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台湾担任过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当时政府中的蒋孝严“部长”，首开先例，会在外宾来访的场合，同时邀请反对党人士参加餐会。有一次，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代表到台湾访问，我也获邀担任陪客。一大张长桌，坐在我左边的是政府部门专员，右边则是一个身材魁梧但个性内向的共和党代表。我努力开启了几个政治话题，那个代表都只给我礼貌却冷淡的响应。我只好问他来自哪一州，他回答：“印第安纳州。”我很自然地顺口说出：“啊，赖瑞·博德（Larry Bird）的家乡。”他立刻眼睛一亮，“你知道博德？”
我讲起博德当年在印第安纳大学领军和UCLA争战的往事，博德加入波士顿塞尔蒂克队(凯尔特人队)后的丰功伟绩，讲到博德退休前最后一次带塞尔蒂克队打NBA季后赛的悲壮经过……
那一餐饭时间突然过得特别快。告别时，身边那位印第安纳州代表还坚持第二天早上一定要到办公室来找我，把没聊完的话题继续聊下去。
这是我在美国留学时培养出来的习惯与本事。在美国经常要参加各种派对，派对里一定会碰到各种不认识的人，派对上没有其他节目，惟一要做、惟一能做的事，就是聊天。可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之间，该聊什么？
最容易找到共同话题的，就是运动。大部分人都看球赛，都有支持的球队，也都有崇拜的球星。一谈起球，马上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除了球赛，另外最值得一试的，是正在上演的电影、戏剧，美术馆正在进行的展览，或是几天内刚刚演出过的音乐会。很高比例的人，参加了这些文化活动；更高比例的人，就算没去参加，也都听说、了解这些活动的信息，一聊就可以聊上一阵子。
华人圈没有这种派对文化。事实上，我们的聊天能力正在快速衰退中。我们聚会最常见的形式，是大家一起吃饭喝酒、一起看电视、一起到KTV唱歌，这些形式有个共同点——都不需要跟别人聊天。
饭局上有人谈生意，咖啡厅里熟朋友可以交换心情与八卦消息，但这些都和派对聊天不一样。派对聊天是没有特定目的的，而且派对上很多时间是跟从来没见过的人聊天。
问问对方从哪里来，聊聊自己的家乡，风土、美食、景点、趣事？不幸地，我们很容易遇到差不多出身经历的人，而且大家对家乡的认识往往也很皮毛，缺乏历史，缺乏故事，当然也就没法让话题持续进行。
两相比较，比出了与美国的巨大差异——丰富的文化生活。什么是文化？文化没那么了不起，文化也没那么稀罕困难，文化在生活里，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无目的地感受享受，而且会很乐意拿来跟别人聊天分享的活动。
文化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才去参与的，文化本身就是目的。为了享受听音乐的快乐，所以我们进音乐厅去；为了享受看到美术品的那一刹那激引出的视觉感受，所以进美术馆去。
文化是和人分享的最佳话题，一是因为文化依赖真实感受，可以把感受跟别人交换；二是因为文化是感动是享受，所以不会引起彼此的争执冲突；三是因为文化有多层丰富内容可供挖掘牵连，能够让人兴味盎然地一直聊下去。
人与人之间聊不起来，一部分源于文化生活的贫乏。在我们的社会中，碰到陌生人，谈书谈音乐会谈美术展览，谁理你啊？所以我们只好设计各种方式，让不熟悉的人可以表面上聚在一起，实质上没有什么生命交流；可是万一这样的形式维持不住，真要聊起来往往就“险象环生”了。
一不小心，话题就朝别人的隐私上走去。问人家的婚姻，问人家的小孩，问人家的工作甚至薪水领了多少。这种游走在隐私边缘的话题，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而且很少对参与谈话的人有什么正面影响吧！
再不然，就只能以消费别人的隐私作为话题。哪个明星的婚姻，哪个高官的绯闻，不干谈话者任何事，但大家可以放心评头论足。讲的内容通常没有一点和事实相关，久而久之，习惯如此谈话的人也就松懈了任何对事实的信念与坚持。
现代人不可能真正独居，不可能不和别人互动，也就不可能不找话题跟别人说话，缺乏文化生活，这个社会很多人就无法以文化感受与享受作为自然话题，他们要么就必须找出办法逃避真正有意义的谈话，要么就必须依赖其他话题来撑起互动。
一个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八卦谣言？归根结底，跟大家生活里少有可供谈论的文化活动不无关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