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聚会新话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富豪们只要聚在一块，话题慢慢地便会集中到移民上。

10月1日，41岁的上海商人马浩又要再一次离开中国。为老父亲过完70岁生日后，与定居在新西兰奥克兰市的妻儿团聚。这一次驻留新西兰的时间将是两周。

这已是今年马浩第五次飞往南半球，手持永久回头签证（IRRV）的他，可以随时进出新西兰。移民5年，马浩已经适应了一家三口分居两个半球的生活，他能够准确地报出上海经停香港，然后直飞奥克兰的多个航班号。“机长的长相和姓名我都记得很清楚。”马浩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一边摆弄着手中的iPad，里面有10岁儿子参加学校夏令营的照片。

马浩正是当下中国数目不详的隐秘裸商群体的一员。所谓的裸商，是指通过投资移民方式将资产和家庭转移出境，而本人仍在国内经商。舆论对这个群体的质疑是：用实业做抵押，获得贷款后去海外投资移民，或事先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等时机“成熟”即宣告破产自己逍遥国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大陆超过16%的富人已移民海外，或是正在办理移民手续，44%的人准备离开。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日前在其微博就如下问题发表观点：

中国民企艰难生存原因何在？

近来中国经济数据继续走弱，特别是民企状况不好。一般认为是欧美经济所致，其实更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新《劳动法》以及各地不断升高的最低工资(愿望好)，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二是不受制约地增长的企业税负；三是继续强化的国进民退。这三座大山挤压下民企怎能有活下去的空间？经济下行是体制所致。

怎么看中国经济结构的劣势？

中国经济以外需而不是以内需驱动，其实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逻辑上，渐进式改革必然不会以产生内需的制度改革起步，而是在不改变根本制度前提下先引进外需，由外需启动国内增长并挑战、松动既有利益格局。这样做就形成对外需的依赖而内需总缺少动力。外需带来的早期增长培植既得利益群体，再改就难了。

"国有"是不是"全民所有"？

只要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没有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的名字下，"国有"就不是"全民所有"。只要公民没有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权和控制权，国有只是为少数掌权人提供便利。

国资委投资与私人机构的投资有何不同？

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中日两国国民的感情也陷入深谷，达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由于冷战后中日关系长期恶化，两国关系即便一时出现了改善的迹象，也存在着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一面。

历史原因挥之不去

与中日关系的长期冷淡、恶化相关联，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国家的负面印象也长期居于高位。日本非盈利团体“言论NPO”2012年的舆论调查显示，中国人对日本持坏印象的比例依然维持在六成以上，数值由去年的65.9%微减至64.5%。中国人对日本持有不好印象的理由，大部分集中在“日本对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日本历史教科书的问题”等方面。

而日本人对华有坏印象的比例由去年的78.3%提升至84.3%，为8年来的最高值。对中国持良好印象的比例仅有15.6%，较去年的20.8%下降了5个百分点。日本人选择对中国印象不佳理由的第一位（54.4%）是“中方在确保资源和能源上以自我为中心”；居第二位（48.4%）的是“钓鱼岛问题争端”。

抢钱并不一定要用枪！欧美的银行家靠着每天早上确定的一个小小数字，就能把上亿的财富划入了自家的口袋；与此同时，他们还领着天价的华尔街薪水。

这些年来，欧美金融界爆出了多起大大小小的丑闻，小到使一个金融机构损失数百万，大到可以使百年银行倒闭。而这其中，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巴克莱银行操纵利率的丑闻。

7月4日，巴克莱银行前CEO戴蒙（Bob Diamond），在英国议会委员会（British parliamentary committee）前作证，回应有关巴克莱银行操纵利率的丑闻。他说“其实，在同行业中，伦敦银行同业拆息的问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种做法又不止巴克莱一家……”接着，他继续说道，“从2007到2008年间，协会下的16个家银行机构中还没有一个像巴克莱那样，在报告三个月银行同业拆息率高低上更加一致了……”意思是，我们巴克莱其实还是做得最好的一家！

全球货币进入新时代，即与信用脱钩的狂放时代。

9月6日，欧洲央行公布“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9月13日，美联储推出第三轮货币量宽(QE3)，每月购入400亿美元的按揭抵押证券(MBS)，直至美国失业率“实质改善”为止。9月19日，日本中央银行追加货币宽松措施，将用于购入资产的基金规模扩大10万亿日元(约合1264亿美元)，其中5万亿用于购入短期国债，5万亿用于购入长期国债。这是今年4月份以来日本央行再推货币宽松措施。日本央行还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继续维持在零至0.1%的实质零利率水平。

纸币与黄金等贵金属脱钩后，成为失去主心骨的“风中扁舟”。全球主要央行基础货币发行三步曲，第一步通过美元与黄金间接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第二步美元与债券市场信用挂钩，销售多少债券发行多少货币，虚拟市场涨跌，账面财富高低不影响基础货币。其他货币或者挂钩一篮子货币，或者继续挂钩美元，或者走信用之路；第三步，美联储根据美国经济、就业与通胀数据决定货币发行数量，全球货币被美元绑架，跟着美元汇率与美国经济走。

“人一走，茶就凉”。这是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面阿庆嫂的话，也是六十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这台政治闹剧中最常见的桥段，其中折射出的不仅是官场的势利，世态的炎凉，更是马列唯权主义最真实的写照。在这个权力就是一切的畸形社会里，名誉、地位、金钱、美女，一切都围绕着权力运转，一切都听从权力的指挥，一切也都按照权力来分配。有了权力，你就是这一切的核心，就是这“人间天堂”的上帝。没有了权力，你就是狗屁，甚至连狗屁都不是了。

在这样一个“人间天堂”里，一旦拥有了权力，享受过权力带给自己与家族的无边“法力”，谁还愿意放下，谁还舍得放弃呢？就算自己愿意，家里老婆孩子、姑爷儿媳、侄儿外甥都不愿意，多年来跟随自己的一班亲信部下，喽罗马仔更不乐意。谁都想背靠大树好乘凉，谁也都知道人一走，茶就凉。尤其是二代以下，没有了当年血肉横飞的战场上结下的情义，有的只是皆为利来的投资、巴结，皆为利往的利用与背叛。

闲时翻阅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版四川《江油县志》，发现县官和县吏工资收入差距特别大，县吏工资收入十分微博。

据《江油县志》记载，那时县级政府中，被称作官的，仅有知县、巡检、典史、教谕和训导等四五人（大多数县未设巡检司）。知县年俸45两，加养廉银600两，计645两；巡检年俸31.52两，加养廉银90两，计121.52两；典史年俸31.52两，加养廉银80两，计111.52两；教谕、训导年俸各40两，这二位文教官员也许是没有腐败的条件，而没有养廉银。

县衙分设快、皂、壮“三班”和吏、户、礼、兵、刑、工等部门，加上巡检司、典史署和教谕、训导署“四大班子”，共有衙役77名。除8名“民壮”（重体力劳动者）和6名弓兵（技术兵）每人年薪8两外，其余63名占衙役总数82%，每人每年仅有6两，这些人包括门子（门卫）、皂隶（警务人员）、马快（特警）、仵作（法医）、轿伞肩夫（服务人员）、禁卒（狱警）、铺役（邮差）、仓夫（粮食保管）和膳夫（炊事员）等9个工种，不分科、股级，不讲工龄长短、技术高低、文凭和贡献大小。

年薪六两银过什么样的生活

在我手上，有一份明朝万历年间御膳房的食料清单。皇上一天要享用如下食物：126斤猪肉，5只鹅，33只鸡，60个鹌鹑，10只鸽子，20斤香油，22斤面。此外，还有杂七杂八的各色物品：从16斤核桃到8斤白糖等等，皇帝都要一天之内消受掉。

折算下来，皇帝每天的伙食标准大约是16两银子，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大约是几千块钱的样子。钱数虽然听着不大，但落实到猪肉、香油上面，那数目听了就让人倒胃口。这些钱要是买成双头鲍之类的东西，列成菜单就会让人看着舒服得多。

这个情况到了清朝，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清朝的宣统皇帝在回忆录中也记录了自己的食物清单，按他的说法，他在5岁的时候，一年就已经要对付大约一万斤猪肉、将近3000只鸡鸭。

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因为御膳房有自己的考虑。

除了列在清单里的常规食物外，皇帝想吃什么新鲜东西，当然也可以自己张嘴要。但是皇帝一张嘴要个什么东西，就会带来无穷的麻烦。

比如明万历的父亲隆庆皇帝，特别喜欢吃驴肠，虽说皇帝也不是天天吃驴肠，但御膳房还是每天要杀掉一只驴准备着。这还是驴子，要是皇帝哪天吃中了一块鲸里脊，又该如何应对？所以最深谋远虑的办法，就是不让皇帝吃到鲸里脊，最好让他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吃一些寻常的肉类，比如猪肉。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如果没有资历和出身等政治资源可以利用，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具有良好的人脉关系，这是社会生活的第一生产力。

经过了被刘高迫害的清风寨事件后，宋江对朝廷失去了信心，决定带领花荣、燕顺等人上梁山。在半道上的一家饭馆里，因为座位问题，燕顺等人和石勇发生了冲突。石勇口气很大：“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下的泥。”宋江就问这两个人是谁，石勇告诉他，一个是柴进，一个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石勇还补充强调说：“只除了这两个人，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

石勇并不认识宋江，居然把这个小小的押司看得比皇帝还重，可见宋江在社会上的名望。在北宋帝国时代，既没有专门的造星公司，也没有搞有偿新闻的环境，更没有高度发达的网络传媒，宋江在江湖上竟然有如此的名望，手段的确非同一般。千万不要小看名望，宋江能从一个县衙里的小吏，成长为江湖中人人称颂的及时雨，进而当上了让徽宗夜不能寐的梁山首领，主要得益于名望。

一家每年学费超过20万元人民币的英国贵族学校，却委身于北京北三环安贞西里这个老旧的居民区里，哈罗公学因此很有点大隐隐于市的味道。关于这间英国学校，人们知道得最多的或许就是它与伊顿公学齐名，是英国贵族学校的代表，薄瓜瓜曾经在者所学校就读。而如今，在北京也可以看到它那漆成蓝色，绘有其特有的草帽标志的校车出没。

这间哈罗公学北京分校，就是继在曼谷设立分校之后，哈罗在亚洲开办的第二所学校。

居民区里的贵族学校

意大利人亚力桑德罗自从哈罗公学在北京设立分校开始就在此工作了，他教授的科目是艺术，从2005年至今已有7年之久，用英国同事的话来说，他已经成了这里的一个“老家具”。在那之前，他也曾在中国的大学里做过老师，不过他更喜欢这间英式学校的氛围和理念。“在这里会比较自由，学生也可以被鼓励进行各种尝试和创作。你看到走廊上的学生作品了吗？有些真的很优秀。”亚力桑德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