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网路图片）
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在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如今，又身在何处？
乱世狂女聂元梓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聂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候补中央委员。
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１９７１年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１９７３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１９７５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９日，锒铛入狱。１９８４年，聂元梓因患病被“保外就医”。１９８６年１１月被“假释”。
地派女杰谭厚兰
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插手北京市各高校，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武斗。
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２００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９日至１２月７日，他们共毁坏文物６０００余件，烧毁古书２７００余册，各种字画９００多轴，历代石碑１０００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７０余件，珍版书籍１０００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１９７０年６月，清查“５－１６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１９７５年８月，对她的审查结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１９７８年４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１９８２年６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予起诉的决定。１９８１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９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１９８２年１１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４５岁，没有结婚。
王大宾几度风雨
１９６６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到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中，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１９６８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１９７１年，王大宾因“５－１６”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１９７８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１９８３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之后，他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１９８５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６９元。王大宾后来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天派“领袖”韩爱晶
“文革”开始后，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２８个昼夜中，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穴即总司令的代名词？雪。
“大闹、大名、大权是造反当官”的三部曲。韩爱晶审时度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同志。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幸亏周总理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３５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１９６７年４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惊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１９６７年７月９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个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彭德怀。当时彭德怀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德怀，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带头对彭德怀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德怀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德怀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７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１９７９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１９８３年６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１５年，剥夺政治权利３年。
造反“司令”蒯大富
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１日，蒯大富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结果，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反蒯斗争，蒯大富被开除团籍。７月１８日，形势急转，毛泽东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很快，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人称蒯司令。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４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从５月２９日到７月２７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
７月２７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５名工人被打死，７３１人受伤。毛泽东震怒了。７月２８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点了蒯大富的名。会后，五大“学生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１２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
１９７０年，清查“５－１６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１１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１９７３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９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１９８３年３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有期徒刑１７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３１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１９９２年，他和妻子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