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折戟沉沙日,长忆“九一三”

——林彪与谄谀

林彪出事的时候,我正在内蒙土旗插队。队长二银虎病下了,我这个记工员更没法歇,整天领着三四十号社员苦受。前晌东坟地,后晌马莲滩,谷子、玉茭子、糖菜、胡麻,地里的活儿没完没了。晚上回来,查工分的社员挤了半屋子。把他们打发走了,一头倒下,死一般地睡。那时候,你就是一头牲口,帝力于牲口何有哉!

我何时,何处,从何人那里听说林彪的事,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就连当时必有的惊骇,在心脑间也不留一丝痕迹。那些年,经历的国家大事太多,不免麻木不仁——彭罗陆杨、刘邓陶、王关戚、杨余傅,二月逆流、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昨天是高官显贵,今天就被砸烂狗头。死上一两个副统帅,也见怪不怪了。再说了,不管怎么天地翻覆,明天我还得领着人下地。

能说话的知青都回北京了,当地的农民成了我的讨论对象。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村里的知识分子程天正来我这儿,我按最高规格招待——递给他一支太阳烟。他接过来,夹在耳朵上,上炕盘腿,拉过炕头的塑料袋,捏起一撮黄楞楞的烟叶子,一边卷,一边说:“林彪死了,知青政策可能有变化。”

“哼,你就灰撇(内蒙方言:胡说)吧!”我说。

一个月以后,他的灰撇成了现实——内蒙工业局到土旗招工,我被内蒙铸锻厂挑中。

告别塔布赛时,天正请我到他家吃饺子。吃完了,他从大红躺柜的深处,翻出一个木盒子,盒子里装着照片、奖状、私信、公函——他原来是内蒙水泥厂的团委书记,1960年厂子下马,他回乡务农。因为地主出身,原来的女友分手了。三十大几,才有一个从察哈尔逃荒来的丑女子嫁给他。

天正一样一样地给我看,最后从这些“细软”的下面,翻出了一本破旧的《封神演义》。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他大概是用这本珍藏的读物,偿还他欠我的钱——两年前,他家的女娃发高烧,送公社看病没钱,我给了他十块钱。

带着这本书,我到了铸锻厂铸铁车间,成了混沙组的一个熟练工。

成了工人阶级之后,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待遇——在政治学习会上,给大伙念“571工程纪要”。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念完了,我不禁对林彪父子暗生敬意——他们说得何等好啊!

敬意之外,还有一点儿不可告人的猜测——是不是中央要消除知青“变相劳改”的恶劣影响,我才有幸当上了工人?

批林批孔使我有了读史的机会,范文澜的通史就是那时候看的。《封神演义》也就在这种名义下翻了一遍。我对神魔小说不感兴趣,但也不免有些联想——看到商纣王的暴虐,不知不觉与B-52(毛泽东)对起号来,而《纪要》对毛的评价更让人想入非非:“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再思谋起来,我又不免佩服起主席来——敢于将如此恶毒的诅咒发下来,足以证明其胸襟气度。

但是,最让我佩服的还是571的作者——据李伟信交代,《纪要》是“于新野按照林彪、林立果的意图,和他们商量的内容在某三天内(1971年3月22日至24日)写的。”《纪要》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说中国的国家机器是个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真是字字见血、句句入骨。尤其是那个“绞肉机”的比喻让我铭心刻骨——十八年后,我把它写进了《内蒙文革实录》。

邱会作说,毛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让汪东兴告诉政治局,“感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还和汪碰了杯。(《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786、788、798页)。几天后,毛的轻松快活变成了僵卧长愁——整天躺在床上,很少说话和做事。一下子苍老许多,背驼了,腿也不听使唤了。腿脚浮肿,肺部发炎,浓痰不断。弄得他夜不能寐,只剩下咳嗽。(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毛的病源于心,他醒悟过来——他固然可以把“二月逆流”、“乱党乱军”等等一大堆屎盆子都扣在林彪头上。但是,林彪也用他的死揭了毛的老底——副统帅、亲密战友、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居然是个叛国投敌反革命。这意味他这位“英明领袖”不过是个饭桶、骗子、教唆犯。

国人对文革的投入和信任,基于对毛的迷信和崇拜。林彪的一腔污血,被历史之手一滴不剩地泼到了毛的身上,令其灵光大减,文革的基础从此动摇。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而独立思考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会沿着因果逻辑铺设的轨道疾驰。毛这个神一倒,1966年以来被官方肯定的一切,就会随之倒下。

因环境、禀赋的不同,人们对文革的觉悟有迟有早,林昭,北大右派学生,在文革伊始,就看出这是毛在祸国殃民。徐明曜,前北大数学系教授。当时在唐山当中学老师。红卫兵一起来,他就觉察到了这运动的荒谬。马德波,前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副厂长,刘少奇一被打倒,他就认定这场运动不过是争权夺利。清华的武斗,更让好些人重新思考这场革命。但是,真正让民众怀疑毛,怀疑文革的是“九一三”。应该说,林彪之死是国人大面积觉悟的开始。它为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开辟了道路,为80年代的思想解放添砖加瓦。

我属于后知后觉者,直到1972年初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二)》的附录里看到《571工程纪要》,才悟出这个世道不对头。我的几位四中同窗,就是从那时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阶级和政治经济学的。

尽管林氏对他所抨击的暴政贡献多多,且这个《纪要》也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借口,而绝无救民于水火之诚心。但是,我还是要借此机会,向文革思想史的作者献上一个郑重的建议:请您在大作中为《纪要》写上一笔。

想到林彪的赫赫战功,想到他的灭门之灾,想到他对毛的忠心赤胆,想到他成了毛的替罪羊,有些人不禁热血沸腾,为他鸣冤叫屈。

王年一,文革研究的著名学者,我尊敬的前辈,给舒云的《林彪画传》写序,称林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有着“爱国家、爱人民的伟大人格”,而他“读这本书的过程,是感动的过程,是受教育的过程,是与伟人亲密接触的过程。”(《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彪——喜读舒云的新著〈林彪画传〉》。载《王年一文集》)我不以为然,提醒王先生:林彪吹毛,坏了一代风气。王先生以林之功、之冤反驳我。说着说着,不禁涕泪涟涟。

从王到舒,从内到外,为林彪翻案的人不少。一位朋友给我写信,痛陈林彪之冤。并引了1951年胡风给牛汉信中的一句话:“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他认为:“这话用在林彪身上很合适。”

我为有这么一位糊涂的朋友欣然,于是建议他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写一篇《林彪与胡风异同论》。事过七年,他仍没写出来。

据我看,除了尊毛爱党之外,林彪与胡风完全是不共戴天的两类人。林彪看准的不是“脏臭的铁壁”,而是一个反复无常,以整人为乐的皇帝。林彪从来不想掷出他的头颅,他只是不想向毛低下他的头而已——庐山会议后,毛先搞“批陈整风”、再反黄吴李邱的“军事俱乐部”。“毛泽东的方针很明显,步步升级、步步紧逼、步步围攻,实际上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么态度,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投降就让你灭亡。”(《李作鹏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第681页)但是,林彪自恃功劳盖世,坚持“三不主义”:不屈从,不检讨,不发言。他知道,检讨不检讨都一样。林彪的死扛,在四十年后,获得了其“死党”的高度评价——“刘少奇投降了,作了检讨,也未能挽救自己的灭亡。邓小平多次检讨,表态‘永不翻案’,站起来之后不久,又强加‘走资派还在走’的罪名,被打倒了。……黄吴李邱检讨多次,中央通过毛也通过了,最后还是被打倒。(出处同上)——他为毛立下了汗马之功,有资格向毛说‘不!’”

是的,林彪那颗烧焦的头颅确实给那个“脏臭的铁壁”砸开了一个大洞。但是,他既非慷慨赴死的英雄,也不是反抗暴政的勇士。是的,林在文革之中当过观潮派、逍遥派;他的出逃的确是毛逼出来的。(见王年一《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载《王年一文集》)考虑到九届二中全会的表现,我们还应该说,林彪还抵制过毛、抵制过文革。但是,有两件事明摆着,第一,没有林彪的支持,文革发动不起来。第二,在“造神运动”中,林彪功劳第一。

林彪用他的谄谀与冤屈给人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以至于有些史学家举臀踟躇,踟躇犹豫之中,不免坐错了地方。随便举个例子——

澳大利亚墨纳斯大学(Monash Universith)教授,与Frederick C. Teiwes合著过《毛泽东主义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一书的Warren Sun先生,说林有三大冤。其二是:“林彪尽管骨子里也不以大跃进为然,也主张包产到户,但鉴于刘的教训,不惜隐抑私见,处心积虑标榜毛之正确,最后仍落个反毛行刺的罪名、身败名裂的下场。”(《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载《明报》月刊1996年7月号)

这里的逻辑是,林对得起毛,毛对不起林。换句话说,既然林“处心积虑”地拍毛之马屁,他就不应该身败名裂。如果身败名裂,就是不义不公,就是冤比窦娥。

Sun先生的屁股坐在哪儿了?是坐在毛家湾的沙发上?还是坐在了怀仁堂的门槛上?

什么叫冤?无故受到指责,无罪说成有罪,是为冤。林彪没反党,更没反革命,也没证据说他谋害毛,可非要这样说,那是冤,冤得很。

林彪吹毛、造神、搞个人崇拜、现代迷信,将谄谀之风从党内刮向了社会,坏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如果按照败坏风气罪判林彪,不冤。

林彪的问题是罪非所罚,罚非其罪。他本来是在道德上犯了罪,却非说他是政治犯。就好比是一人组织卖淫,却判他颠覆国家。生产毒牛奶,却定他里通外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逼供为根据,以需要为准绳。势必要造成这种罪与罚的错位。

人欲辱之,必先自辱。林彪遭此不测之灾,蒙受替罪之冤,有一半是他自找。

毛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二是搞了文革。林彪一生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仗,二是挺毛。林的两件事跟毛的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没有林的力战,毛不易打败蒋介石。没有林的力挺,毛搞不起文革。

为林鸣冤叫屈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林彪挺毛的手段和恶果。

林彪挺毛之法,一言以蔽之:投其所好。林知道,毛爱听好话。而林认为,作为毛的嫡系和亲密战友,他有义务有责任满足主席这个低级趣味。

从1959年当上国防部长,林就致力于此。其最杰出的表现是七千人大会。当时刘少奇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在大会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大窘,提出重写报告。在刘亚楼、陶铸等人的鼓动下,林彪站出来挺毛(《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第545页):“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的体会,他突出优点是……不脱离实际。”“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李德、舒云编著《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9年,第827页)

本来是毛脱离实际,林偏偏说毛不脱离实际。本来是听了毛的话才造成三年困难,林彪偏偏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没听毛的话。林彪用他的言传身教告诉中共的官员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胡吹乱捧,谄媚阿谀才是英雄好汉!

高文谦说林彪“生性孤傲”,“个性极强、从不服软。”(《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323、335页)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他性格中还有另外一面——谄谀。在中国官场上,“谄谀文化”源远流长,公元前的哲人就给它下了这样的定义:“希意道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意思是“迎合对方顺引话意,叫做谄;不辨是非巴结奉承,叫做谀。”(《庄子·渔夫》,百度百科)林彪具备了谄谀者的全部素养和本领,从出山到摔死,12年间,他有11年半像李林甫一样迎合上意,像李莲英一样阿谀取容。

毛投桃报李:林要求军队学毛著,毛就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林支持毛搞文革,毛就把他定为接班人,还假模假样地写进了党章。

《林副主席语录》正文380页,其中充满了对毛的谀辞和谀赞。《林彪日记》(李德、舒云编)中的林彪讲话,则以更完整、更有条理的方式重复着这些内容。我在这本书中划了无数的道道,一个大疑问盘踞不去:林彪为什么要如此肉麻地吹捧毛?

在吴李邱写的回忆录中,以及邱父子的心灵对话中,除了吴法宪略有提及之外,其他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林彪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何必如此?

我请教郑仲兵先生。郑说,林吹毛,是为了山头——中共党内分了几个山头,毛是林这个山头上的老大。林彪是军事家,知道要战胜对手,就得保住自己的山头。而保住山头,首先得保住老大。这里有感情,有义气,也有为臣之道。

但是,这个解释仍不能解我心头之困——当“山头”已经稳如泰山了,你林彪干吗还要肉麻个没完没了?拍马逢迎者,一定有所图。而林彪并无所图——他身体不好,又无野心,且位极人臣,何必还要自轻自贱继续阿谀取容?

韩刚有句话很到位:林彪是“过度自我保护”。也就是说,林彪是为了自保而防卫过度。

在官场上,你要是不跟同事、上级一道吃喝嫖赌、贪污受贿,你的官就当不长。在黑道里,你要是不跟着同伙们一起作奸犯科,杀人放火贩毒,你的小命就难保。在政治运动中,你要是不承认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革命群众就把你往死里整。自古以来,自污都是自保的一个重要手段。林彪为了自保而拍马,与官员们为了自保而贪污,黑手党为了自保而杀人,文化人为了自保而认罪,一个道理。

顺着这个思路,我揣摩林彪的心理:彭德怀倒了,因为顶撞毛;刘少奇完了,因为跟得不紧。我来个恭顺紧跟,你划圈我划圈,你说东我不西;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拍马逢迎,只求自保。

如果一个时代,从中央领导到底层百姓,只能用自污才能自保,那么,这是个什么世道?

在我会唱的“红歌”之中,“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唱得最好:“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现在唱它,是滑稽,是反讽,是黑色幽默。可想当初,一旦那雄壮庄严的曲调在耳边响起,一种崇高感就会在我心中升腾。我相信,当这歌声响彻神州大地的时候,有无数人会像我一样被这阳刚之美所感动。

那么,林彪,这首歌的词作者,有这种崇高感吗?换言之,他的阿谀逢迎是发自肺腑,还是发自皮肤?

1970年下半年,在拍马受挫之后,林彪对家人吐露了真言:“今后再也不能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作者注)就是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14页)解读林彪的上述真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他知道自己以前的讲话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他不愿意承认阿谀逢迎,而以“随便讲话”代之。第二,他知道毛最喜欢吹捧,最不喜欢讲老实话,而他以前不讲老实话,就是为了自保。第三,他的反思和不满是因为好心没得好报。如果毛在批陈整风中不再揪住他和黄吴李邱,而是高抬贵手,也就是说,如果他的好心得了毛的好报,那么,他还会接着说那些没有根据的,不老实的话,继续吹捧下去。

据高文谦分析,《571工程纪要》的“主要思想显然出自林彪,像林立果那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即使初生牛犊不怕虎,思想上再有反骨,也难以在批毛时写出这种只有长期在权力核心圈中与毛共事,对政情极为了解的老手才会有的那种感觉。”(《晚年周恩来》,第321—322页)这种分析有相当的道理。我还可以补充一些推理性的证据:《纪要》中说:“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这种说法,很像是林彪在为自己的吹毛做解释,找台阶。

如果林彪确是《纪要》主要思想的提供者,那么,他政治做秀的功夫绝对是天下第一。有史以来,有谁能像林彪一样把两面派演得如此出神入化——会上吹毛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会下说他是秦始皇、法西斯?在媒体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唱颂歌,回到家里咬牙切齿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是林彪出事之后,主流媒体大力宣传的文字。事实上,这后两句用在毛泽东身上更合适。至于林彪,说他“当面说好话,背后吐真言”似乎更为惬恰。

听说林彪摔死,邓小平说了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在这个天理之中,应该包括对谄谀的憎恶。可是,两天后,邓小平给毛写信,也还是得写上“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节,朴方的遭遇3)

对于邓小平的这些“谀词”,邓榕做了自相矛盾的解释:“文革以来,他写过检讨,写过自述,写过各种信函。不得不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求助于他人。多少年了,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想说的话却逼着一定得说。由于政治和时势所使,他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自责,不得不使用文革的通用语言。”“在保持人格、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和气节的前提下,他向毛泽东作检讨,作自我批评。”邓榕差矣:你可以把说违心的话归为政治家的策略。但请勿扯上道德操守——违心者,岂有原则、气节、人格可言?

邓小平的困境,是中共的困境——1943年3月20日,中共高层作茧自缚,赋予了毛“最后决定之权”。1958年3月,毛为独揽大权,悍然推翻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以正确崇拜与错误崇拜的诡辩,混淆是非,大力推崇对他本人的崇拜。“参加1958年3月成都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们,开始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林蕴晖《国史札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252页)八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更是带头吹毛,刘少奇称“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柯庆施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同上,第252页)周恩来称:“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同上,第332页)。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带头,地方影从。从此,诌媚之风日盛。一个以反独裁,要民主起家,以解放全人类自许,发誓带领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政党,居然搞起了吹拍比赛。大家比着吹,看谁吹得好。比来比去,林彪胜出——在谄谀上,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无疑是最最最杰出、最最最有创造性的一个。说他杰出,是因为他有言论,更有行动,说他有创造性,是因为他有一套别人想不到的方法和措施,他把吹毛变成了一个由军队发起,中央领导、政府响应,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

十一

《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可以说是这项工程的奠基礼。其重大意义,周恩来说得清楚:(1961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九大上的讲话,《邱会作回忆录》,第623页)

这段话从反面证明了林彪吹毛——出版《毛主席语录》与文革的关系:

第一,用毛“思想武装了亿万群众”,是文革准备阶段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第二,因此,为文革做了“最有力的舆论动员”。

“小红书”首先武装的是军队。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做的最大最持久最有成效,而与军事最无关的一件事,就是把军队变成一所学习毛思想的大学校——确切地说,是一所造神的学校,一所以宣传现代迷信为主业的学校,一个极左思潮的大本营。

林彪治下的军队,是不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军队,我不敢说。但是,我敢肯定,这是世界上最愚昧的军队。

以《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为标志,林彪将党内的谄媚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十二

这个崭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毛的两个宠信——林彪、江青雨露同沾,且在没翻脸之前,林、江还形成了互吹的默契。为了插手军队,江青放下身段,给林彪当“轿夫”(《邱会作回忆录》,第609页)。林彪心里恨不得一枪毙了江青,可在军队干部会上,却是一片阿谀——

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她一方面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体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出处同上,第562页)

一方面是林、江互抬轿子,另方面是党政军高层争先恐后向他们献媚——

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做斗争的一个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萧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知道,一九六四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1968年3月24日周恩来在驻京军事单位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562—563页)

谁能相信,这些肉麻的吹捧出自“人民的好总理”?而“好总理”在讲完了这番话之后,余兴未尽,“还领着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出处同上,第563页)

这种讲话,这类表演,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竟至形成了要讲话就非阿谀拍马不可。随便抄上几段高层领导拍林彪马屁的讲话——

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周恩来在中共九大上的发言。《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23—624页)

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胜利的革命事业。(叶剑英讲话。李德、舒云编《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958页)

拥护伟大的毛主席必须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林副主席就是我们老干部学习的榜样。(叶剑英讲话。李德、舒云《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2003年,第978—979页)

这些话是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在台上的人都得这么说。讨好昏君以获宠幸,也是当年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所以,深明君臣大义的周恩来谆谆告诫黄吴李邱:“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80页)

邓小平说,文革中,囿于形势,周恩来也说过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这些错误里面,就包括周对毛、林、江的吹捧。以周在党内外的崇高威信,他的吹捧对提升时代的谄谀之风起了大作用。问题是,这个形势是谁造成的呢?

对于林彪来说,要维系他创造的“崭新的阶段”,保住自己吹毛第一名的光荣,他就得在拍马逢迎上不断升级加码。唐德刚所说“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只有用在这时候才准确(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1949—1976》,台北远流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滋味难受,又不得不吹,一直吹到毛说了“讨嫌”。

人们常说,阿谀奉承之徒没有好下场。事实上,这种人的下场各异,终生荣华富贵的大有人在。“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搞吹拍者也有一个遇与不遇的问题。林彪的不幸在于,他没有遇到唐明皇,而是碰到了“始皇帝”。

十三

怀念毛时代的人们,常常夸赞那时的吏治,以彼时的清廉对比现今的贪渎。颂扬毛的人们,常常拿毛的朴素节俭说事:盖了N年的毛巾被,打了N个补丁的旧衣,一年不吃肉等等。这些人无知于一个基本常识——腐败有种种,拍马逢迎、阿谀取容同样是腐败,而且是比贪污受贿更隐蔽、更可怕的腐败。

谄谀的对象是权力。谁掌权,谁就会得到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谄谀。谄谀是精神性的权力寻租——掌权者付出权力,获取谄谀者的歌功颂德。谄谀者以正直良心为代价,换取权力者赐予的种种好处。毛泽东是当代最大的权力寻租者,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支出权力,得到了上至中央高层,下至黎民百姓的谄谀。林彪有足够的资格提醒那些生活在乌有之乡的人们:早在文革之前,这种腐败就已经在神州大地泛滥成灾了。

谄谀源自人性的趋利避害,源自变态心理和人格缺损。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杜绝谄谀。但是,好制度可以抑制谄谀的病毒,使谄谀之人缺少机会;坏制度则是谄谀病毒的培养基,可以使正直之人走上拍马奉迎之路。

批林批孔使我读了中国通史。由此知道了古代朝廷的派系——外戚、宗室、大臣、太监……清除精神污染时,我突然有所领悟:康生、“四人帮”无非是外戚的变种,毛远新、王海容、迟群、谢静宜、汪东兴不过是宗室的变形;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德、邓小平等则是大臣的代表。“始皇帝”驾崩,宗室集团与大臣集团联手,打掉了外戚集团。先华后邓,保住了红色江山。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是鬼打墙。呜呼,信矣夫!

2011-5-2/17
2011-5-30修定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