着挣到了钱。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此时只盯住失业的黄包车夫，那么显然可以得出“英资公共汽车使中国人致贫”的狭隘认识，因为他只看到“看得见”的，而没有看到“看不见”的。世上从来没有因为交通发达导致国家贫困的先例。
同理，清末民初时代涌入中国的外国火油灯，迫使中国部分的蜡烛厂破产，蜡烛厂工人失业，然而与此同时，物美价廉的火油灯延长了工厂、商店以及各家各户的照明时间，使各行各业延长了营业时间，这无疑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在“看不见”的各行各业里，催生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且不论舶来的火油灯使当时的中国夜晚的照明，也上了一个更高的档次。
只要不偷不抢，只要是互利的贸易，就一定是造福双方，世上没有单方受益的互利贸易，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市场上的资本过多而变穷，只要有经济自由，有私有财产保护，有和平的环境和基本的法治，社会就一定能富。人民勤劳、地大物博，都不能使一个国家致富，而资本和人力的自由流动，能使一个国家致富。清末民初时代涌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其贷款利率普遍在5%左右，低得出奇，这样的低廉资本，谁不利用，谁就是傻子。（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乃至国民政府借用外资，基本上年利息都在5%左右）
中国人自古以来之所以贫穷，关键在于人的三观出了问题，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常识，古代中国人不认为商人能创造财富，他们以农为本，自给自足，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显然欠缺动力，此外商人受歧视，政府和社会都打击商业，例如什么禁海、闭关锁国、厘金苦役、苛捐杂税、官家对商家的各种敲诈勒索，都是在打压贸易。然而没有贸易，就没有国家的富裕；没有国际贸易，就没有全人类的富裕。
此外还有金融的创新，例如有限公司制度，也是英国当年强盛的制度原因之一，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经济自由。
从来没有闭关锁国能富强的先例。英国在近代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绝大部分进口商品都不征收关税，然而这并不妨碍英国走向繁荣，涌入英国的外国资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最终都转化为促进英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无独有偶，现代欧盟当年取消国与国之间的关税，也不见欧盟的穷国越来越穷。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依靠征收关税而走向富强。取消关税而致富的反而有先例，例如香港。
没有国家会因为外国资本的输入而致贫，同理，今天中国输出到非洲的资本，也不会使非洲变得贫困，恰恰相反，它会使非洲变富。“输入资本致贫”的历史故事，并不存在真实的人类社会，而只存在于一些缺乏基本经济常识的劣质读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