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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资本至少有一个离开北京

最近,跟一位企业老总交谈,他说他准备把企业总部搬到北京来,北京政府已经表示热烈欢迎。

把企业搬迁到北京,给北京纳税,北京政府当然欢迎。所迁出地区的政府自然是不愿意的。我问那企业老总为什么要把总部搬迁到北京,他说地方投资环境不好。最近两年,经济不好,各地方政府日子不好过,向企业收税、收费力度加大了很多,但这并不足以促使企业搬家。

这些年来,我们回顾一下,有哪些大型企业把总部搬迁到北京了。

吵得最热闹的,是三一集团。三一把总部搬迁到北京时,公开宣称是受到了同城长沙的中联重科的打压、排挤、诽谤,当时在网络上引起了口水战。中联重科作为一家国企,与湖南省政府关系密切,而成长势头远不如民企三一,利用各种手段打压三一,似乎也合乎逻辑。三一出走长沙一事,也被人们认为是国企打压民企的一个典型事例。

最静悄悄的,是金风科技进北京。金风科技是新疆明星企业,新疆不会愿意这样一家企业离开。金风科技先是把总部从乌鲁木齐搬迁到吐鲁番,同时悄悄把一些总部机构搬到了北京。很明显要疏远乌鲁木齐。

最成功的是蓝星。兰州的蓝星集团,很早就把总部搬迁到北京了。进京后迅速扩张,吞并了原本为其上级公司的昊华集团,成立中国化工集团,接收了原化工部的许多企业,迅速从一个原来年销售额5亿元的企业,膨胀为百亿级、千亿级的企业集团。

这些企业不愿意公开说明、但所有人都知道的是:总部搬迁到北京,为的是与权力接近,利用权力扩张。中国政治体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系,最大、最肥的权力都集中在首都。众多企业奔权力而来,是合理思考的结果,企业不应为此受到指责。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权力制度的设计。

权力、资本、宗教,是现代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三个部分。资本与权力,原本应该相互制衡,但在中国几乎没有制衡过。明清以前,没有大的资本,只有统治者一家独大;明清时期,资本开始壮大,但晋商、徽商、苏商都是很自然地依附权力,向权力效忠。而宗教,早就依附官府了。

1949年之后,中国的宗教力量非常薄弱,资本的力量也微不足道。从1980年代开始,资本的力量迅猛增长。资本的本能,是要寻求利益最大化,中国的新生资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路:与权力勾结。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盛行,看到了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看到了中国富人普遍的缺乏良知。

“三个代表”思想,本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资本在借着“三个代表”思想跻身统治阶级行列的同时,几乎没有形成对权力的制衡。

资本本无罪,是权力体制导致资本走上了附官弃民的道路。现在,我们若想克服权贵资本主义的恶果,必须先斩断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接下来,资本自然会成长为制衡权力的力量。

最近两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多次提出要简政放权,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效果有,但目前尚不明显。

为了斩断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或许可以先从物理上进行隔离。或者首都迁出北京,或者让一些资本迁出北京。

有人炒作“总部经济”概念,说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适合做企业总部。这是既得利益集团喜欢、支持的理论。集聚,是工业时代的需求,在如今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信息、通讯、资源的集聚需求,已经远不如工业时代那么强烈,

哪些企业总部应该迁出北京?在这里,有一个政府权力边界的问题。政府无权要求外企、民企总部撤出北京,但政府可以让那些国企总部撤出北京。

物理的隔离是不得已而为之。要真正切割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根本的办法是削弱政府权力,加大社会监督,让资本失去与权力勾结的欲望。这个有点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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