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泰国曼谷。当我们一爬上吉普尼车，司机就打量着我们。我的研究助理是一位健康的以色列小伙，所以，想必我就是那个有钱的家伙。司机用蹩脚的英语问我“要女孩吗？”不，不要女孩。带我们去……“人妖表演？还是看搏击？”
不，不要人妖，不要搏击，谢谢。我可能是个大腹便便、浑身是汗的中年白人家伙。但我来到这里，其实，是要去会见一名来自中国的女子，她将要告诉我她所遭受的屈辱、酷刑和虐待的故事。在采访了约50名曾被关押在中国劳教所里的难民后，我甚至都不会去仔细倾听了，这真是让我汗颜。
我来到曼谷，是因为受到北京镇压的法轮功学员在逃离中国后往往会南行。那些没有护照的人乘摩托车抄小路通过缅甸。一些人被联合国案件处理人员问话，但极少人受到过媒体的采访。在摆脱了中国的劳教所后，他们极度渴望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一条后巷里我见到了这名中国女子，我打算把问题避开她想要跟我讲述的——迫害和精神上的事物，而是问她一些或许还能勉强记得的经历：譬如一次扎针、腹部周围的检查、一次X光检查、一个尿样这些为了摘取囚犯器官所做的医学检查。
我对在中国摘取囚犯器官的探索始于一年多前，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家社区中心听一位来自中国叫王小华（音）的中年男子讲述。他看上去很普通，说话轻言轻语，只是头上有紫色的色块延伸到额头。
他回忆了一个场景：大约有20名男性法轮功学员，面向冬季里空旷的田野站着，两侧有两名武装警卫。警方没有把他们带去挖岩石或是撒肥料，而是把他们集合起来，做了一次“远足”。感觉就像是过节。其中大多数的囚犯，王从来没有见过。这是在云南第二劳教所，当局精心地把被拘押的法轮功学员分散关押，使每个监室里的法轮功只是少数，这样那些惯犯可以“修理”他们。
法轮功学员被禁止公开交谈。当警卫示意他们开始走时，王觉得他们就像一个在迁移的牛群。他低着头，看着红色的泥土夹杂着稻草和人的粪便，延伸到地平线上的荒山。
20分钟后，他看到远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结构——也许是一家医院，他想。2001年夏天，在中国的南方气候酷热。他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工作了几个月后，被剃成的光头已深度感染。也许现在好些了，也许是因为已经习惯了，近来当他醒来的时候，只是注意到自己腐烂的头皮暖暖的，散发着恶臭。
王打破了沉默，问其中一名警卫，前面的是不是一座兵站医院。警卫答道：“你知道，我们有多么关心你们，所以带你们来做体检。看看党对你们有多好。通常情况下，在劳教所里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事。”
在那个设施里，法轮功学员一个个排队，被抽取了大份的血样。然后是取尿样、心电图、腹部的X光检查和眼睛检查。当王向医生指着他的头时，那医生嘟囔了几句，说正常，就示意检查下一个。走回劳教所，他们松了口气，甚至对整件事还感到有点骄傲。尽管他们遭受了所有这些折磨和残酷的条件，当局将会被迫看到这些法轮功学员是健康的。
他们从来没有获悉过那些医疗测试的结果，王说。他的脸上突然禁不住浮现出一丝笑意。他活了下来。
我在2007年就与王交谈过，当时是为了写一本关于法轮功抗争中共当局镇压的书，因此我采访了100多人，王就是其中之一。我并非第一个采访他的人。加拿大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其2006年发表的《调查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中也概述了王的案例。
通过对王的采访，我对其他已经对此做过广泛研究的人脱帽致敬。我过去不曾预期王的这种遭遇模式会在我的采访过程中反复出现。但是我错了。
在1990年代后期，法轮功在中国广受欢迎。出于各种原因——也许是因为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也许是因为（六四）天安门的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或者是因为突然间出现7000万人似乎在寻找一种回天的路，而不是钱——党决定要铲除。在1998年，党悄悄地吊销了那些炼法轮功的人的商业执照。在1999年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没收资产和酷刑。然后，从2000年开始，随着法轮功人士以更加公开的活动来回应当局的镇压——如到天安门广场上抗议，他们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开始攀升，到2005年升至约有3000人被证实因酷刑折磨、处决等原因死亡。
在中国的刑罚系统里，据说在任何时候都关有10万法轮功学员。就像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数字，这些都是粗略估计。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失去了控制。逮捕、判刑以及任何发生在拘留中心、精神病院和劳改营的事，都没有遵循任何既定的法定程序和约束。
作为消极的抵抗，或只是为了避免给家人带来麻烦，很多法轮功学员开始不对警方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家庭所在地，只是称自己是“大法弟子”。对于这些无名氏，他们的家人无从找到他们，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记录。
在2006年初，从中国的东北传出了首个关于大规模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当手术切取他们的器官时，这些囚犯还活着，当然这些程序最终杀了他们。这些指控在人权界掀起了一场静静的风暴。然而，该指控并不牵强。
曾建立劳改基金会的中国异议人士吴弘达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中共当局在处决死刑犯后，向中国人和外国人售卖他们的肾脏、肝脏、眼角膜和身体其他部位，只要付得起钱。这种做法始于1980年代中。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首创了使用抗组织排斥的药物，这种买卖得以发展。由军队运营的摘取器官的流动面包车经常停在刑场外，以确保军队的医院能最先挑选。这并非头等秘密。我曾与中国一名前任警察交谈，他来自农村，因为一名被处死的男子的朋友请他帮忙，于是他打开过一辆这样的面包车的后门，拉开尸袋的拉链，看到那具尸体的胸部已被掏空。
安排患者到大陆接受器官移植的台湾医生们称，大陆没有对器官移植系统的监督，没有器官和捐助者病历的中心数据库，没有对减少其中医疗利润的限令。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新鲜的肾脏可以卖6.2万美元，中国有哪家医院会浪费他们可能弄到手的任何一具遗体呢？
然而，最初引发怀疑论者最多火力的是在人还活着的时候摘取器官的指控。任何医疗专家都知道，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不太可能会去拒绝一个活体器官，而任何的移植经销商都会确认这一点：买家愿意付更高的价钱购买一个活体器官。直到最近，大量的中国移植中心在其网站上公开标榜使用的是活着的“捐献者”。
下面这点可以有助解释：在中国，法律不承认脑死亡，只有当心脏停止跳动时才被视为确实死亡。那就意味着，医生们可以在犯人头部中枪后，在其心脏停止跳动前手术摘取器官。或者是他们可以施行麻醉，取出器官，当操作接近尾声时，注入一支让心脏停止跳动的药物——这是最新方法。不论哪种做法，该名犯人被处决了，摘取器官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事实上，据我最近交谈过的医生介绍，他们都深谙目前在大陆的这些做法，从死刑犯执行过程中活体摘取器官是“常规做法”。
当法轮功提出这些指控时，问题来了。出于不同的原因，在西方，那些遭受迫害的难民们的可信度在西方常常遭到质疑。在1939年，一名英国外交部官员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礼貌地形容说也许犹太人并不都是完全可靠的证人。在大跃进期间，来自中国大陆瘦弱的难民涌入香港，抱怨荒废了的村庄和自相残杀。冷静的西方记者们以为这些是主观偏见，忽略了这些指控。
于是，当法轮功披露了一名外科医生妻子的证词，称她的丈夫曾在中国东北苏家屯的一家医院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了数千个眼角膜时，该指控遭遇到异议社会的谨慎怀疑，除了《标准期刊》（The Weekly Standard）杂志和《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几乎整个西方传媒对此沉默。
随着法轮功的委员会（译者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进入了全面的调查模式，加拿大律师乔高和麦塔斯在其报告中收录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包括与中国医生的电话录音文稿，这些医生证实了他们的器官来源者是年轻健康的人，炼法轮功。还有来自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写的被拘押经历的书面证词，而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爆炸式的发展正好与对法轮功监禁率上升相吻合；在中国，国际客户等待一个匹配的器官有的仅需1周。而在大多数国家，患者需等待超过一年。最后，乔高和麦塔斯比较了在中国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根据国际大赦组织，这基本不变）。它留下了在跨越5年的时间段里，有41,500个器官无法解释来源。
该报告从未被逐点反驳，但人权活动者大多都保持一定距离。批评家们曾暗示这些讨论是否站得住脚。北京当局亦是如此：2005年中国政府刚刚承认从普通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而就在北京不出意料的否认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后，2006年7月突然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未经“捐献者”同意销售其器官。
这里发生了三件事。器官供应收紧了，价格翻了一倍，而移植在继续。从中国的一份报告发现，被移植的肾脏中，只有1.5％的肾脏来自亲属的捐赠。那些被贩卖的器官一定来自于其他地方。
事实上，整个调查（译者注：本文发表时间为2008年）必须被理解为仍处于早期。我们真的不知道其规模，及发生了什么。想想1820年，当时一些医生、科学家和业余化石探寻者试图找出一堆脱节的白骨是什么东西。22年过去了，才有一名英国古生物学家创造了“恐龙”一词，关于这些灭绝了的动物的现代研究才真正获得重视、展开。我们仍在等待，哪怕一名曾从活着的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医生在大陆站出来。在此之前，的确，我们甚至连恐龙的骨骼都没有。但是我们有痕迹。这里是我的一些发现。
口齿伶俐的曲阳瑶（音）是专业人士，拥有3个硕士学位，也是难民中最早描述体检“只检查器官”的人。她于去年逃到悉尼。2000年6月，她在中国遭到关押，由于拒绝签署“转化”声明，最终被关进了劳教所。尽管因为绝食抗议掉了些体重，她的健康状况相当不错。考虑到她的地位和教育程度，有理由要保持她的健康。中国警方也想避免犯人在拘禁中死亡——这会让他们少点文书工作，少些麻烦。至少，曲阳瑶（音）是这样认为的。
她当时是35岁。当警察把她和另两名法轮功学员带入一家医院时，她清楚地记得被抽了很多的血，然后做了一次胸部X光检查和腹部检查。“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只是摸不同的部位……腹部、肝脏。”她不记得当时有没有提供尿样，但医生的确用光照射，检查了她的眼睛，检查她的眼角膜。
后来，那名医生要她用眼睛追踪他所用的光吗？没有。检查了她的周边视觉吗？没有。那医生只是检查了她的眼角膜，跳过了任何涉及大脑功能的测试。就是这样：没有用锤子敲膝盖的膝跳反射测试，没有去摸淋巴节是否肿大，没有检查耳朵、口腔或是妇科生殖器—— 医生只检查了她的“零售器官”，没有检查别的。
在我们的采访中，我感到了一种无声的寒意爬上了脊柱，但是，曲阳瑶最初似乎没有注意到她对我讲述的这些当中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所展示的大部分受访者中，他们虽然知道有活体摘取器官的事，但他们并不清楚我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答案。
法轮功学员是禁止说谎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听到了一些。倒不是因为故意的，而是因为他们遭受过的创伤。刻意的扭曲，这极为罕见。为了谨防虚假的证词，最好的方法就是坐下来，做长时间的面谈。
我采访了15名曾被关押在劳教营或被超期拘押的法轮功难民，他们都经历过一些神秘的体检。我的研究助理Leeshai Lemish在挪威采访了戴莹（音），使得我们的采访人数达到了16人。如果这个数字看上去似乎很低的话，想想看能生存下来并逃出中国的难度。即便如此，有半数的法轮功受访者可以被排除在作为活体摘取器官的严肃候选人之外：他们要么太老，或是因艰苦的劳作身体过度受损，或因绝食过于瘦弱。有的人被用做药物测试。有的人接受过看似正常的全面体检。但即使这样，他们有时会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例如，居住在悉尼、60多岁的妇女林杰（音）报告说，在2001年5月，她被关押在重庆永川女子监狱，那里对100多名法轮功女学员进行了“全身检查，非常详细。他们还问了我们的病史。”然而，林杰发现自己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学员就配有一名警察看着”，护送做所有的体检，好像她们是危险的罪犯。法轮功学员是严格非暴力的。很显然，在中国的安全系统里有人非常紧张。
再说说40多岁现在在曼谷的女难民京田（音）。在2002年3月，沈阳看守所对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京田仔细观察着该过程。在9月份，当局开始给她们做昂贵的血液测试（这种测试在西方每项要花300美元）。京田观察到，每个法轮功学员被抽出的血液，被注满了8个试管，足够做先进的诊断或组织配型用了。贾夏蓉（音）——一名家庭背景与官场有联系的中年女犯坦率地告诉京田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有些老年官员需要器官。”
但在那年的秋天，京田在空气中感觉到了别样的东西：囚犯们是在半夜抵达的，天亮前就消失了。有前往象“苏家屯”和“医大（音）”这些“民防结构医院”的车辆，以及法轮功学员，他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
我们采访了近期抵达香港的一名30多岁的难民。因为她还有家人在中国，我们就叫她陈健生（音）吧。早在2002年，她发现了另一种模式。当开始抽血时，她说，“没有签署放弃修炼法轮功声明书的人都被做了体检。而签署后，就不会再有体检了。”
陈是一个“不可转化的”人。她不仅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还朝那些转化了的人大声喊话。陈每天被三次用药，可能是镇静剂，因此不排除在拿她做药物测试。然而当她继续抗拒时，警察说：“如果你不转化，我们会送你走。你所选择的是死路。”他们用了8天时间，努力说服陈放弃修炼法轮功，给她用酷刑。突然，那些卫兵令她写下自杀遗书。陈嘲笑他们说：“我没死，为什么要我签一张死亡证？”
主管人员带进来一组身穿白色制服的军医，有男有女。据陈说，劳教所的警察在这时候“害怕极了”。他们不停地重复说“如果你还不转化，等待你的是死路。”
陈被蒙上了眼睛。然后，她听到一位熟悉的女警的声音，请那些医生离开一小会儿。就剩下她俩时，那位女警开始恳求她说：“你就要没命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们一直在一起，现在至少还有点交情吧。我不忍心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的眼前被抹去了。”
陈继续沉默着。她不相信这位女警——为什么要相信她呢？在过去的8天里，她曾被挂在天花板上，被用电棍电，还曾喝过自己的尿。然后，陈注意到有东西滴落在她的手上—— 那名女警的眼泪。陈说，让我想想转化的事吧。“我要的就是这个”，那名女警说道……
这些受访的法轮功学员表现各异。陈不仅倔强，也年轻、漂亮、富有魅力。她在讲述她的故事时并不平静，她尖叫着，带着内心的愤怒。她最终签署了转化声明，为此她感到耻辱。
50岁的女难民戴莹（音）现在住在瑞典。在2003年开始的时候，在广东三水劳教所有180名法轮功学员被做了体检。在一通“党的特别关怀”的套话后，他们被做了X光检查，抽了大份的血样，还有心电图、验尿，然后“他们让我们背朝上趴下，检查我们的肾脏。他们拍打着，问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痛。”
就是这样—— 只检查器官，还有角膜。那时，戴莹被折磨得几乎失明，她清晰地记得这些。角膜是相对“小票价”的器官，每个角膜约值3万美元。到2003年，中国的医生已掌握了肝脏移植技术，一个肝移植可以从外国客户那里收取11.5万美元。
为了满足需求，需要有新的器官供应来源。方思忆（音）是在曼谷的一名40岁的女性难民。从2002年到2005年被监禁期间，她被反复体检。在2003年，她在吉林看守所被选出来做了特殊的测试。
方思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医生：“他们一到那里，就换上了劳教所的制服，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看上去像是军医。”
她记得，在吉林的检测远远更有针对性：“额外的检查只是验血、心电图、X光，没有别的。给法轮功学员和基督徒做的。”
“马三家的机密证人”还有家人在中国，所以为谨慎起见，这里只提她在曼谷，约40岁。她的经历把我们带入了我称之为2005年的“晚收时代”，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迅速弄去进行器官检查，然后立刻就消失了。当我问她，在马三家劳教所，是否有人真的接受过医学治疗，她立即回答说：“如果有人是用担架抬进来的，会得到粗略的处理。对于身体健康的人，做的是全面体检... ...他们需要健康的人，年轻人。如果你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阿姨，他们不会注意你。”
体检的时候有军事人员在场吗？“不需要。马三家非常接近苏家屯[医院] ——开车很快就到。如果需要谁，只要把他们绑起来，送过去......通常是夜间被带走的。”
于新会（音）被关押在广东的一所监狱里5年后获释。他在2007年给自己、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报名参加了一个中国旅游团的出国游。抵达曼谷后，他们逃到了基督教青年会，并向联合国申请难民庇护。30多岁的于新会，看上去结实强健。在狱中，他被反复体检，在2005年军事监督下完成了一个“只看器官”的体检。
对于我问的问题，他从来不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谜：“在监狱里，活摘器官是常识......即使还没死，器官已经被预订了。”刑事犯嘲讽法轮功学员说：“如果不按我们说的做，我们就会把你折磨死，卖你的器官。”这听起来就象是一个愚蠢的游戏，但每个人都知道存在一个真实的名单：像法轮功学员这样的囚犯有个被带走的年度计划。于新会知道哪个月有巴士会到达，它们会停在院子里。他在谷歌地球上给我看了那个确切的位置。
在2006年3月，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浮出水面时，于新会仍蜷缩在监狱里。他清楚地记得，在2006年5月恐慌性地带走了一大批的囚犯（也许是400人，包括法轮功学员）。“这很可怕”，于新会说，“即使是我也被吓坏了。”这个时机是一致的：所有那些坏的广告，大陆医生暗示与出售器官存在密切的业务联系，都恰好是这个时候。
到2007年，人们的共识是中国政府停止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以避免在奥运会前再度出现令当局尴尬的新的披露。所以我最后的这个案例必须被视为在这个时间的边缘，经历了一次全面的体检后……就由您自己来判断吧。
48岁的刘贵福（音）最近才抵达曼谷。2007年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她受到了一系列全面体检。她也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可能被用了药。
但她清楚地记得：单单在一个月里，对她进行了3次尿检。她被告知到医院前要喝水并避免排尿。这是为了测试糖尿病或是药检吗？不能排除在外。但这无法对肾功能做出评估。在同一个月里，她三次被抽取了大份的血样。是劳教所关心她的健康吗？还是关心她某一个器官的健康？还是某个器官与一位高级领导或富有的国外客户匹上型了？
肯定有几百甚至几千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被编号识别。我曾听说第200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艺术家，皮肤很漂亮。是不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没有人活着离开中国。
藏族消息人士们估计，在该年的打压中，有5000名抗议者消失了。许多人被送到了青海，一个可能是活摘器官的中心。但这只是揣测。台湾调查活摘器官的医生们及那些安排台湾患者到大陆接受移植的医生们都同意的一点是：在奥运会闭幕式后，会再次打开摘取器官的门。
想到如此多的良心犯因被摘取器官而被谋杀，这是一个邪恶的罪行。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或许可以安慰自己说没有骨头（证据）。但是直到这个党垮台，中国人民开始在坟墓和骨灰中搜寻之前，都不会有的。
（本文译自Ethan Gutmann于2008年8月发表在《标准期刊》杂志上的调查报告，题为“中国可怕的摘取器官（China's Gruesome Organ Harvest）”。译文有删节。）
原文：China's Gruesome Organ Harv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