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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3/10)

上篇:从“五四党”到“山党”的文化心理嬗变

应该说,毛泽东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设想好自己的历史角色、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

毛泽东早年是个非常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他的思想之激进,他洞察历史的眼光之独倒,他对历史脉搏把握之精湛,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令人惊叹。他从一开始就尊奉曾国藩为其精神导师,笔工笔正地抄写曾氏日记。他热情洋溢地在《湘江评论》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以天下为己任。他大声疾呼中国走联邦制当时叫做联省自治道路,并且将湖南独立的重要性及其联省自治的必要性说得十分清楚。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思想高度,不仅是他后来终其一生都没能再次抵达过,即便是他的同时代人甚至他的后来者们,至今都不曾企及。

“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也许谁也不曾想到过,在他们那个时代最具文化历史洞察力的人物,竟然是一个长沙师范学校毕业的湖南青年。那些领袖人物可能不太明白文化的定义并不定义在书本里,或者说对文字记载的阅读上,而定义在个体生命对于文化的领悟和对于历史的洞悉。要说家世学历之类的个人文化背景,胡适显然远高于陈独秀。但要说个人之于文化和历史的生命体验、由此引发的激情、号召力等等,胡适比之于陈独秀相差甚远。假如白话文运动仅止于胡适四平八稳的“文学改良刍议”,而没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那么这场语言上的变革就很可能局限在一小圈知识分子当中,难以成为轰轰烈烈地普及天下并且影响极为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由个体生命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张力、这种文化能量,通常是历史最富创造力的源泉。这样的创造力,赋予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空前的活力。尽管按照个体生命的文化能量来标画的话,成为其文化座标的历史标志,只有二个人物,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毛泽东;但这二个人物的文化历史能量,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具有一般文化人所无以企及的覆盖力。同时,也正是这二个人物,标志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质地。

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文化的具体建构上,恰好是以现代白话汉语为话语形式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并且以陈独秀和毛泽东为标记,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文化心理构建。一次是以陈独秀为标记的“五四”式塑造,一次是以毛泽东为主导的“占山为王”。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心路历程其实很简单,先是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五四”党,然后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井冈山党,或曰“山党”,最后是后毛时代的空心党,或曰“空党”。假如可以划出一条历史曲线的话,那么从“五四”党到“山党”,是其上升时期;而从“山党”到“空党”则是其没落时期。

从“五四”发轫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他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学说,显然是相当陌生的。毛泽东后来在描述中国人寻找真理时,大笔一挥,有道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实在是又夸张,又肤浅。由暴力革命送来的主义,只是一种激发因素,或者说一种导致革命狂热的心理激素,就像某种外用的药膏一样。

真正在精神上推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那么的奋不顾身、那么的赴汤蹈火的,不是主义,而是流淌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里的中国文化最为始源的人文传统。这种人文传统不见经传,不见诸二十四史,更不可能在各种演义中读到,而是蛰伏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里。无论是夸父精神,是刑天气概,还是精卫风采,或是女娲气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展现出了中华民族最为本真的精神气质。

经史演义,全都是意识层面上的写作,意识层面上的话语,唯有不知作者为何人的神话故事,才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生动显示。从经史演义中至多只能读出历史,并且还是为臭男人所写,为胜利者所写,唯有在《山海经》那样的神话里,人们才能读出整个民族的灵魂。

就像经典的文学作品那样,神话乃是民族之梦,并且比任何文学作品还要本真。由于神话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性质,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都无法覆盖之。当孔子配合当年建立了集权专制体制的周公,建立起了周—孔历史话语和话语权力之后,其专制话语最无法覆盖的,就是诸如《山海经》那样的神话故事及其人文传统。

不管儒家教义如何侵占人们的意识,甚至侵蚀或者伤害到人们的无意识领域,制造出一种被斯宾格勒称之为伪型文化的历史假像,但也不可能替代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正因如此,从集体无意识里爆发出来的文化能量,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历史上蔚为大观。汉末党锢也罢,东林党人也罢,戊戍诸君子也罢,清末民初革命志士也罢,早期共产党人也罢,不管他们宣称自己信奉的是什么,骨子里所承继的,恰好就是《山海经》神话里的那种文化血统。

在他们身上,人们总能看到诸如夸父、刑天那样的影子。在他们身上,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体味到了中国文化的元气,体味到了中国文化那种最为自由、最为阳刚、最富激情、最具生命创造力的始源精神。这是中国文化为何经久而不衰的根本原因和最大秘密。

正是由于这样的始源精神,而绝对不是因为孔孟之道及其儒家教义,中国文化才得以在漫漫的专制长夜里顽强地生存下来。相比于中国文化的这种始源性和本真性,孔儒不过是整个民族文化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可以说,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这段插曲就已经因为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而黯然失色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留待另文细说。

明白了“五四”文化运动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所承继的这种文化血脉,人们可以发现,以前的学术研究过多地集中在了意识层面上的探讨,把大量的思考投入到分辨各种主义的异同上,忽略了在民族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所做的历史文化研究,从而导致有关“五四”、有关中国共产党等等历史话题难以在文化层面上展开。

诊治个人的精神病案,需要弗洛伊德的释梦和精神分析。诊断整个民族的神经是否出了毛病,得深入到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面去,深入到折射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神话故事和文学经典中去。所谓的毛泽东现象,实际上乃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病理现象,其病根在于中华民族自宋、明以降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当中的许多主义之争,都是过眼烟云而已。真正在文化心理深处左右了历史的,乃是彼此共同的文化基因、或者说共同遭受的心理创伤。

由于共同的文化血统,当年“五四”诸领袖人物之间在主义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他们在摆脱因袭的孔儒传统上的共识,并不影响他们对自由的共同渴望和齐心协力的追求。由意识和理性所制作的主义通常只能成为面具,成为或者漂亮或者时髦的外衣,从集体无意识中萌生出来的生命能量和文化精神才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和血脉,才是文化创造和历史生成的真正原动力。当然,这种意识层面上的主义和无意识层面上的内在精神,经常会形成同构性的反差,或者不同构的相似。陈独秀和胡适信奉的是不同的主义,但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具有同样的文化指向。毛泽东和陈独秀说起来所信奉的是同一个主义,但他们的文化底蕴却大相径庭。

与陈独秀缔造的“五四”式的中国共产党不同,毛泽东入主之后,把他的共产党逐步改造成了梁山好汉党,井冈山党,从而把陈独秀的“五四”党变成了毛式的“山党”。从表面上看,“山党”在信奉的主义上和在话语方式与“五四党”并没什么不同,但在骨子里,在其文化心理层面上、在其集体无意识层面上,两者已经迥然相异。

毛式“山党”的文化心理基础,既不是来自陈独秀那样的中国士大夫精英传统,更不是出自于《山海经》那样的文化始源精神,而是来自于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演义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这类小说大都在话本的基础上形成,有着相当的听众和读者。或者说,这类小说本身就是来自听众的心理需要。

从这类小说形成的年代、亦即宋、元、明三个朝代来看,不要说《山海经》那样神话早已成了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就连汉末党锢精英的气概、魏晋时代诸如嵇康那样的风骨、《世说新语》里的人文风貌、盛唐边塞诗中的豪迈激情,都已成为如烟的往事。

一方面是北方游牧民族一次比一次野蛮的入侵、征服和占领,一方面是越来越沉溺于日常世俗生活和儿女缠绵之情的风气,二者形成十分古怪但又极其强烈的对照。从皇宫到村野,从庙堂到江湖,汉唐时期的阳刚之气,已被宋明年代的阴柔之情所替代。男子汉大丈夫不是应该去当兵,而是理当去恋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成了历史的回声,“杨柳岸、晓风残月”才是从皇帝到书生大家共同追求的时尚。

这种英雄气息的衰退,一方面造成了世风以言情为主,显得更具人性和人情味,一方面也导致越来越不愿打仗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鼓励他人做英雄,鼓励他人抵御强敌,简而言之,鼓励他人去爱国去打仗(参见拙著《论中国晚近历史》绪论部分)。

所谓的爱国主义具有了明显的啦啦队色彩。写爱国诗的人不需要在战场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而在战场上打仗的人们又未必有功夫用诗歌来抒发爱国热情。爱国话语和爱国行为日渐分离,爱国最后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激情表演。这种啦啦队式的爱国主义心理和爱国主义文学,又反过来使人变得越来越胆怯,越来越阴暗。再加上针对世俗风气应运而生的宋明理学在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上的越来越专制、越来越专横,对人们造成越来越沉重的心理压抑,致使整个集体无意识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

这种创伤通过一遍又一遍的说书和听书,双向交流,互相反馈,变成了一部又一部的演义小说。诸如岳飞故事、杨家将故事、封神榜故事、尤其是三国故事和水浒故事。这些故事近乎病态的不断讲说和反复聆听,相当于长年累月的精神手淫和心理放纵,致使人们的精神越来越萎琐,心理越来越病态。而这些演义小说一旦成形之后,又反过来一遍又一遍地塑造着整个民族尤其是二、三流的中国城乡知识分子。

过去《山海经》里的那种强健和强壮,到了《水浒传》里变成了强横和强暴;《山海经》里女娲补天和精卫填海那样的优美,在《三国演义》中全然被阴暗的心机和阴狠的权谋所取代。用《红楼梦》的说法,女儿的水性、女儿的灵气,在演义中是绝对看不见的。一部部演义小说里狼籍着的,全然是男人的泥污和男人的污浊。女人不是如同在《封神演义》和《三国演义》里那样被妖魔化妖精化,就是在《水浒传》里那样被男人杀个痛快,一刀挥作两段。

然而,又正是如此肮脏下作的小说,竟然成了数百年经久不衰的畅销读物,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整个民族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沦落和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互为因果,彼此恶性循环;即便是《红楼梦》那样的旷世之作问世,也已经于事无补。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产生,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创伤发作的一种历史病症。从演义小说里流露的阴暗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上的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几乎全都经由毛泽东的白话文演变成了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语文化,或者用过去的说法,叫做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以其无以伦比的白话文能力,将弥漫在所有演义小说里的那种建立在嫉妒之上的仇恨、因那种仇恨而产生的暴力以及包括复仇、杀戮、抢劫等等在内的所有暴行,上升为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公然声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被消灭了,这就是历史”。与以住所有的草莽造反不同,毛泽东的造反借用了西方的共产主义理论,盗用了“五四”白话文的历史成果,十分成功地整合出了一整套从演义小说里总结出来的流氓话语和痞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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