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所探讨的“弹性抗争”，恰恰是民众维护自己合法权力和利益时，花费代价和危险系数最少，见效最快的方法和手段。“弹性抗争”的这些方法和手段是“短、平、快”的，即：既能够比较快的见效，也容易使广大民众知道、明白、学会和真正实际运用，而且在整个社会也极易漫延、复制、模仿和举一反三的。
“维权”这个词汇在现今的中国运用相当普遍，这里所说的维权，仅仅指由于行政权力和中国明显的不合民众利益的政策性措施，而导致某些社会公民群体权力和利益的被侵犯和丧失。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由于政策性的调整，没有照顾到的下岗失业人员；城市拆迁中被强行侵占房地产的市民；农村失地的群众；以及其它由于政策性侵害的受害群体，这些侵犯与剥夺性的政府行为造成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因而全国各地的民众展开的各种“维权事件”此起彼伏，现今已经成为了一场全国性的汹涌蓬勃波澜壮阔的维权运动。
全国各地群体性的维权事件开始时,由于民众与政府之间力量强弱明显的悬殊和不对等,这些被侵权的群体表现他们的不满和呼吁，一般采取司法起诉、上访、示威等等方式，因为政府的高压和司法腐败，这些抗争的手段和方法收效甚微，个别的被侵权者因为合理的抗争结果遥遥无期，希望完全破灭，有些愤怒的个人甚至极端第采取了自杀、自残、伤害、暗杀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对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大的促进，民众对此也无动于衷。
本文所探讨的“弹性抗争”，恰恰是民众维护自己合法权力和利益时，花费代价和危险系数最少，见效最快的方法和手段。“弹性抗争”的这些方法和手段是“短、平、快”的，即：既能够比较快的见效，也容易使广大民众知道、明白、学会和真正实际运用，而且在整个社会也极易漫延、复制、模仿和举一反三的。
社会政治离开了广大民众的生计，也就是广大民众的权力和利益，可以说什么都不是，有政治愿望和诉求的朋友，如果看不到民众生存艰辛或无视民众的权力和利益，只是一厢情愿搞所谓的“上层构件”的政治运动，这样的“运动”往往成为无源之水，最终干涸，这些所谓的“革命家”也只能够落得个孤家寡人、穷途末路的结果。
真正的社会实干家必须客观地分析和利用各种社会的因素，植根在社会的底层，关注民众的思想和感情，关心于民众的生机和民生，与广大民众结合，为广大民众服务，这样才能够使自己的事业脚踏实地而卓有成效。
因此采取这些民众权力和利益有利的作法，才可能最大程度的使民众参与其中。等到在一个地方形成了一些特定的群体和群体抗争意识，然后首先冲击的是农村的祠堂，这些冲击好像仅仅只是对着农村的基层文化，但是恰恰是这些无害有利的冲击最初形成了农村的百姓们抗争意识和群体的可操作的斗争手段和方式，最终形成了农民的组织起来的力量和实力。才真正能够搞起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的政治化和军事化，从而赢得全国政权。
本文通过历史的和现今的一些实际成功的案例进行比较和分析，发现在中国现阶段，在民众集体抗争中，能有效的产生更有利于民众利益案例中，都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本文把具有这样特征的维权，称为“弹性抗争”。
弹性抗争的总体逻辑：理论和现实
因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大量不义和不幸是社会群体进行弹性抗争的原始势能，所以民众反抗社会的不义和不幸是具备着强大的道义力量的；但是也因为政府对社会的高压与民众个体抗争力量的分散和弱小这样的客观情况的存在，所以民众最起初的抗争必须采取无害有利的形式和方法手段，这样无害有利的形式和方法手段，本文就用八个字来进行概括：结社自保，弹性抗争。
目前中国民众没有力量不是真正的没有力量，而主要是因为个体的抗争力量是分散的，因为民众没有团结起来所以分散和弱小，“结社”：就是被侵权的群体的秘密联络，聚集各种分散和弱小的力量使之成为逐步强大的社会抗争势力；“自保”就是民众对于他们自身的正当利益诉求是能够团结和行动起来的。但是因为政府对社会的高压与已经“结社”的民众抗争力量还是相当弱小这样严酷的社会客观现实，既要有效有利的展开抗争又要回避掉政府使用他们手上的权力对抗争群体进行的伤害，所以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民众最起初的抗争必须采取各种有利无害的形式和方法手段，所以“弹性抗争”是目前民众唯一能够选择和必然采取的方法手段和形式，这也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道德理念所决定了的，就是“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
弹性抗争的方法手段和形式就是“以不被政府所镇压，不被政府所惩罚”为群体进行有效有利抗争的最大张力，弹性抗争的方法手段和形式能够做到：安全稳妥可靠、力量大小都能开展、逐步拓展规模，进而达到整个民众的维权运动以有理、有力、有利、有节来消解暴力维权。本文认为：因为社会存在并在发展着的这些大量的不义和不幸，民众中蕴藏着呼求社会正义的巨大力量，同样民众通过自身的抗争，逐渐地开始找到最合适于中国社会的抗争形式和方法手段，中国目前将进入一个“结社自保，弹性抗争，有理实效，发展壮大”的新维权时代。
本文略有删节 于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重编
（待续）
