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胡适与江冬秀在台大医院病房。
近日，读钱之俊《钱钟书手札中的“酷评”》一文得知，汪荣祖、钱学新著的台版书《槐聚心史：钱钟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颇具史料价值。据此书披露，1980年代，钱钟书曾两次对汪荣祖谈及与胡适的三次见面的情形，曾言“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
将其品格列于鲁迅、蔡元培之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众所周知，才华横溢的钱钟书向来眼高于顶，对很多前辈先贤，他多有犀利的评论。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曾评价清华大学外文系几位老师曰：“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由此可见钱钟书青年时代的狂傲之气。
对于钱钟书这些评价前辈先贤的话，很多人为尊者讳，否定钱钟书说过这话。此举大可不必，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言：“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犹狂是没有头脑。”青年钱钟书恃才傲物，正是他的个性。对于天才人物，狂言呓语是加分项。
到了晚年，在月旦人物时，钱钟书虽不复年轻时犀利，但也往往指出不足。既然善于臧否人物的钱钟书在评价前辈先贤时多犀利，为何对胡适的品格却评价如此之高呢？这似乎与父亲钱基博对胡适的认识不太相同。
1932年，在给钱钟书的信中，钱基博曾言：“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由此可见，钱基博对胡适、徐志摩等新派人物，还是有些看法的。
钱钟书对胡适评价甚高，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源于胡适的婚姻，二是源于胡适的思想价值理念。
先说婚姻。钱钟书自己的婚姻是非常稳定的。我们可以说钱钟书是才子，但“风流”两个字与钱钟书无缘。他跟杨绛善始善终的婚姻，是文坛佳话。在评价一个人时，钱钟书是很看重个人私生活的。钱钟书对鲁迅有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鲁迅的婚姻。
1985年，在给李国强的信中，钱钟书曾说：“三年前鲁迅纪念时出版之传记，即出敝所人撰著，中间只字不道其原配夫人，国内外皆有私议而无声言者。”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钱钟书对鲁迅研究界的态度，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未免太为尊者讳了。由此也可以看出，至少在钱钟书看来，鲁迅对待朱安的所作所为，是不太合理的。
同样是小脚太太，江冬秀的命运就迥然不同。唐德刚曾评价江冬秀是传统中国社会中最后一位“福人”。当留学归来的留学生纷纷抛弃自己的小脚太太时，胡适坚持履行婚约的行为，在老派文人看来，是很值得敬佩的。
1921年8月30日，对于胡适的婚姻，高梦旦曾与胡适有过一番谈话。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他(按：即高梦旦)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敬重我，这也是一个条件。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
其实，在婚姻问题上，受其父钱基博影响，钱钟书所奉行的价值准则，与高梦旦等老辈文人相似。他对胡适不背弃旧婚姻的所作所为，非常钦佩。这或许是钱钟书对胡适评价高的一个原因。
婚姻之外，思想理念的契合应该也是钱钟书敬佩胡适的一大原因。在给汪荣祖的信中，钱钟书曾提到这样一件事：“合众图书馆主人叶景葵先生请博士(按：即胡适)在家晚饭，弟与郑西谛先生皆被邀作陪，听其政论，后见Foreign Affairs(外交季刊)，渠发表一文，即席上所言也。”
钱钟书陪胡适吃饭，根据顾颉刚日记记载，是在1949年。饭局上，胡适发表了一番政见。后来钱钟书在Foreign Affairs看到的胡适文章，显然就是1950年胡适在Foreign Affairs所发表的《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这篇文章。
文中，胡适详细叙述了斯大林执掌的苏俄在远东所实施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对苏俄有过严厉批判。胡适对苏俄的这种认知判断，钱钟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赞同的。
钱钟书对苏俄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与乔治·奥威尔有关。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与《动物庄园》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影射苏俄，而钱钟书对这些小说耳熟能详。1950年代初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其夫人杨绛检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述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奥威尔对苏俄的批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钱钟书对苏俄的看法。而奥威尔对苏俄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又与胡适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苏俄观问题上，钱钟书与胡适应该是有共识的。不论是在1949年，还是到了1950年，在苏俄问题上，不论形势如何变化，胡适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也许这一行为，在钱钟书看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49年胡适在上海筹备《自由中国》杂志的时候，钱钟书也曾被列入《自由中国》的撰稿人行列。从这一细节，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适与钱钟书在当时的思想倾向上还是比较一致的。
不论在婚姻问题上，还是在政论问题上，胡适的所作所为，都可谓是从一而终了。这或许就是晚年钱钟书对胡适评价比较高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