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春色谁为主,南北东西路

——四中琐记

我很少参加四中的校友聚会,为什么?我也说不清。可能是它的浮嚣张扬让我畏缩,可能是它的攀龙附凤让我反感,也可能是它的豪华校园、男女合校让我疏离……

2009年春节前夕,西西友谊酒店举办了一次四中校友会,我冒昧与会是因为私事——我的姐夫,四中学长之一,要送我一本书,约我到这儿见面。

这种聚会永远是乱哄哄的,灯红酒绿之间是应答的笑脸和酬酢的客套,平心静气和低声细语在这里没有存身之所,你必须大声嚷嚷才能交谈。似乎一定要为这乱哄哄增加成色,四中合唱团闪亮登场,一曲“红歌”悠然响起,加入这觥筹交错之中——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
您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
……
您的功绩比天高
您的恩情比海深
心中的太阳永不落
您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啊
……

在合唱团一遍又一遍自作多情的咏唱之中,我观察着周围,歌声似乎没有唤起任何反应,其唯一的效果就是引发了更大声的嚷嚷,更豪迈的说笑。这所精英学校的精英们,对于意识形态的麻木不仁,让我想起了公园、空场、街道上自唱自跳的男女,手风琴、胡琴和录放机倾泄出来的任何曲调,无论是周璇、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还是“抬头望见北斗星”的红色歌曲,都不妨碍他们引吭高歌或翩翩起舞。

在这歌声中,我找到了刘铁岭。当年英姿勃发的帅哥,如今已是白发皤然的老翁。我伏在他的耳边大声问:“您听了这歌有什么感想?”或许是没听清,或许是不好回答,他给了我的一个温馨而含糊的笑。

然而,历史既不温馨,更不含糊,此时此刻,它狡黠地眨着眼,带着嘲讽的笑,向四中师生抛出这样一个因果链——如果“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如果人们“心中的太阳永不落”,那么,我们即使不去早请示、晚汇报,也应该为“两个凡是”效忠。如果毛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那么,这里所有的人的命运都将改写。

伦敦大学的Chris Berry教授说过:“不管文革时期的文化遭到怎样的嘲笑,在塑造今日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方面,仍旧发挥着作用。”这话没有说错。

歌罢,我问一位合唱团的女团员:“你们为什么选了这首歌?”

“为了满足大家的怀旧感。”女团员如是说。

我考进四中,很有点盲打瞎撞。我的小学在海淀的铁五小,班主任陈永荣老师劝我报清华附或101,理由是这两所学校都属海淀区,考本区容易。我没听陈老师的话,报了西城区的北京四中。

但是,光荣感很快就被自卑感压倒——第一节课选班干部,班主任王行国对讲台下面的47个学生发号施令:

“在小学当过大队长的,起立。”

呼啦,47人中站起来一半。

“在小学当过班主席的,起立。”

呼拉,又站起了一半。

“在小学当过中队长的,起立。”

呼拉,我前后左右的全站了起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王老师如果再问下去,“在小学当过小队长的起立。”将只有我一个人站起来丢人现眼。

阿弥陀佛,王老师问到中队长就打住了——班里的干部资源极大丰富,他要做的只是从高个子里挑姚明,用不着从矬子里拔将军。

我郁郁寡欢,在班里抬不起头来。然而,一个月之后,刘顺福让我恢复了自信——刘矮胖,貌丑,声音尖细还带口音,每当唐老师让他念英文的时候,他那怪声怪调都会让全班笑翻。同学们嫌他土。他确实很土,衣服是中式的蓝褂子,鞋子是手工做的老头鞋,从不穿袜子。就这样的土包子,在小学居然又是班主席,又是大队长!

我的自卑感在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中倏乎而逝。

那是怎样的流金岁月啊,我每天坐21路,换13路,到平安里下车,骄傲地从女六中门口经过,从后门进入四中,绕过教学楼,进入教学小院,初一四的教室就在院南侧的平房之中。一天的生活开始了。英语老师唐琳线条分明的脸庞,清彻的目光,发元音时露出整齐的白牙;语文老师齐大群感情充沛的讲解,跳动的头发,潇洒倜傥的版书;数学老师刘润清的红鼻头,历史老师朱鉴民探照灯般的目光,还有那面颊黑红,身材干瘦的迟文德,给我们上体育时“立正,向右看齐”的尖而高的嗓音……啊,这一切,如今想来竟像一曲牧歌,让人感慨而陶然。

我是个中等生,即使是常受齐大群表扬的作文,也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学校组织参观军博,要求写观后感。班长刘学煌拔了头筹——在这篇作文里,他用了42个成语!

学习上的挫败增加了我打篮球的兴致。在小学,我是垒球队的主力,到了四中,我迷上了篮球。这显然与四中众多的篮球场的教唆有关。除了教学小院,大操场上还分两排站着八个篮球场,第三四个场地平,篮筐好,是大家争夺的对象。第二节课结束后是做眼睛保健操的时间,唐琳老师站在讲台前带领大家做操,每当她闭一下眼睛,篮球就向后门移动一步,直到滚到我的脚下——坐在后门附近的人必须充当抢占篮球场的先锋。课间铃声一响,我就像百米冲刺的运动员,抱着篮球冲出后门,向最佳场地狂奔。一旦好场子被人家占了,就赶紧去抢次场子,如果抢不到,沮丧之情就足以将后两节课置若罔闻。

篮球令我痴迷,放学后我常常打到看不清篮筐,才再度奔向食堂,就用那淡黄色薄纸印的加餐票买上四个无眼小窝头,来安抚刚刚吃完晚饭的肚子。凡有赛事,必鹄立观战。顾德希漂亮的托球入框令人神旺,傅洋准确的定点投篮让人叫绝,吴济民双手一横一竖示意暂停,韩茂富嘴里的哨子一声长鸣,比赛重新开始……“融融兮师生,浩浩兮前程,朝夕相处共奔竞,熙然会群英,爱如家庭亲,校誉日以升。”这是四中老校歌的歌词。彼时之情状,庶几近之。

打球之外,我还迷上了下棋。我的棋友就是我爷爷和奶奶。他们住在砖塔胡同,据说,元代的北京总共有29条胡同,只有砖塔胡同保存至今。在这条北京最古老的胡同里,我为车马炮消磨了无数的时光——爷爷奶奶喜欢下棋,我的加盟使他们增加了不少乐趣。起初是我分别跟他们厮杀,后来他们两个一起对付我。再后来,前院小名“大石头”的崔连生——比我大一岁的太平桥中学的学生——成了我的对手。我常常边吃边下,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以至误了回家的末班车。

从1964年9月考入四中,到1968年9月去内蒙插队,我在这所学校呆了整整四年。正经上学不过一年半,这一年半还包括两三次下乡下厂劳动。最后一次是在1966年的4月间,我们去塔院公社劳动,大约看见人家入团,于心不甘,于是,我假模假式地跟团支书管宁谈心,他则真心实意地鼓励我交入团申请。

我交了申请,很自觉地从外到里都开始装。外面的装,是卖块儿干活,不怕脏不怕累。内里装,是写雷锋式的日记,说自己在跳进猪圈之前发生了哪些思想斗争,猪粪怎么臭,但是劳动怎么光荣,个人主义多么肮脏,共产主义多么伟大。总之,为了让组织知道我多么要求进步,就得挖空心思给自己扣帽子,然后,再用无产阶级思想批判一通自己。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日记终于起了作用。劳动结束的那天,大家排队听王老师训话,训着训着,他突然说起了我。说我怎么要求进步,怎么自觉地改造思想,怎么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开始念我的日记。

我突然浑身燥热,衣服像长了刺,我听不清他念的语句,但是每一句都让我更加难受。我祈祷他赶紧念完,可王老师热情一旦被激发起来,就会长篇大论。他每念几句,就要停下来引经据典。我像根木桩子一样站在队列里,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一动也不敢动。心想,同学们一定在骂我,骂我耽误了吃饭,骂我装孙子……

从塔院回来,初中举行篮球赛,初二四与初二二对垒,正当刘源源(刘源是他后改的)一个漂亮的三步上栏时,我上去想给他来个盖帽,一群鸟儿飞过,几泡鸟粪从空而降,刘源源手中的球刚刚抛出,就接到了一泡鸟粪。而我的头上脸上也受到鸟粪的袭击。谁也没想到,这是不祥之兆。

没几天,《五一六通知》下来了。学校乱了。据管宁说,团支部给我写了鉴定,报到了校团委,团委批了,报到团中央,可团中央瘫痪了。于是,直到我离开四中,团也没入上。唉,孙子白装了,日记白写了,王老师白念了,我的罪也白受了。

此后的两年半,我成了逍遥派——我没入团,纯洁了共青团组织。

课不上了,干吗?只能在学校里瞎转悠。革命了,每天都有新鲜事:有人贴了唐琳的大字报,说她是小业主出身,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张家口外语学院淘汰出来。于是,这位二十五六岁的知识女性出现在教学小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卡叽上衣,拿着一把大条帚扫地。脸色苍白,面无表情。我站在不远的墙角,想看,又怕被她看见。而她两眼钉着扫把和地面。机械地移动着手脚,一下一下地扫着,我感觉她一下子变老了,变得陌生了。

最让我惊讶的是副校长刘铁岭,一群外校的红卫兵提着皮带,气势汹汹地喝令牛鬼蛇神们唱“嚎歌”,鬼神们群龙无首,面面相觑。眼看着小将们要发威打人了,刘铁岭站了出来,领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随着一声洪亮的“预备——起”。鬼神们齐声唱了起来。刚开始,我被那些红卫兵迷住了,尤其是那几个面若桃花的女生,她们头上的军帽不是像戴在头顶上,而是扣着后脑勺上,帽檐高高地立着,斜指苍穹。帽子前面露出几缕撩人的流海,帽子后面伸出两枚“小刷子”,一身洗白的黄军装,袖子挽到胳膊肘,腰扎皮带,足蹬解放鞋。有一位把裤腿卷到小腿,似乎要让人们知道她没穿袜子。等到刘铁岭出来领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刘的表情让我又好奇又困惑——他是那么认真,那么坦然自若。好像他正在从事着一件光荣的工作,他唱的不是咒骂自己的歌曲,而是在唱《社会主义好》或者《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三十年后,一位老导演跟我谈起当年的唱嚎歌。当时,北影的牛鬼蛇神没人会唱,北影“四大帅”之一崔巍挺身而出,一句一句地教大家。不但教得有耐心,而且唱得有激情。谢铁骊在传记中评说:崔巍的性格真有特点,就是当了牛鬼蛇神也逞强好胜。我由此想起了刘铁岭。但是,我们的老校长似乎并不是争强好胜,他的挺身而出和引吭高歌,有赎罪,有自虐,也有排难解困,可能还有更多更复杂的东西。

参观老师们唱嚎歌,很震撼,很滑稽,也很别扭,但绝不乏味。令人乏味的是收听校领导们的坦白交待——按照校方的安排,各班搬着椅子,在教学小院的空场上一排排地坐着,听他们给自己扣帽子,给自己“掌嘴”。听着听着,想起我的学雷锋日记,浑身又是一阵不自在。但是,这不自在很快被人们对刘铁岭的揭发所转移——刘有一个个人奋斗的计划:二十岁当上校领导,三十岁当上区领导,四十岁当上市领导,五十岁进中央。他的雄心壮志,让我暗暗惊服。

革命赋予了操场新的功能,除了游斗牛鬼蛇神之外,它还成了展示车技的竞技场。一群小帅哥,身着黄军衣,腰扎武装带,足蹬白回力,胯下一辆锰钢车,在跑道上风驰电掣地疯骑,骑着骑着,突然双手往前一推车把,身体从车上飞跃而下,没人骑的车子还在急驰,跳下车的人,在后面猛追,追上车后,双手抓住车把,轻跃健腿,飞身上车,双脚找到车蹬子,再一通疯骑……

一年前,最早在这操场上玩这种把戏的,是彭真的小儿子傅亮。一个俊朗少年,虽比我低一年级,但已经身高一米八,还有一位跟他高矮差不多的同伴,当初,两人轮番飞上飞下。“五一六通知”一下来,这两位立马不见了踪迹。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你塌了,他盖。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四中操场上的车技表演换了新人。飞车之外,又有了倒骑车的——一位白白胖胖的大个子,戴副白眼镜,穿件大窟窿小眼的白背心,扣着一顶破帽子,面朝车座,坐在车把上,歪歪扭扭地倒着骑过了半个操场。

说到骑车,不得不说说当年的永久十三型锰钢车。四十年前,自行车堪称大件,有一辆自行车的年轻人,其自豪感丝毫不亚于当今拥有一辆小汽车。而如果拥有一辆锰钢车,那牛B劲就仿佛当代人有了一辆奥迪、奔驰或宝马。锰钢车跟一般自行车的区别一眼就能看出来,一般的车的车后架跟车身一个色,都是黑的,造型粗笨。锰钢车的车架子是电镀的,设计精巧。一般的车,无论男女,车支子都是一个黑乎乎的铁支子,车子一走,那支子就在车轮后头吱呀吱呀地哼哼。而锰钢车是电镀的单支架,轻便灵巧,骑起来绝无声息。更撩人耳目的是它的车铃,只消按一下,就会发出一连串清脆悦耳的铃声。

当时,骑锰钢车的,大都是红卫兵。他们的时髦做法是把车座拔得老高,以显得他们行高于众。那时北京的街上,时常可见三五成群的“锰钢族”,他们“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

班上的同学无形中分成了三类,部长之后、将军之子、大使之嗣以及革军、革干、工人之嫡脉属“红五类”。如我一般职员家庭出身的,属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中所说的“麻五类”。“黑五类”似乎也有,但人数寥寥,且没有揪出来示众,所以谁也不知道。这大约应该归功于我们班红卫兵的德政——他们似乎信守着“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对同班同学采取不打、不骂、不理的“三不”政策。尽管如此,你仍旧会从空气里感受到他们的特权和高高在上——走廊里本来不准骑车,可是他们来往飞车,和他们迎面相遇,他们好像没看见你,而把目光投向你肩膀后面的什么地方。

我当不了红卫兵,但这并不妨碍我跟着同学去北大、清华抄大字报。不妨碍我被派往别的中学送喜报,也不妨碍我参加新四中公社举办的批斗大会。甚至,我还跟着班上的红卫兵参加了一次抄家。

那家住在护国寺,据说是资本家。是派出所提供的信息,还是同学的举报,抄家是校文革会指派的,还是班上的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我统统不知道。我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

那是一个不大,且不很规整的院子。被抄的一家住的是东房,房主是一个高而胖的老头,红卫兵喝令他在院子当中跪下,他不想跪,头上马上就挨了几皮带,老头疼得咧嘴,一手护着脑袋,一手扶着地,笨拙地跪下。一个瘦小的妇人,大概是他老婆,顺从地跪在他旁边。我跟着小将们进了屋,颇有些狐假虎威的味道,屋里没有什么特殊的陈设,所有的家具都很普通,窗下是桌子,桌边是缝纫机,一张双人床,床架子是铜的,床边立着一个一人多高的红漆柜子。工人出身王×,鼻翼一鼓一鼓的,果断地打开了衣柜,衣柜里面分上下两层,王×从上层开抄,颇有经验地把杂物扔到床上地上,柜子后面出现了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有手表,有首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细软了。然后,他又转到下层,当那里的杂物扔光之后,柜壁处摞了几个纸包,打开,一叠叠捆得整齐的崭新的人民币。大家欢呼起来。王×拿起一叠钱,高声宣布:看,资本家剥削的证据!

东房抄完了,转战北房。这是一间不大,堆满了杂物的凉房,没想到,这里面居然藏着几十箱子肥皂——大概这位资本家以前是做肥皂的。

抄家是中午吃完饭进行的,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三点钟,人们用平板车满载着“胜利果实”,拉回学校。四中操场的东侧有一间堆放体育器材的大房子,那是抄家物资的集散地,四中红卫兵总部掌管着这间房子的钥匙。

就在我抄别人家的时候,别人抄了我爷爷奶奶的家。

那是男三中干的。事情是前院的老吴家引起的,老吴家是地主,怕被抄,让他家的长子,一位41中的高二学生将家中细软转移到亲戚家去。不想弄巧成拙,招来了男三中的红卫兵。在他们到这个院子抄家之前,丰盛派出所又给他们提供了情况:这个院子里谁是资本家,谁是地主,谁是旧军官,谁是小业主。拿着这个“黑名单”,小将们来了个“聚而歼之”:老吴家被抄被打,不在话下;老崔家也被翻了个底朝天。

我爷爷奶奶叨陪末座,跪地陪斗。家,当然也被抄了,不过小将们斩获不多,上天入地翻了半天,只找出几枚“袁大头”、一付麻将牌、两个网球拍。他们来晚了一步——我爷爷奶奶未雨绸缪,一个礼拜之前,就把家中的古书、细软,烧的烧,毁的毁,扔的扔。数年后,我奶奶跟我说,唉,知道你爱读书,当初藏起来就好了。你爷爷胆小,几天晚上不睡,生生地用手把那些古书一页页一张张地撕,撕了好几天。都撕成指甲盖大的碎片,混在煤灰里倒了。

那可都是明代的木版书呀!

后来,我还是从老人处继承了几本线装书——增像绘画镜花缘,绘像增批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这都是我奶奶爱看的书,她把它们藏到了破花盆底下,躲过了一劫。

那时我妹妹住在爷爷奶奶家,她刚上小学五年级。抄家之后,她就像受了黥刑,天天背着“狗崽子”的罪名上学下学,走过我爷爷奶奶扫的街道。革命改变了她的人生。

抄家的第三天,我和我爸爸去看爷爷奶奶,我说了一句话:“没想到,红卫兵的烈火烧到了咱们家!”我爸爸压低声音申斥我:“小点声,别让人听见!”

说实话,我们全家都应该感谢男三中的小将们,感谢他们没把我爷爷奶奶打死。我们还应该感谢丰盛派出所的人民警察,他们采纳了苏家屯拒绝接收的意见,没把我爷爷奶奶押回原籍。

那时候,打死人在北京是家常便饭,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女三中的校长沙坪,女十一中的体育教师哈庆慈老师,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在8至9月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卫兵小将仅在北京就打死了1772人,而赶回老家者则达十万之众。

四中没有打死本校的师生,但是打死了从校外抓来的人。北大教授印红标撰文:“在1966年8-9月红卫兵暴力盛行时期,有一些校外的市民被押到四中,遭受校内外红卫兵的殴打,有人因此死亡。关于被殴打折磨致死的人数说法不一。据刘东回忆说,他亲眼目睹有好几人死在关押之处。其他一些校友听说被打死一人或者三人。文革暴力是四中历史上耻辱的一页。”(印红标《北京四中文革初是否有学生被打死》,载《记忆》第52期)

在驱赶四类分子方面,四中也有贡献:“在中央文革、‘首都工作组’的指使纵容下,水电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于1966年8月23日率先发出了《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通令。8月24日,四中文革会呼应,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名义发出《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命令‘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一位90后的四中校友在写下上述文字之后,不乏揶揄地问道:“不知这张传单是否也该收入四中百年纪念文集?”(水流云在《北京四中在一九六六》,载《记忆》第52期)

在这个饱含反讽的问题后面,隐藏着这样悲惨的事实:文革中,四中有四位教师自杀,其中有一对教师夫妇——数学老师苏亭午和地理老师汪含英。因苏做过前政府的“国大代表”。文革伊始,即遭批斗,夫妻双双被剃了阴阳头。他在棉花胡同的家被抄后,又遭封门。这对老夫妻只好栖身于四中的一间小平房,在这里,他们遭到了红卫兵没完没了的侮辱、批斗和打骂。两位六十开外的老人,逃到东北投奔其子。哪知道他们的儿子也成了牛鬼蛇神。二人返回北京,到香山仰药而死。

苏老师的学生、四中校友、前北大数学系教授徐明曜告诉我,苏亭午与刘景昆、张子谔并称“数理化三老”,在业界声望卓著。他每次讲课,教育局都来录音。文革后,四中给刘景昆、张子谔塑像立碑,苏亭午却无人提及——在主流的辞典里,自杀是对党对政权对人民的消极对抗。

四十年后,这段历史在主流那里彻底消失了。曾几何时,红色恐怖笼罩的西城化为这样的美文:“况乃躬逢盛世,露凝河晏,百年积秽,一朝涤洗。仁披九州,德风八极。运鲁班之斤,建万人欢聚会堂;尽百工之力,兴千秋高歌殿宇。揽五云乎春明,迓万宝于首邑。雨晹应期,民丰物殖;苍龙夭矫,凌乎太虚。”

上述文字取自《西城赋》。2007年12月2日有司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以此赋为中心的“书法、美术、摄影展”。某校友告我,此赋作者是当今的成功人士——原高三的王学长,鲁迅文学院的副院长,评论家、散文家、城市文化史学者。

一提起成功,就不能不想到失败——我们班的刘顺福是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因为他老爸当过国军连长,先是家被抄,随后被赶回原籍,而在没赶走之前,他在垃圾站捡破烂。这是我知道的他在人间的最后信息。此后几十年,初二四班的同学见面多矣,大家交流着各种信息:谁拿了博士,谁在国外定居,谁混上了司局级,谁发了财,谁停妻另娶……却没有一人提起刘顺福,一个曾在小学当过大队长、班主席,曾在四中的课堂上惹人发笑,最后因“狗崽子”被逐出北京的同窗。好像他不曾与我们同学,好像他与四中无关。

1957年,北大划了700多名右派(《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中有两个数字,一为715,一为716),20多年后改正。北大对当年的受害者、死难者没一句检讨没一句安慰,甚至连“中国圣女”林昭的铜像都不敢收。当年物理系的学生,被划为“极右”的谭天荣痛斥北大没有母仪。呜呼,天下没有母仪的母校,又何止一个北大!

我爱我的爷爷奶奶,可是我不敢去看他们。有几次,去爷爷奶奶家,刚一进胡同口,就看见胡同尽头的拐角处,一个矮小干瘦的老妇人在扫街,她身上围着的那件打了补丁的蓝围裙告诉我,这个老妇人就是我奶奶。一个骑车的年轻人从她身边经过,朝她吐了口唾沫,还骂了一句什么。我不敢看奶奶,赶紧进了院子。

《西城赋》颂扬西城的胡同:“百花深处杏花天,其称大雅;砖塔胡同幽思邈,几近八百年矣。”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砖塔胡同的灰墙上,出现了一行一点也不雅的文字:“臭地主,×你妈;老子令你滚回家!”——本来派出所是打算把我爷爷奶奶遣返回老家的,可是东北老家的大队支书坚决拒绝接收,派出所只好作罢。十年后,在房管所退还爷爷为自己房子交的房租的那一天,爷爷告诉我,老家的那位大队支书,曾经托人给他捎话,让他安心在北京住着,那边有他顶着。这位支书的胆魄让我惊异,爷爷解释说,这位支书在土改时,是屯子里的贫协主席,苏家屯土改前,就是他跑到沈阳,告诉在银行做事的爷爷,赶紧逃走——别的屯子乱抄乱打,死了人。这位贫协主席为什么如此丧失阶级立场呢?因为他还保留着记忆,他知道,从沈阳通往苏家屯的电线杆是我爷爷立的,通往各家的电线是我爷爷拉的,屯里的压水井是我爷爷出钱打的,通往沈阳的路是我爷爷修的,毁于战火的族谱,是我爷爷挨家挨户地调查,亲自补写的。

像我爷爷这样的人,按传统的说法,叫积德行善。按延安的说法,叫开明士绅。按新时期的说法,叫慈善家。而按毛时代的说法,叫“黑五类”。1948年,我爷爷奶奶抛家舍业,避难首善之区,其心情大约也只有龙应台笔下的那些逃台者可比。建国十七年,他们苟全性命于盛世。但是,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革命来了,年逾六旬的他们只能下跪、扫街、挖沟、脱坯,修防空洞。

“须知人之所以生,要以自食其力为本根,以协同尚义为荣卫。所贡献于群众者不啬,斯群众之报施我者必丰。藉势倚权,常与祸构,不可为也。”这是北京四中第一任校长王道元的“训诫”。天下事并非像王校长说的那样。藉势倚权,到今天也没有什么祸。不啬于贡献于群众的,得到的报施就是被抄被打。

前院老吴家更惨,全家被赶回了原籍,其父回乡后,没几天就被折磨致死。崔连生一家复巢无完卵。前院后院一片萧杀,没人再跟我下棋。

“红八月”之后,那些以残杀弱者为英雄的时代骄子,多遭灭顶之灾——其老爹老妈成了走资派、叛徒、特务。“红五类”变成了“黑九类”。“出身论”深得人心,“血统论”丧魂落魄。西纠解体,联动被抓,“老兵”中的强硬派发出誓言:二十年后还是我们的天下。四中的教学小院贴出这样的诗作:

遥忆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
如今再看送果人,手铐脚镣把牢坐。

要学越王十年训,卧薪尝胆灭吴国。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礼堂里传出一阵阵歌声,老兵们要用歌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表达忠心和不满。在文革中最活跃、最狂妄、又最富才华的高一学生刘辉宣担任合唱队的指挥,那歌词通俗上口,至今还有几句在我心中萦绕——

红卫哪战士响个当当,
手中有笔又有枪。
钢枪铁笔保哪个?
艰苦奋斗为哪桩?
不为名来不为利,
不保爹来不保娘。
跟着中央军委走,
老子的后台硬梆梆。

刘站在台前,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歌声在四中校园里荡漾。

孤独与自卑笼罩着我,我放弃了免费大串联,躲进了鲁迅的书里。

鲁迅的书不好懂,但是耐读。我尤其喜欢读它的注释。看到《两地书》的时候,我萌发了一个念头:编一本鲁迅语录。于是裁了白报纸,钉成一个个本本,用牛皮纸做成封皮。上面写上四个艺术体大字“鲁迅语录”。

一天晚上,正当我抄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上高三的大姐从外地串联回来。她虽然不是红卫兵,可比红卫兵还激进。一看桌上的那几个本本,登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哇,你不串联,不革命,躲在家里干这个!”

我急了:“干这个怎么啦?”

“怎么啦,革命不允许!”

“凭什么不允许?”

“只有毛主席才能有语录!”

我们大吵,大姐一摔门走了。临走撂下一句:“就欠让红卫兵好好教育教育你!”

大姐一走,老爸吓坏了:“你姐要是叫来红卫兵怎么办?你爷爷奶奶家刚抄了……”当天夜里,我把这些本本包起来,从里屋藏到外屋,从洗手间换到厨房,最后放进了装煤球的灰箱子。

惴惴不安地等了几天,红卫兵没来。我又继续这个大工程。所不同的是,每天都把抄好的那个本本东掖西藏。大概干到第十卷《两地书》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极痛苦的发现——外屋的小书架上,竟立着一本1950年出版的《鲁迅语录》。编者宋云彬,竖排,分上下两编。上海联益出版社。细细一比,我辑录的好多语录都在上面。我的积极性受到重创,抄好的本本也不再藏来藏去。三十多年后,我跟大姐说起这件事,她居然问我:“是吗?有这事?”

鲁迅看完了,我就跑到文津街的北图阅览室看《守常文集》、《沫若选集》,装模做样地捧读那精装的大厚本,很觉得自己有了学问。可是不论是李大钊、郭沫若,还是后来的高尔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都比不上鲁迅给我的影响。下乡插队时,四中高三的老大哥、胡风的公子张晓山成了我的朋友,他给我一个评价:你小子喜欢冷眼看人。

学校也还是去的,只是蜻蜓点水——操场上空荡荡的,既没有英俊少年玩飞车,也不再游斗牛鬼蛇神。革命似乎连篮球都革了。教室里一付破败模样:一辆破自行车立在讲台上,黑板上写着“新四中公社万岁”。几个同学坐在课桌上,足蹬椅背,天南海北地神聊。有人在走廊里喊了一声,一辆瓦蓝的26女车从门口掠过。

从聊天的同学那里知道,四中出了两派,一派是四三派,一派是四四派。我对哪一派都没兴趣,但从感情上倾向于“四三派”。因为它批对联、反联动。这一派的组织叫“新四中公社”,我们班不少人都参加了。在同学的撺掇下,我也成了“四三派”,得到了一个很像样的“新四中公社”的袖章,而到了这时候,红卫兵的袖章也大大贬值,我用一枚像章就换了一个。

四十年后,这个袖章派上了大用场——2010年5月,严正学为林昭、张志新塑像,林像的底座是一个高一米八的长方形铁架。严想用树脂将小红书、红卫兵袖章和毛像章固定在铁架子的底部。为了省钱,他来找我,我把这些东西给他找齐了给他送去,他看见那个袖章不胜欣喜,问我怎么舍得。我说,这是它最好的归宿。

“新四中公社”出了一份小报,看了北岛的《城门开》,才知道这小报上的雄文大都出自高三的张祥平之手。而这位当年鼓吹“英雄的革命造反”的笔杆子,后来成了孔孟的信徒。九十年代中,他写了《美好的中国人》。《华声月报》的老总,我的同窗范东生将其选摘入刊。张祥平对“中华文化造福世界”的沉溺和推崇,遭到了我和旅丹(麦)博士周一云的痛击。在我们看来,他跟鼓吹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梁启超,奢谈东方文化雄霸世界的季羡林一路货色,都属于脑子进水的主儿。

然而,1995年夏,当我跟范东生拜访这位孔孟之徒时,同情、敬佩之心却不期而至——一室两间的房子,灰暗而逼仄,几件破旧的家具,在衰朽之中展示着主人的困苦。尤其是这位老兄的床,让你不能不想起“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曹雪芹,想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它居然是一个架在砖头上的几块木板。好在这位学长还有农业大学的薪俸,不至于“举家食粥”。

十四年后,我在《记忆》上读到了一90后的四中校友的大作,文末历数四中出的人才——那些达官贵人们。我很想告诉他:当官可能是个人的成功,但一定不是教育的成功。尤其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因此,我宁愿把张祥平列入四中的才俊之中。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面对盛世的喧嚣,物欲的腾飞,张先生平和淡定,叩学问道。他算不算中国的脊梁暂且不论,至少其埋头苦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堪为四中人的榜样。

大约是1967年的春天,上边给四中派来了军训团。一个姓杨的排长整天领着我们在操场上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这要是让北影人知道,一定会大吃一惊——名导演凌子风给牛鬼蛇神们整队时,吓死了也不敢喊“向右转”。要转到右边去,就得向左向左再向左。四中的教育,看来确实优胜,居然没有一个学生听到“向右转”就会想到转向了封资修。

当然,优胜还不止于这一点。“新四中公社”的创始人王祖谔对此有过论证:“四中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才华出众且绝大多数颇具‘绅士’风度。在那个‘横扫一切’、‘彻底砸烂’的疯狂时期,四中的领导和一些教师,尽管也受到过冲击和斗争,但没有被过分地虐待;学生队伍,尽管被意识形态严重撕裂,但从未发生过群体间的武斗;较之大多被严重损毁的学校而言,四中校舍,包括楼前的果树都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那时的我们,包括老红卫兵在内,在进行激烈、亢奋的斗争时,显然都没有忘记‘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古训。这一点看似淡而无奇,但我认为,它恰恰展现了四中学生群体的良好素养,展现了学校育人的成功。”(《在阶级斗争最狂热时期,我们曾奋力追求平等》,载《记忆》第52期)我对王祖谔当年的壮举充满敬意,但是,对这番评论不敢恭维。不必说那些死于四中老兵手中的外校人,不必说那位打掉牟志京的门牙的好汉,更不必说8·4大游斗,以及游斗后逼着那些老师为红卫兵歌功颂德。仅就上述说法而言,就是四中教育的一大失败——四中人对十七年的教育缺乏真正的认识和反省。

话扯远了,再说军训。军训带来了“复课闹革命”。“复课”是哄人的——没有老师教,复什么课?而“闹革命”倒是真格的。用当年的团支书,后来的史学博士管宁的话说:“就是跟着最高指示走。批了这个批那个,反正‘闹’就是‘革命’。”(《复课·批黑教材·“反动权威”吴晗》,载《记忆》第52期)如此一来,我去学校的兴趣锐减,整天看书又有点烦,幸好我家离玉渊潭不远,到那里的八一湖游泳成了消磨时光的好办法。

那时的玉渊潭空阔寂寥,游人不多,死人常见。水闸前漂浮物中的溺死者,南岸石阶旁泡得发白的尸首,北岸树林里破席子掩盖的遗体,我见到过不少。有一次,我跟弟弟夜游玉渊潭,在岸边的树林里,一连踩了两具尸体。吓得我们跑出了老远,才停下。

比死人更可怕的是活人。那是9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游累了,穿上衣裤回家。走过树林的当儿,突然冲过来五个女红卫兵,她们上身是旧军装,下面是或黄或蓝的裤子,头梳刷子,足蹬凉鞋,袖子挽得老高;三位跨在锰钢车上,两位站在旁边,手里拿着钢丝锁,把我围在垓心。

我本能地把鸭蹼放到身后——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

我的动作惹来了一阵讥笑:“瞧给他吓的!”“嘿,姐们儿不要你的鸭蹼,就想跟你借点钱。”

“我……我没钱。”

“粮票也行。”

“我也没粮票。”

“姐们儿不要你的,是跟你借!”

“借?……我没有。”

跨在车梁上的高个子说:“真他妈的抠门,你有鸭蹼,肯定有钱。”

拿钢丝锁的问:“你是不是铁道部的?”

“是。”

“走,上你们家玩玩。”

要是让这帮人知道我们家,那还得了!我站着不动,紧张地想着对策:把她们带到23栋去,我小学同学家?不行,还是到40几栋好,那里地形复杂,乘她们不注意,逃走……

大概她们也觉得到我家有点冒险,又回到我身上打主意:

“嘿,你的裤兜里装的什么?”

我把两个裤兜都翻给她们看。左兜里有把钥匙,右兜里有半张小报。一个女生把小报拿过去:“新四中?你是男四的?”

“哼。”

“你认识刘辉宣吗?”

“认识,他是老兵合唱团的指挥。”

这领头的女煞星突然改了主意:“算了,咱们走吧。”

说完,一挥手,那三人骑上车,没车的两位跳上车后座,扬长而去。

直到这五位女劫匪消失在小树林的尽头,我才松一口气。但是,我还不敢掉以轻心,一路上,东张西望,唯恐带上尾巴。

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会突然对我高抬玉手?是威震北京的刘辉宣起了作用,还是四处歌唱的老兵合唱团起了作用?无论是什么,反正都属于四中。没想到,四中还有救人于危难的功效。

据说,江泽民1995年视察四中时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到这里来,真是三生有幸。”四中凭什么让人“如雷贯耳”呢?首先是它的升学率。百年四中,除了日本占领的沦陷期和废除高考的文革时代,其升学率始终居高不下:清华北大复旦南开,国内重点不在话下。近年来,就读香港,负箧欧美,已成新潮。其次,四中的“如雷贯耳”还因为它出了很多名人,从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到封疆大吏薄熙来;从光大集团董事长孔丹到社科院院士张晓山;从作家部长王蒙到“心灵鸡汤”的烹饪者于丹……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这是四中的成功。然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选择、歌唱和校友的反应,在无意之中披露了月亮的另一面。

2011-6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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