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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调查:巡回尸展 神秘中国亡魂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我迈出了第一步,走进在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展览——“人体世界(Body Worlds)”,它点燃了我的记忆。我所站立的这个房间,幽暗、阴沉,静得出奇,这里展出的是不同发育阶段的胎儿,它们被放置在一圈立着的石头上。该展览的策划者——德国医生冈瑟·冯·哈根斯(Gunther von Hagens)从这些小小的遗体中吸掉了所有的液体和脂肪,然后用其“塑化过程”向软组织中填进硬塑料。

通常,如果你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胎儿,它是漂浮在一罐液体里的,颜色是红色或是黄色,而且是半透明的。这些尸体看上去是清一色的灰色。这让我想起了我儿子出生时那个凝固的画面,他早产一个月,是剖腹产:当医务人员把他从我太太的子宫里拉出来时,只是那一瞬间,他的身体看起来发灰。

我是带着挑剔的眼光来到的维也纳,来质疑这个巡回展览的最新版本中(首创于1995年,但现在的规模要大得多)是否可能包含那些来自中国的政治犯和宗教犯的遗体。是冯·哈根斯把我吸引来的。该展览标出的展出目的是健康教育。我仿佛听到“科学道理”在悄悄地说:这不就是生命的秘密吗?你的好奇心很好。打消顾虑。往前走,走进去。我同意了,走进了冯·哈根斯这个怪胎秀。

一开始展出的是一名男子,除了靴子和滑雪板外他一丝不挂。他正在展示一个完美的劈腿。他的皮肤被剥去了,暴露出里面的每一根筋腱、每一块肌肉。他的眼睛专注地直视着地平线。然而,从他的头骨往下,他的身体被劈开,锯成了两半。

我走过几个展室,有的尸体被摆出庄严的姿势,有的则不堪入目。例如,有一具遗体在与一名假想的对手下棋。很显然,冯·哈根斯也希望自己能被当作一名艺术家来获得赞赏。但他挑战了奸尸的禁忌。在展会的出口,一对“夫妇”被悬挂在半空中,“做着”凝固住的性交姿势,这一姿势为色情片的导演们青睐。

此刻,有些10岁的孩子们在穿过这个房间。但这不是我关心的。让我心里难受的是其中的一些遗体,尤其是那些女性,她们的腿不同寻常的短。那些腿的一些特征,加上小的精致的颅骨和小骨架,看上去像是中国人。

在展览中,照道理不应有任何中国人的遗体。但是,问题复杂之处在于:实际上有两个相互竞争的展览在全球巡回,冯·哈根斯的“人体世界(Body Worlds)”和由美国娱乐公司Premier Exhibitions管理的“人体展览(Bodies: The Exhibition)”。后者的遗体是由冯·哈根斯的徒弟隋鸿锦教授提供。

回溯到1980年代后期,在德国,冯·哈根斯梦想着要塑化尸体,他的学生隋鸿锦说服他说在中国做塑化处理会更便宜。1999年,冯·哈根斯的大连生物塑化公司得到了大连市官方批准。2001年,在冯·哈根斯的指导和隋鸿锦的管理下,该工厂开始迅速产出塑化尸体,一些医学机构支付数十万元来购买一具标本。同时,隋鸿锦秘密成立了自己的塑化厂,该厂最终成为大连鸿峰生物技术公司。冯•哈根斯发现后把隋鸿锦逐出了自己的公司,隋则开始了“人体展览”。

2008年,一位匿名的大陆举报人出现在美国广播公司(ABC)调查性新闻节目“20/20”中,称在隋鸿锦的展览中,那些标本是在中国被处决的囚犯。事后该举报人又撤回了声明,称是冯·哈根斯让他来诋毁隋鸿锦的。然而,此后,Premier Exhibitions被迫在其展览入口处张贴一份声明,称“本展览展出的中国公民或居民遗体,最初来自中国警方。中国警方可能是从中国的监狱获取的遗体。Premier Exhibitions无法独立核实你正在参观的这些人类遗体是不是那些被关押在中国监狱里的囚犯。”

冯·哈根斯自己避免了这一义务。他在此前一年已关闭了其在中国的业务,在“20/20”节目中他眼泪汪汪地声称他单方面焚烧了他所有的中国公民标本,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合法捐赠自己遗体给科学的白人。

也许,无疑有的白人也有腿短的。但巧合的是,在维也纳的展出中,这些短腿人的面部肌肉都已被系统性地剥除了,以至眼尖的解剖学家也无法看出亚洲人或其他奇怪的特征。譬如,一名女性的遗体,除了骨架,只剩下每一个复杂的蜘蛛网似的神经。这是一个惊人的景象。试想一下,一个训练有素的塑化专家,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够剥去一具遗体上的每一点皮肤、肌肉和内脏器官。六个月?现在让我们从冯·哈根斯的心态来想一下:您已经在这些遗体身上创造了“艺术”;已经命名好了,摆好了姿势,“热爱”它们。你会仅仅因为那个叛徒隋鸿锦而毁掉你精心制作的这些手工艺品吗?也许会,也许不会。那会不会是因为遭到了被中共当局官方打压的法轮功团体的抗议?

1990年代在中国风行的佛家功法法轮功,是围绕塑化业提出的新的质疑中心,尤其是隋鸿锦的塑化厂,因为他已售出了估计有1000具塑化的中国人遗体。法轮功很快成为中共政权偏执心理的受害人。当时有7000万人炼法轮功,比中共的人数还多。而且,法轮功还致力于中国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真善忍”,并没有要嘲弄这个以原法西斯为目标的“新中国”。在1999年,镇压开始了。

2006年,法轮功指控中共从还活着的法轮功信仰者身上摘取器官,供移植之用。当时我并不完全相信这种指控。然而,在做了广泛的调查后,包括采访了100多名法轮功难民和世界各地的医疗人员,我得出的结论是该指控不容忽视。

在中国,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是一个确凿的事实,手术摘取肾脏、肝脏、心脏、肺和眼角膜通常是在军队医院里进行的。在理想情况下,该过程是在囚犯遭受极端的物理冲击(例如子弹)或高度镇静剂下进行。无论哪种方式,如果在摘取完成前犯人仍然活着,器官受体的排斥几率会更低。其中一些,或许是一小部分,是为那些老干部而“下单”摘取的,其余的出售给富裕的中国器官接受者或来自日本、欧洲和北美的器官旅游者。维族人也有被摘取器官的。很可能藏族人和家庭基督徒也有,然而跟法轮功相比,数字微不足道。我估计有6.5万名法轮功被当局秘密地置于刀下。这些程序没有任何法律可言,即使按照中国模糊不清的法律标准,没有法轮功受害者犯有死罪。

在我得出这些结论之前,一些老年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耐心地告诉我,冯·哈根斯和隋鸿锦展览用的遗体是法轮功学员的,令人发指地做展览,供人们娱乐。我忽略了她们的说法。我想,这太耸人听闻了。但在维也纳,我注意到了在展出的一些塑化遗体中,肝脏和肾脏看上去不见了。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些遗体被用作了双重用途?他们的器官在塑化之前已先被摘走了?而这些肾脏和肝脏在一些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的老年人身体中依然活着?

目前的问题是,该展览是一个哑巴证人,而来自中国的举报人又是保密的。但是,在中共内部,一起意外事件也许能解开一点这个谜团。

回到2012年初,中共领导层按照预计会平稳过渡。胡锦涛将在秋天下台,而不同派系,所谓的改革派和强硬派会悄然竞争,然后一致定下一名新的领导人。习近平(现在的国家主席)当时在候选人中领先,而一些忠于江泽民的强硬派在力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他通过“打黑”运动打造了一个强大的民粹主义形象。

然而,薄熙来的角色被他长期的得意门生——重庆市警察局长王立军致命性地摧毁了。2012年2月6日晚,王立军装扮成一名老妇人,坐上一辆车,驱车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约30个小时,王立军吐出了有关他老板的机密信息,并要求庇护,而薄熙来让警车包围了领事馆。最终,美国国务院把王立军交给了中国当局。几乎所有西方媒体都报道了此事,仅仅一个月后薄熙来被撤职。

标准的传媒解读是,薄熙来的妻子谋杀了一名英国侨民尼尔·海伍德。不同寻常的是,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被允许报道这一谋杀案;同样不同异常的是,西方和中国媒体报道的基本上是相同的故事。这应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尽管该事件充满耸人听闻的元素,但没有因此显著地威胁到共产党。

另外一种调查者可能会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这起谋杀案是否在转移视线?实际上存在另外的东西,就是王立军可能已向世界透露了有关他自己和薄熙来的事,这些远远更有损党的形象。

1999年后,即使按照中国的标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骚扰、逮捕和折磨程度凶猛惊人。而在西方社会,修炼法轮功的学生、学者和专业人士发现他们孤立无助。在西方,他们能够自由地举行公开抗议。而一些人性格安静,对于参加酷刑展和游行等活动不那么适应,他们也缺乏经验——如何用有说服力的方式(把迫害)展示给西方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查看中国互联网上被忽视的角落。这种松散的全球联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长名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多年来,他们辛劳地准备出详细的报告,但很少有西方人阅读。

在王立军前往成都美国总领事馆几天后,该联盟的调查员Lisa Lee挖出了2006年王立军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典礼上一个高度不寻常的讲话,他说“对于从警多年的民警,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的时候,都会为之震撼”。

辽宁省是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原始根据地。当薄熙来从大连市市长升为辽宁省省长时,王立军也成为锦州市警察局长,并指挥“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根据中国官方一篇对2006年同一颁奖典礼的报道,王立军和他的中心因开创性地使用一种死刑毒针,解决了在中国困扰了十年的摘取器官问题——如何从活着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又不引发肌肉不自主的抽搐或损害到肾脏或肝脏,而获得“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王立军和他的机构督导了器官移植“几千个现场集约”。

2012年3月15日薄熙来被解职。四天后在北京,夜间出现了奇怪的军队调动,这表示党的领导派系斗争出现了激化。第二天,“活摘”和“王立军活摘”突然在中国国内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解禁,摘取器官的报道被解除审查,历时一个晚上。三天后,中国卫生部领导人高调公开宣布,称他们将在三到五年内停止摘取死囚器官(未提及良心犯)。

王立军在薄熙来领导下营运中国其中一个最大的摘取器官商店泄露出来后,这是中共领导层在做回应——首先在百度上看到派系的动作,然后与医疗界领导形成统一战线,发布该公告。我采访的曾被关进劳教所的法轮功难民提供了间接的证据:证人们一致指出,辽宁省,包括具体的地点,如医大、苏家屯和大连,从2001年至2005年是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震中。显然,锦州也在该名单上。

冯·哈根斯在大连的工厂1999年遇到了问题。正如冯·哈根斯当时抱怨的那样,中国人不捐献自己的遗体。也许塑化工厂可以使用无人认领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遗体,但中国的尸检法规要求这些遗体需在太平间里存放30天。成功的塑化要求在死亡后不久先注射福尔马林,再注入硅胶。摘取器官的蔓延有可能挽救了塑化工厂,从2001年开始,在辽宁省出现了四个有利于这两个程序的条件。

首先,大量新鲜遗体的供应:随着大批法轮功学员被关押(我估计在2000年和2001年,约有50万到100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拘押),我认为进行了大量的秘密手术,令到年龄介于25岁至40岁、没有外伤的遗体突然供应充足,这正如冯·哈根斯在一个内部通信中指出,这恰恰是他所需要的。

当薄熙来升任辽宁省省长时,他下令大规模扩建各式拘留设施,尤其是在如锦州、大连及沈阳附近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维族人、某些基督教家庭教会人员和藏族可能成为被摘取器官的目标,但证人们一致报告说,辽宁关押了大批“无名”的年轻法轮功学员,他们为了避免让家人陷入困境而拒绝透露姓名。

第二,国际销售:随着器官摘取业的增长,辽宁省制定了谨慎的程序,向来自欧洲、日本和北美的器官旅游者销售医疗用品,及邀请外国的医疗投资。在1999年,冯·哈根斯在“星海友谊奖”颁奖仪式上亲自接受了薄熙来颁发的获奖证书和奖章;后来,据隋鸿锦说,冯·哈根斯曾炫耀他与薄熙来的密切关系。

第三,辽宁公安局协同:追查国际的一名调查员给隋鸿锦的电话中,隋鸿锦承认他塑化的大多数遗体直接来自大连市公安局。搭着薄熙来的顺风车,时任锦州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其职位。辽宁省公安局的其他官员似乎与薄熙来所代表的派系充分保持一致:该派系是江泽民的忠诚者,他们靠选择站队和靠迫害来立业。反法轮功的运动如火如荼。那些想要出人头地的人必须显示出他们是多么强硬。

第四,合作:象王立军的摘取器官中心需要有稳定的囚犯(来供给有钱的外国人进行组织匹配),及塑化工厂(来满足医学院和雄心勃勃的全球展览需求)。然而,王立军和像他一样的人不必与冯·哈根斯和隋鸿锦争夺尸体,通过维也纳展览来判断,他们可能是在共享。《明镜周刊》报道了截获的2001年底隋鸿锦给冯·哈根斯的一封电邮:“今天上午,两具新鲜、最优质的尸体运到工厂。几个小时前才刚摘除了肝脏。”显然,遗体在抵达塑化厂前已在另一个地方被摘取了器官。考虑到从器官摘取到随后的塑化,其中的巨额利润能让一具遗体获取高达40万美元——在锦州摘取器官,然后开车四个小时送到大连。只要一具遗体在死亡24至48小时内抵达塑化厂,就可以被用作塑化。

是不是良心犯的遗体被专门用来摘取器官?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吗?也许不能。当冯·哈根斯坚称他烧掉了他所塑化的所有中国人的遗体时,他当然有可能说的是实话。隋鸿锦也称他们塑化的遗体中没有良心犯的遗体,虽然这些遗体来自公安局。但如果要追究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有个办法:测试DNA。

我咨询过一些医疗专家,他们说可以从固定的解剖标本中提取DNA,来证明亲缘关系。换句话说,可以从两个展览的遗体中获取样本,测试冯·哈根斯的标本是否全是白种人,然后看看有没有符合中国人的DNA,也可以对隋鸿锦的展品做同样的测试,然后与那些在大量塑化的年份、因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被公安局抓走的、被强迫失踪的人士的家人进行DNA对比。

能发现匹配的吗?最初,可能会比大海捞针还难。但是法轮功的明慧网公布了一份不容忽视的辽宁省失踪法轮功学员名单,可以联络他们的家人。如果有足够的家庭开始意识到这方面的努力并提供样本——一点点唾液是最好的,那么找出匹配的机会将大为增加。

当然,国际机构也应该扮演一些角色。欧洲议会副主席Edward McMillan-Scott建议建立一个数据库,异议人士可在里面记录下谁抓捕的、谁审判的、谁酷刑折磨的,以便当改革或革命到来时,至少有伸张正义的机会。

让我们更实际的来看看中国人!他们已经受了太多的磨难。更何况,最先进的中国实验室可能在10至15年内将可以培养出肝脏。所以对他们来说,移植器官的来源不再是让人心痛的道德问题。对我们也不是。然而,在此让我们最担忧的是:虽然生命难免一死,但是人类无可避免地堕落到大规模谋杀之中。

(本文译自Ethan Gutmann于2013年7月发表在美国《旗帜周刊》上的文章,题为“在展出中的遗体(Bodies at an Exhibition)”)

原文链接:Bodies at an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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