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毛泽东从曾国藩转向洪秀全的历史秘密
平心而论，毛泽东早年向往的，不是他后来做成的。毛泽东早年向往的那种曾国藩式的文化英雄和经世楷模，与他后来做成的洪秀全式的草班帝王，正好截然相反。
毛泽东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相当富有戏剧性，其中既有他个人的心理成因，也有整个文化嬗变当中的历史成因。
就他的个人案例而言，他的专制习性和流氓人格的形成，主要与他父亲的暴虐和他在北大受到的冷落有关（请参见拙作《论毛泽东现象》第三章）。数千年的专制文化和专制话语，使中国人的家庭教育相当愚昧极为黑暗。毛泽东在给斯诺所讲说的他幼时跟他父亲的故事，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家庭里没完没了地重复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这样的冲突甚至都可以在《红楼梦》里读到，亦即贾政和贾宝玉之间的势如冰炭、形同水火。
周公和孔子先后定下的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使中国人习惯于在人与人之间作出高下左右的区分，而不懂得彼此的平等相待和平等相处。左右本当是平等的概念，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要分出先后、或者高下。做父亲的不懂得跟儿子平等对话，同样，京城里的大学者不懂得尊重外省来的师范生，就算表示了一些礼貌，也要被称作“礼贤下士”。礼是礼了，上下高低可一点不含糊。如此等等。
中国式的父亲，并非是如同鲁迅所说的经常为年轻一代肩住黑暗闸门的那类英雄，而是习惯于以暴虐的方式把暴虐的心理和暴虐的基因强行播种到下一代的下意识里那类家长。中国人很少能够避免他们的父辈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毛泽东也同样如此，从暴虐的父亲身上继承了暴虐的专制习性；然后又从京城大学者的势利和傲慢上（至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饱尝了中国知识分子之间那种等级岐视的滋味。毛泽东在北大所遭受的冷落，不管对方是如何的不经意，却直接导致了他后来在文化选择上的转向。而且，那种歧视作为一种下意识的心理创伤所造成的反弹，在他坐定江山之后，又以极其暴虐的方式回敬给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
早年的毛泽东曾经以曾国藩为其精神导师，后来又向往过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章里向陈独秀大声高呼“陈君万岁！”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恰好在“五四”前后，因为与杨开慧的婚姻前往岳父也是其老师杨昌济在北京的寓所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在毛泽东可谓刻骨铭心。且不说其他，仅以他后来在延安接见梁漱溟时回忆当初为造访他岳父的梁漱溟开门的细节来看，就可见出他的回忆里包含着多少难以言说的感慨。更不用说，他拜见许多“五四”风云人物尤其是胡适那样的大人物时所受到的种种不经意的冷落，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多么强烈的烙印。
写到这里，有必要稍稍提一提胡适的文化内涵。就胡适的文化气质而言，无论是他的首倡白话文，还是他的将杜威实用主义介绍到中国，都是他在意识层面上的努力和用功。胡适在骨子里是个中庸的儒生，拥有常人的智力，并非是个创造的天才。胡适的民主意识和他的精英地位是分不开的。也即是说，他的民主乃是精英之间的民主。他偶尔会在半文半白的诗歌里同情一下人力车夫，但他绝对不能忍受一个砍柴出身的小和尚成为禅宗六祖。他为此不惜下功夫考据禅宗的真伪，以此维护他所倡言的科学的尊严。他的认真和迂腐、他的可爱和可笑，十分古怪地掺和在一起。他终其一生都没读懂过《红楼梦》，但他却是红学研究的开山学者之一，当然是考据学意义上的研究。他的“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听上去十分保守，实际上倒是不折不扣的实用理性立场。胡适的精彩包括他强烈的西方民主意识，通常来自他的这种立场。或者说，胡适实在起来，不仅实在到了不信禅宗那样的神明，就连时行的各种主义，他也一概不信。听到陈独秀大谈帝国主义如何如何可恨，他忍不住叫嚷起来：“仲甫，哪来的帝国主义，哪来的帝国主义呀！”
以胡适这样的文化内涵和个人资质，要他听懂长沙师范毕业的一口湖南腔的毛泽东究竟在对他说些什么，实在是勉为其难。相反，要不是毛泽东江山到手之后、大批胡适唯心主义以报当年北大遭受冷落的一箭之仇的话，胡适倒是毛泽东的一个很合适的统战对象。毛泽东的统战人员只要下点功夫，叫胡适说出诸如台湾自古以来就是大陆的领土之类的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假如他能活到二十一世纪的话。说不定胡适还会认真考据一番，拿出大量的证据证明台湾之于大陆的领土地位。但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的事实是，由于胡适等“五四”新文化精英们对湖南青年毛泽东的冷落，致使当时最具历史洞察力、最富历史创造性的一个天才人物，放弃了与文化人为伍的努力，放弃了以曾国藩为师的人生定向，转向他小时候就已经烂熟于心的“水浒”人物及其水泊梁山。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可能是毛泽东那段时间孤独到了不知壮志如何以酬的心境写照。虽然毛泽东在离开北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闲着，但他还没能明确自己的历史位置和努力方向。直到那年回家乡看到了湖南农民运动，他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小时候看《水浒传》的时候就知道了的草莽造反，江湖暴动，此刻在他下意识里飞快地发酵起来。毛泽东由此“激扬文字”，写出了那篇个人宣言式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将农民的暴力行为作了诗意十足的美化和歌颂的宣言，与其说是向陈独秀式的革命领袖的进言，不如说是向胡适那样的绅士和胡适那样的知识分子的挑战。在毛泽东的下意识里，胡适当年从他那里没有听懂的那些湖南话，此刻似乎全都由湖南农民运动说出来了。农民们拖着土豪劣绅四处游街的情景，让毛泽东看在眼里就像他本人在朝胡适那样的绅士吐痰一样，又解气又解恨，浑身上下充满快感。读读这样的文字，该知道这样的快感让毛泽东亢奋到了什么程度。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这二个“一切”里面，当然也包括胡适那样以高等华人自居的知识权威。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笔工笔整地抄写曾国藩日记的，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疾呼“湖南独立”、“联省自治”的，完全忘了当年是如何朝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喊“陈君万岁”的。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在意识层面上说的是马列主义的现代白话汉语，在下意识层面上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被当年曾国藩深恶痛绝的洪秀全们的立场上。虽然他作出这样的文化转向时，并不知道将来能否获得成功，这就好比赌博，一个赌注押下去时，并不知道究竟是输还是赢。但毛泽东就这么选择了。
毛泽东后来的成功，当然有许多历史原因，其中包括毛泽东后来对日本侵略者那番真诚道谢。因为日本法西斯的入侵，在客观上确实使毛泽东及其溃不成军的中国共产党的绝地逢生，从生存空间上创造了绝妙的转机。不过，毛泽东最应该感谢的，当数他称之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这种称呼听上去不无搞笑，仿佛孙中山是在前面开路的孙悟空、而毛泽东则是孙悟空的师父兼主人唐僧一样。
虽然毛泽东从曾国藩立场转向洪秀全立场是轻而易举的，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但要让整个历史环境从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暴乱之后的改良格局，重新转化为适合于洪秀全式的人物进行江湖作乱的以暴易暴环境，却不是当时的毛泽东力所能及的。这样的历史转折，确实是那个“先行者”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给后来的毛泽东提供的。
无论是智力、能力还是个人野心和活动能量都介于洪秀全和毛泽东之间的孙中山，是将整个中国历史从曾国藩、李鸿章们好不容易开创的改良时代推回到经由造反完成王朝更迭的那种黑暗的历史轮回中的首要作孽者。假如将来要作历史审判的话，那假如毛泽东是主要被告的话，那么孙中山理当是首要被告。
历史不能假设。但有时假设一下历史，也有助于看清历史。假设当年没有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推行列宁主义，发动统一全中国的那场所谓的北伐战争，那么不仅不会发生毛泽东所看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而且整个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依然会朝着从曾国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轨迹发展，北大那样的文化重镇依然是整个社会精英的心理重心。在那样的文化政治格局里，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即便在北大没能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在其他地方也可能一圆其扮演文化英雄的梦想。比如上海（章太炎和邹容的“苏报”案就发生在上海），或者广州（当时的广州在陈炯明当政时，相当看重文化人，陈独秀就被邀请去当了教育秘书长）。
因为满清王朝垮台之后、被中共教科书里称之为的所谓军阀割据状态，其实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治和专制文化最为松懈的时期，更不用说，当时的各路诸侯正在纷纷形成联省自治的共识。在中国社会，建立民主政体绝对离不开地方相对独立的联邦体制。
仅从地理上看，中国就是一个以板块结构为特征的天然的联邦国家。周以前的夏商乃至更早的中国原始民主政体，就是与诸侯联盟共生的。周武王的那场战争将诸侯联盟变成了君主分封，而周公的建制又完全与“洪范九畴”中的原始民主原则背道而驰，建立了以等级制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封建专制政体。后来的孔子又进一步建立起与之相应的儒家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了周—孔专制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这一中国社会难以摆脱的相当封闭的以原地循环为实质的历史传统。
满清王朝的终结，尽管并不意味着终结了中国社会再度回到专制时代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就此消除了中国人的专制情结，但毕竟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重建民主联邦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历史机会。而袁世凯称帝的喜剧性，也正是在于人们普遍意识到了这么一个历史机会，不容任何人开倒车。
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预示了这个机会的历史可能性，并且从语言、文化和心理意识上为将来的民主联邦政治作了准备。然而，这个机会被孙中山以引狼入室的方式联合苏联人给葬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