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预测，经济学家们最爱讲的一个例子是阿罗的经历。“二战”期间的阿罗曾受雇于美国军方的气象部门，担任天气预报员。他和他的同事们在核实了大量的气象资料和曾经做过的预报后，最终无奈地意识到，预报一个月以后的天气是徒劳的，那无异于碰运气。于是他们就向上司反映，要求不再做类似的预测。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却是：“总司令完全清楚预测是不准确的，但是他需要这些预测供计划之用。”
这的确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阿罗经常在课堂上用这段经历向他的学生说明：大多数人都低估了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在为某人或某个社会设计具有广泛影响的政策时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根本无法预见后果；研究不仅应该有成果，还应该有对不完备性的暗示。
未来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不确定性更加明显。因此，对一国经济，特别是对一个大国的经济做出准确的预测几乎是不可能。对于这种不确定性，人们喜欢举出蝴蝶效应的例子来说明。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混沌学开创人之一E.N.洛伦兹在美国科学发展学会第139次会议上发表的题为《蝴蝶效应》的论文指出，“巴西丛林一只蝴蝶偶然扇动翅膀，可能会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后来，蝴蝶效应指貌似荒谬的论断，却往往能在后来的事件中找到诠释。但是，面对龙卷风，谁能想到其初始原因来自巴西的那只蝴蝶呢？
因此，如果翻开经济学家们的预测纪录，你会发现，他们的大多数的预测都是错误的。至于那些国际上著名的机构的预测，也大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所以，保罗·萨缪尔森说：“在决定论的事实和概率论的法则之中，精确充其量是局部的或大概的。”其原因恐怕在于很多问题都是“在此之前，但并非因此之故”吧。也许正因为如此，经济学才被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算得上是科学。
这样说来，多少有些不可知论的色彩。人们可能能够对短期内的经济作出预测，但是长期的经济预测和长期的天气预报一样根本无法作出。也许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才会针对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预测，以提高自己预测的精确程度。
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说，修正了的预测就是另外的一次预测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话是说，河水在不停地流动，当人第二次踏入这条河流时，接触的已不是原来的水流，而是变化了的新的水流。修正了的经济预测也是这个道理。从这一点上来说，人们对经济的预测只能无限的接近现实，而很难与现实完全吻合。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需要预测，需要盘点，需要分析。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公共知识”，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公共知识，而不是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经济学家们似乎对经济预测也是乐此不疲。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经济运行当中确实存在着预期的自我实现现象。在经济学家和经济运行之间可能确实存在着互动关系。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将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互动描绘成“测不准”(原理)，哲学家卡尔.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则用“俄狄浦斯效应”来描述这一现象。
况且，正像奥斯汀·罗宾逊教授说的那样，错误概率为百分之五十的预测要大大好于不做任何预测，因为不做预测意味着完全在黑暗中做出决定。当然，要想使预测或预期最终能自我实现，其基本条件之一在于预测者必须足够权威。这既包括你以前的预测成果的记录，还涉及以你的名望和人际关系来实现某些特定目标。
资本市场更重视短期预测，最大的目的还是在于可以形成共识，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而长期预测，对资本市场意义不大，投资人主要还是适应趋势而非预测趋势。如果你总能说对趋势，那么你几乎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
罗马俱乐部的骨干成员，现任布达佩斯俱乐部主席的拉兹洛曾经说过：未来不是被预见，而是被创造。拉兹洛的话本身是希望通过意识革命来达到改变人们价值观和行为的目的。而我却这样理解：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因为预见本身就是创造的过程，所以我们很难预见我们正在创造的未来。但是预见本身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未来可能性的判断。从这一点上说，预见是重要的，因为他满足了我们对未来憧憬的好奇心。
对经济做出盘点、分析，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对未来的预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人们并不太会去在乎，人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但有一点需要我们明确，那就是千万不要迷信经济学家们的预测。格林斯潘曾经不无调侃地说，如果你说你听懂了我的话，那你肯定是没有听懂。套用格老的这句话，那就是如果你说你听懂了经济学家们的预测，那你肯定是没有听懂。
所以，这个世界看起来可能是矛盾的：人们需要预测，不是因为预测是否准确，而仅仅在于人们需要一个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